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家庭几乎是每一个人最初进行社会化的场所，是每个个体加入的第一个群体，是最先型塑行动者认同的力量。家庭的结构关系、生活气氛，父母的行为理念、教育方式，家庭的职业及经济背景等等，都对个体的成长空间产生着影响，在此初步形成其或“遗传”或独特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继而影响其离开家庭之后的群体资格的选择与争取、认同化过程。
从主观因素来看，父母对子女的精神鼓励与期待可以成为子女认同建构的资源，使他们认为自己就应该“是那样的人，做那样的事”。然而，当父母对子女过多干预甚至强行主导子女的群体资格选择时，则会激发子女采取反抗或逃离的策略，摆脱其家庭环境对自己的不良控制与影响，为自己争取更广阔的认同建构空间。
从客观因素来看，父母所创建的家庭职业及经济背景也同样为子女的认同建构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源。家庭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所提供的后盾，使得个体行动者在争取某些群体资格时，可以拥有更加灵活、多元的选择与尝试及较少的后顾之忧。受访者YL表示她较强的自信来自家庭带来的安全感，父母总说：
你去闯，大不了闯不下去，回来给你找份工作。
她父亲也动用了一些职场资源协助YL的工作业务由深圳向家乡拓展。而父母的职业环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子女进入职业群体的一些认知与观念。受访者PHL在就职的第一家公司工作时，好几年都没有跳槽的想法，原因是父母一辈“铁饭碗”、“不流动”的职业观念使得子女也缺少争取更优职业群体成员资格的认知与积极性。
这些移民白领的家庭不论是来自教育和信息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还是资源相对丰富得多的城市，对子女的鼓励与高期待、对教育的支持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型塑这些成为社会高素质人才的子女的认同基础：将文化资本作为获得其他认同资源的原始资本。另外，型塑着父母认同的社会结构因素通过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权力，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塑造新生一代认同的力量。然而，家庭还只是一个起点。
故乡的土地，相比一个人在日后所往的他处，是具有原生意味的，使个体在生命伊始别无选择地接受它的洗礼与教化。具有反思性与能动性的个体不仅接受文化资源，也在通过主动的思考和具体的行动去选择文化资源，甚至重新选择其所在的文化共同体。尤其在时空脱域、流动着的现代社会，呈现出个体对所属群体自由多样的选择以及各群体之间的力量在个体选择上的影响的抗衡。受访者作为一线大城市的移民白领，其故乡基本上是在二、三线城市及乡镇、农村。“外面的世界”以其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与“原来的地方”争夺着个体对它们的认同。个体对遥远故乡的“反抗”背后隐藏着两条逻辑。
其一是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感与更为丰盈的物质及精神资源。在反思与流动的现代性中，人寻求改变的意识和突破界限的冲动不断增强。行动者所具有的“双文化或多文化心智”（赵志裕、康萤仪，2011）被来自外群体的文化力量充分开启，刺激行动者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走向丰富多元，不再局限于、满足于仅是工作岗位和家庭生活的稳定保障。行动者个体性的生涯设计、对自身的认同期待超越了原生文化共同体中传统的角色期待，完成这项生涯设计所需的资源往往也超越了旧的共同体所能提供的范围。
其二则是个体作为主体塑造其认同后，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霍耐特，2005：9）。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涉及两种不同面向的“不被承认”与“承认”。一方面是行动者由于其旧有的群体资格而不被其他群体承认，于是努力争取获得积极的群体特征，争取使他群体对“我”的认同符合“我”对自身的认同。比如出身于农村的受访者同样能考入重点大学、获得高薪工作。行动者故乡被贴上的标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行动者为承认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是故乡内部相对僵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人情世故观念，使部分行动者重返故乡时难以找到栖身之所，不能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承认，而“他乡”则提供了更大的被承认的可能性。很多受访者表示，回老家后面临更为复杂的人情世故和“关系”，在老家更大程度上是“后台”而非个人能力的竞争。在深圳则感到相对公平开放，只要自身有能力就可以被目标群体或所在群体认可。
当故乡不再是一个人的生根之处，“回不去的地方”或许才是它最恰当的定义。
经济重构、劳动力分化、职业结构与雇用关系变化等结构性变迁，必然会影响个体在职业当中建构认同的可能性（Leidner，2006：425-426）。对于本研究中的受访对象，他们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国家经济形势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个体职业选择的引导作用，继而影响了个体可调配的认同建构资源与认同建构过程。
大多数受访对象表示对深圳的选择首先是出于职业考虑。这种对于职业的考虑不仅仅着眼于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有无用武之地，更多地放在了该职业所在的行业在深圳的发展程度上。而深圳作为国家特地开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试点区，其主要行业（金融、科技）的部署与发展首先是由国家政策力量引导，继而由国内、国际各方社会力量来推动。白领们对深圳的信心，来源于国家对特区经济与技术发展的特有支持，国内及国际资本在此处的频繁聚散，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在此处的蓬勃发展，也来源于深圳独特的人口构成（即大量外来年轻人口）所带来的相对开放与平等的氛围。国家的经济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引导各行业的发展。而各行业的发展优劣与创收高低，成为行动者选择职业时的重点考虑因素。
职业不仅是重要的社会地位标志，其特征也因白领们“朝九晚五”甚至是“朝九晚无”地浸润在职业环境中，而内化为职业群体中个体的特征。职场作为一种与行动者亲密接触的强大力量场域，直接有效地型塑着白领们在各自职业群体中所具有的各异群体资格与相应认同。
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工作内容、职场氛围、价值观念。虽然个体在获得职业群体资格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职业环境濡化（enculturation），即适应了某种职业群体的行为方式，但是，有些个体顺理成章地建构了对群体的认同，也进一步影响着个体自我认同的重塑；而有些个体则难以给其群体资格负荷积极的价值与情感砝码，即难以建构对所在群体的认同感，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职业群体本身缺少认同纽带，亦即职业群体的特征（或言个体拥有的群体成员资格）与个体的自我认同存在冲突。
就职于深圳某著名互联网企业的ZW和LP两位受访者，将其职业群体及自身评价为“最前沿的”“和”“有一定情怀的”。而这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人文需求为导向，同时处于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领域的互联网公司正是以“做最受人尊敬的互联网企业”为其宗旨，并且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精神的培养、企业大学（即企业员工培训体系）的建设。即使是在“金本位”的市场逻辑下，创造了巨大经济利益的互联网行业，仍旧体现出“信息本位”与“技术本位”的思想，这与该行业所面向的工作内容本质相关。
就职于金融行业的受访者则在其言语中反映出该行业截然不同的现象。他们虽然获得了金融领域公司的群体成员资格，并且努力履行成员义务，但这一成员资格更多是作为他们积累经济资本的工具，而不是进一步建立个体认同的基础。他们对于所在职业群体的认同感并不强，既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认知评价，也没有对其所在职业群体产生较深的情感绑定（情感至多停留在人际层面上），在这个流动性极高的行业里做好了迟早离开某一公司的打算。
金融行业的认同困扰与其工作内容和组织形式有很大关联。金融白领们以“资金”为其工作的核心概念，彻底贯彻了“金本位”的思想。在“金本位”的工作内容与离散状的组织模式下，在需要随着资本不停流动的行业氛围下，公司没有必要也无法发展出凝聚各部分的企业文化，它仅仅是作为一个集合体而非有机整体而存在，难以促使其成员建构包涵着积极情感体验与价值承诺的群体认同。
目前深圳涌现出了充满活力的大小社会团体，以“兴趣”、“志愿”、“公益”、“自治”、“互助”等为主要特征标签，争取着行动者对它们的认同。在访谈过程中，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感受到了深圳浓郁的社会团体氛围的积极影响，有愿望、有计划或已经加入到这些社会团体中，以扩充自己生活的维度，获得更多乐趣，实现更多价值。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群体成员资格，可成为除职业群体资格外另一重要的认同建构资源。
受访者ZTT来深圳后加入了户外运动的社交圈。这个团体相比其他群体而呈现出的兴趣与精神特质、团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都通过她参与具体的团体行动，如一起户外旅行、一起做义工，使她产生对该群体的认同感；进而又内化为她的个体特征，使她将自我也认同为有趣的、注重精神追求的、乐于付出的人，从中获得幸福感。这同时也加强了她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一个有组织的团队里面，你与这个城市的关联度会大一些，但作为个体，就没有太强的感觉了。（受访者ZTT）
社会团体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它在政府缺陷与市场缺陷中生长起来，以填补政府与市场在面对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时难以触及的空白地带（谢岳，2000）。政府靠权力驱动，市场靠经济利益驱动，而社会团体的原动力则是志愿精神，指向和谐与团结。因此，社会团体可以成为深受“权钱逻辑”、“竞争逻辑”桎梏的移民白领们另一种重要的认同建构力量，为他们开启新的生活逻辑与生活体验，丰富或升华原先的价值体系。日益兴起的社会团体，将逐渐与政府、市场构成现代社会三股相互制衡、相互补充的力量，进一步推动社会转型，共同缔造行动者丰富多元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