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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对于现存研究的“边际性改进”
，我们的研究也绝非空白之地的开垦。在全面阐述我们的发现之前，首先要详细了解和仔细梳理档案界对于（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模式的现有总结，以便在研究小组立论和既有成果之间建立关联，最终以前后相连、层层递进的方式推进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现有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模式相关研究成果大约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基于功能定位的电子文件中心项目建设模式研究，另一个是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研究。在我国，无论是电子文件中心还是数字档案馆，都在地方层次先行开始，都是地方档案部门对于履行集中管理档案职责的新方式的探索。
我国的电子文件中心通常是地方档案部门（局／馆）的一个信息化建设项目，也可能是以成立新机构的方式来运行这个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对某行政区划内政府机关电子文件予以集中管理或服务。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始于21世纪初，作为地方政府电子文件集中管理的一个解决方案，其普及速度非常快。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建设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起步阶段
起步阶段的时间跨度是从21世纪初到2007年，标志性事件是有关地方启动和开展名为“电子文件中心”的建设项目。尽管同类的实践项目早于2004年底，比如2004年4月青岛市数字文件中心建设完成并正式投入运行，12月通过鉴定验收
；但是我国档案学界习惯于将2004年底江苏省常州市电子文件中心的启动视作我国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的起点，它随后带动了全国电子文件中心的快速发展。2005年1月，苏州“张家港市电子文件中心”开通
；2005年10月，第一个省级电子文件中心——安徽电子文件中心启动
；2005年12月，天津开发区电子文件处理中心通过鉴定
；2006年4月24日，南宁市电子文件中心系统首次向公众开放“文件档案查询”功能
。可以说电子文件中心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2.高潮阶段
从2007年到2009年，电子文件中心的发展进入高潮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全国各地大规模涌现“电子文件中心”建设项目。2007年4月26日至27日，国家档案局在江苏、安徽两省召开了全国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经验交流会。此次会议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召开，重点研究全国电子文件中心建设情况。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江苏省常州市、张家港市、江阴市和安徽省开展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的情况，听取了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陕西省八个省市档案部门开展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和电子文件管理工作的经验。
参会的各地方档案部门回到当地之后，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本地电子文件中心建设。
3.全面发展阶段
2009年底，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在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努力把各级国家档案馆建设成为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政府信息查阅中心、电子文件中心‘五位一体’的公共档案馆，实现档案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自此，电子文件中心建设成为各级综合档案馆的基本任务，我国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电子文件中心是我国特殊管理背景下的产物，其诞生有三大动因。
1.公开现行文件的需求
1998年深圳市档案馆以“文档资料中心”的设置首开现行文件服务，为档案部门担此职责积累了实践经验。
在政务信息公开的巨大推动力下，2004年底，全国千余家档案馆都已开展了此项服务。
信息时代，政府文件大多以电子形式产生、处理和发布。档案部门如果要成为政务信息公开的统一窗口，那么统一收集、管理政府机关的电子文件可以为之提供坚实的材料基础。很多电子文件中心最主要的运行任务锁定在信息公开上，以致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电子文件中心的实质乃现行电子文件中心，是政务工作的附属和延伸，其实质是网上的“现行文件阅览室”。
2.集约化管理电子文件的需求
集约化管理电子文件的需求也可以理解为发挥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规模效益的要求。“IT黑洞”以鲜明、形象化的比喻告诉人们：信息化投入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如何提高产出将是隐匿在信息化华丽外衣下的严峻挑战。小而全的机关档案室，即便只是管理着纸质文档，其人员、场所、经费等方面的投入，在不少地方也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管理电子文件所需的软硬件购置、维护、升级的持续投入，放大了积存的不和谐。电子文件中心只需一套软硬件设施和一班人马，便可完成原来几十上百家机关档案室的大部分工作，并可在积聚的文档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种种增值开发与服务。集约是降低信息化建设成本的有效路径。
3.永久保存电子文件的压力
2006年8月5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记录人类首次登月的1．3万盘原始录像带遗失，并表示此前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主要都是转化后的影像，比较模糊，而这次遗失的原始录像具有高清晰度的画面，清晰地记录了阿波罗登月时的状况，如果丢失，损失无法估量。
这则社会新闻将现代技术条件下产生的非纸质文件的保存问题带入了公众视线，普通公众开始认识到包括电子文件在内的新型载体文件除了满足当下应用之需外，对历史的延续、文明的传承也关系重大。电子政务的发达，意味着政务活动对电子文件依赖程度增加，意味着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将以电子的方式记录并留存，而技术环境的频繁更替使得电子文件经常面临失用的风险。21世纪，全世界的国家档案馆都将集中作为保存电子文件之道。由档案部门以其专业技能来抵御各种可能摧毁数字记忆的技术风险和非技术风险，将电子文件中心建成“电子记忆宫殿”，这样的立场使其超越了“网上现行阅览室”的单一形象，变得厚重，并与档案部门保存社会记忆的神圣职责相贴合。
上述三股力量的合力作用下，电子文件中心现身于历史舞台，在我国文件中心的实践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特地为电子文件管理成立的电子文件中心，并非简单的西方文件中心实践在电子环境下的照搬，而是一套兼具现行文件服务中心、文件中心、电子文件档案馆功能的复杂运作系统。
正是因为肩负多重使命，即便是国家明文要求各地建设电子文件中心，但由于各地对于电子文件中心的认识不一，实践做法也是五花八门。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可以说电子文件中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高度互动、平行发展的，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和影响的研究力量。
研究小组于2016年4月14日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net），以“电子文件中心”或“数字文件中心”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字段开展精确检索，共检索出154篇文献。可以说学者们关注电子文件中心问题的出发点和焦点在于对其功能定位的设计和总结，许多较有影响力的文献都从功能定位的角度探讨或总结电子文件中心的模式。这里所称有影响力，有两个方面的参考指标：一是引文率比较高，下载量比较大；二是作者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通过梳理这些文献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构建和总结，依次总结如下：
1.何嘉荪教授构建的数字文件中心概念
2003年，何嘉荪教授首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文件中心进行了概念设计，在电子文件进馆时日尚远的情况下，他认为以已经在各地兴起的现行文件阅览中心为基础，可以开始考虑在我国比较普遍地建立文件中心或数字文件中心，与国外半现行文件保管中心相比，这种数字文件中心为立档单位暂时保管现行文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利用服务，这个中心可以是数字档案馆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相对独立。
2.张照余等构建的电子文件利用新模式
苏州大学的张照余教授是我国首批研究电子文件中心的学者之一。2005年他正式提出电子文件中心的概念，认为其是现行电子文件的网上阅览室，是电子文件利用的新模式
；并通过与国外半现行文件保管中心的对比强调了这一功能定位
。基于该功能定位，他和同事、学生进一步明确了电子文件中心系统的功能，包括归档前电子文件的接收、审核、发布和保管（非档案化管理）等。
这种模式已在常州、张家港等多个城市落地。
3.曹书芝对电子文件中心类型的划分
2006年，曹书芝在张照余教授“电子文件利用中心”的基础上，指出电子文件中心是电子文件的保管、利用中心。
根据其目的、功能的不同，分为半现行电子文件中心和现行电子文件中心。现行电子文件中心与张照余教授的模式构建一致，而半现行电子文件中心则是半现行电子文件的管理、利用中心。文章对半现行电子文件中心的表述并不多，却在电子文件中心这个新事物中注入了档案部门的核心职责——保管。
4.胡杰发展的模式——现行电子文件利用和归档中心
张照余教授的硕士生胡杰继2005年和导师共同提出“现行文件利用”的模式之后，在其2007年的硕士论文中对电子文件中心的功能进行了拓展，他认为，除了为满足利用需求而开展收集、审核、发布、保管工作之外，电子政务环境下的电子文件中心还应该具备“归档”功能，完成电子文件集中统一归档的重要任务，是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系统到档案管理系统的中间环节。虽然其中档案管理系统的含义不甚清晰，作者没有明确其是指归档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还是电子档案长期保存系统，或者是两者的合并，然而，胡杰的这种理论建构也为后来人总结、构建“归档式”、“中转站式”奠定了基础。
尽管胡杰的硕士论文也以地方命名了多种模式，比如“江苏模式”、“安徽模式”、“青岛模式”等，但是并没有分析这些地方模式和他构建的电子文件中心功能定位有何联系，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些模式是较为系统的总结。
5.邵枫对电子文件中心功能定位模式的总结
邵枫是我国首位总结多种而非构建一种地方政府电子文件中心建设模式的研究者，他从电子文件中心功能定位的角度将其总结为三种模式。
（1）窗口式
“窗口式”电子文件中心的功能定位与张昭余教授构建的“电子文件利用新模式”一致，即现行文件的公开服务。这种电子文件中心负责将政务网上流转的可公开电子文件收集保存，经审核整理予以统一发布，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窗口。窗口式不过是形象化的阐述。
（2）备份式
“备份式”电子文件中心除了窗口的功能之外，同时承担本级政务网上文本文件的备份任务，成为同级政府的电子文件备份中心。
（3）归档式
这里的归档不是电子文件在形成单位的归档，而是归档文件向档案馆的移交，由此我们也可以猜测，上文中胡杰的归档式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归档式”电子文件中心不仅起到发布可公开文件和电子文本的备份作用，还承担电子档案接收任务，是政务网各入网单位电子文件在线移交的统一通道。邵枫认为其在形式上更接近一个“数字化档案馆”。
在邵枫的总结中，上述三种模式的作用是层层递进的，后面一种模式包含前一种模式的功能。邵枫指出归档式电子文件中心一旦建成，其对档案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将大大超过其他形式的电子文件中心，可见在这三种模式中，他寄予厚望的是归档式。
6.冯惠玲对综合档案馆电子文件项目的总结
除了电子文件中心之外，各地综合档案馆开展的针对原生性电子文件的集中管理项目还有其他名目。冯惠玲教授将研究视野扩大至所有综合档案馆开展的针对原生性电子文件的集中管理项目，而非单独针对“电子文件中心”，也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她对这些项目类型的总结同样基于功能。
（1）永久保管型
“永久保管型”电子文件中心以确保电子文件的真实性、长期可读性为目标，旨在实现电子文件的长久保存和提供利用，构建电子文件的最终归宿。该类型电子文件中心的实例如安徽省电子文件中心、江苏省电子档案中心等。
（2）中转站型（中间性、过渡性管理机构／系统）
顾名思义，“中转站型”电子文件中心就是电子文件在机关和档案馆之间的中转。该类型的电子文件中心先将各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按照一定规则收集起来，留待将来移交档案馆，其功能类似于管理传统文件的文件中心。该类型电子文件中心的实例如天津市开发区电子文件处理中心、江苏省电子文件中心、绍兴市电子文件中心等。
（3）现行文件查询服务型
“现行文件查询服务型”电子文件中心基本等同于邵枫的“窗口式”电子文件中心，其主要功能是实时接收所在区域电子政务平台上处理完毕的文件，以电子公文为主，实行集中保管和提供利用。这一功能实际上是对纸质现行文件查阅服务的延续，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在档案馆设置政府信息查询场所的具体措施。全国第一个电子文件中心——江苏省常州市电子文件中心即为该类型电子文件中心的实例。“现行文件查询服务型”电子文件中心是占比较大的一类电子文件中心。
（4）备份型
“备份型”电子文件中心主要承担本地区电子政务系统各类文件、信息以及系统数据的备份任务。如陕西省电子文件异地备份中心由省信息办和省档案局共同建设，省档案馆提供建设场地并参与电子文件备份数据的内容管理。“备份型”类似于邵枫的“备份式”，但是邵枫界定的“备份式”同时还包含“窗口式”的功能，而“备份型”的功能则是单一的。
在冯教授的总结中，上述四种模式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她进一步指出，只有永久保存型才是综合档案馆开展电子文件集中管理项目的准确定位。冯教授也成为第一个旗帜鲜明地主张“永久保存”应当成为档案馆设立电子文件中心的宗旨的学者，其总结和结论在较大范围内产生了影响，黄玉明
、于英香
、李明娟
等人结合不同地方的实践，重申永久保存电子文件是综合档案馆在数字时代的基本使命。这与邵枫对“归档式”的肯定有不谋而合之处。虽然除了电子文件在线移交之外，“归档式”电子文件中心还综合了现行文件信息服务和备份的功能，然而他对于这种模式的倾向性意见，也反映了其对于档案馆集中保管档案职能的重视。
7.赵屹提出的文档一体化管理模式
赵屹从全程管理理念出发，认为应该对电子公文“从生到死”、“从头到尾”系统地管理起来。电子文件中心正是这样一个新的文档一体化管理机构，它是电子公文的交换中心、保存中心和利用中心。
从功能定位来看，她所构建的电子文件中心是归档式和永久保管型的集合体，此外，还增加了电子公文的交换功能。
8.梁凯提出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建设中心模式
梁凯基于杭州市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式。杭州电子文件中心的功能定位在于为政府机构提供统一、专业的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系统（ERMS）应用服务。各部门无须自行构建ERMS，电子文件中心负责提供统一规范的ERMS及文件的存储服务。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模式归纳为系统服务型。
2012年夏天，研究小组去青岛档案馆调研，发现该馆2003年建成使用的“数字文件中心”也有类似的功能，虽然在其介绍文献中没有将重点放在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系统统一建设上，但是在“同步归档、同步著录、同步整理、同步利用”的背后，就是统一的“易初档案管理系统”
。这种以系统建设和服务为主的新型电子文件中心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说电子文件中心自问世起其功能定位就扑朔迷离的话，那么数字档案馆建设初期的功能定位还是存在一致之处的。正如王宇晖指出的，数字档案馆是“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系统，它把分散于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存贮，以网络化的方式互相连接，从而提供及时利用，实现资源共享”
。而此后的种种讨论，大多关乎多大地理范围内的何种信息资源以何种方式互相连接，并提供利用，可见共享利用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第一主题。虽然我国第一个数字档案馆——“深圳市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初衷也是接收电子文件进馆，但是进馆之后的长久保存受到的关注甚少。直至2005年安徽省构建全国首家电子文件中心，明确提出要永久保存电子文件（数字档案），数字档案馆“永久保存数字档案”的第二使命才为人所重视，这也使得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的讨论相互渗透和交叉，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理论和实践图景。
迄今为止，按照建设重点和发展规模，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
起步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为21世纪初至2003年，标志性事件是一些地方数字档案馆建设被纳入国家试点。2000年5月，“深圳数字档案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在国家档案局立项，被誉为我国“第一个数字档案馆”。2000年底通过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关于“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任务中，有一条便是“探索档案馆电子档案接收、保管、利用的方法，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地的国家档案馆开展试点工作”。2002年12月18日，国家档案局在深圳召开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现场演示会”，深圳市档案局（馆）向与会代表演示了深圳数字档案馆应用系统的各项主要功能，这表明“深圳数字档案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01年，青岛市数字档案馆开始建设，于2003年8月通过国家档案局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并投入使用，成为我国第一个正式投入运行的数字档案馆。
2002年11月，国家档案局发布了《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研究电子档案接收、保管、利用的技术方法，制订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选择国家档案馆和中央企业档案馆开展网络环境下接收电子档案试点工作”，并且要求“建设示范性数字档案馆。在总结深圳、青岛建设数字档案馆初步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在杭州市档案馆、天津开发区档案馆、江苏省电力公司档案馆等开展试点工作”，在全国拉开了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序幕。
2.扩张阶段
扩张阶段的时间跨度为2004年至2009年。在此期间，《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确定的各试点单位数字档案馆的做法和经验介绍不断见诸报刊，颇有影响力。而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又使得档案信息化的投资不断增加，各地数字档案馆项目不断涌现。
在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起步和扩张阶段，虽然也强调收集电子文件进馆，但是由于长期保存电子文件的经验相对缺乏，因而对进馆之后的长久保存考虑尚显不够。比如时任深圳市档案馆副馆长李国庆先生在介绍深圳做法的时候，提到的大量的数字档案馆应用技术——“大量并发查询、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海量数据存储、网络安全、图像分类、智能检索、人工语言向自然语言转换、视频点播、虚拟现实技术”和长期保存并无直接关联，而多是支持查询利用，作者在文章中也承认“在档案信息真迹的保护上，传统档案馆优于数字档案馆”
。杭州、江苏电力等的档案部门将主要工作重点放在传统档案的数字化及其网络利用上。可以说共享利用是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第一阶段的主旋律。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2010）在描述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目标定位时，也用了如下语句：“建设较大规模的全国性、系统性、分布式、规范化的档案信息资源库群，建立一批电子文件中心和数字档案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共享。”在确定“档案信息化建设”任务的具体要求时，也是着重强调“对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数据资源整合”，“建立与完善国家档案信息目录数据库、纸质档案全文数据库和多媒体档案数据库等各类档案数据库，适时启动数字档案建设与社会化服务工程”，以及“规范电子文件归档、管理与接收工作，建立健全电子档案接收机制和相关规章制度”，至于接收之后的长期保存，则并未纳入规划的内容。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地方档案馆开始认识到长期保存将是电子文件接收进馆之后的艰巨任务，并且开始了探索之旅。比如，安徽省档案馆借助成立电子文件中心之名，行长久保存之实，从“永久保存数字遗产”的目标出发，采取“标准引导”的路线，借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档案馆以“数据”的方式保存电子文件的思路，优先制定了电子文件元数据标准和版式文件格式需求标准，通过构建可以自说明的电子文件封装包来达到长久保存的目的。
江西省档案馆紧随这个思路，细化了元数据标准
，并建立了电子档案接收管理系统，该系统采用国际标准ISO 14721：2003《空间数据与信息移交系统—开放档案信息系统—参考模型》，覆盖从立档单位到省档案馆的业务全程。
3.统筹阶段
2010年之后数字档案馆建设进入统筹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国家层面对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进行了整体统筹，相关举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200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厅字〔2009〕39号）。作为规范性文件，《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兼具政策与法规的双重属性。它表明了国家重视电子文件管理的基本立场，首次在中央文件中确立了电子文件全程管理原则，并从信息化、档案、保密等多个业务的角度对电子文件管理过程予以规范。是年底，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根据《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成立，负责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全国电子文件管理工作，研究制定电子文件管理方针政策，审定电子文件管理规章制度、重要规划、重大项目方案，组织起草相关标准等。目前，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档案局、国家保密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等。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作为国家电子文件管理工作的组成部分，着眼于电子文件共享利用和长期保存的数字档案馆建设，也是电子文件管理统筹协调的对象。
在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下，2012年2月“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工程”正式纳入“首批国家电子文件管理试点工程”，该工程由国家档案局牵头联合五个地方档案馆共同开展，从系统层面探索电子文件移交接收和长期保存的解决方案。同年8月29日，配套的规范性文件《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国家档案局档发〔2012〕7号）颁布。
第二，2010年6月，国家档案局发布《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该指南分别从数字档案馆总体要求、管理系统功能要求、应用系统开发和服务平台构建、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保障体系建设等几方面对数字档案馆建设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说明，以指导和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为其建设的规范化提供重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从征求意见稿到定稿，《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中关于数字档案馆的定义有着意味深长的变化，其征求意见稿中的定义表述为“数字档案馆是指各级档案馆为适应本地区、本部门信息化和档案管理发展需要，运用信息技术及其网络平台建立的，具有‘收集、管理、保存、利用’等基本功能，能够保证馆藏数字档案信息可靠和可用的信息管理系统”，定稿中的定义表述则变更为“数字档案馆是指各级各类档案馆为适应信息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利用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数字档案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管理，并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提供公共档案信息服务和共享利用的档案信息集成管理系统”，去掉了至关重要的“保证馆藏数字档案信息可靠和可用”的字样。可以看出，该指南对于原生性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仍然欠缺信心，往前跨了两步后又往回退了一步。尽管如此，在具体文字阐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其注重原生性电子文件的接收和保存，比如该指南借鉴了OAIS的功能模型，对数字档案馆系统功能予以描述，指出“长久保存策略包括存储格式的选择，检测、备份和迁移等技术方法的采用等”。
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立足于当前的新技术，重新思考数字档案馆的整体建设问题。比如，北京市档案馆不再孤立地构思市级的数字档案馆，而是统筹考虑市、区两级的数字档案馆建设问题，基于云计算环境，构建“北京数字档案馆云”，即由北京市档案馆统一建设一套数字档案馆系统，供市、区两级档案馆使用。
相比电子文件中心建设模式的研究，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构建和总结较少，也不那么集中，其原因可能是大家对于数字档案馆集中保存、提供利用数字档案的功能定位并无太大的分歧。所以，作者们对于模式的总结，不完全是从功能定位出发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依次如下。
1.于丽娟对国外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的总结
于丽娟是我国最早研究国外数字档案馆的学者之一。通过对英国和美国的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研究，她按照建设主体、建设任务将国外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分为两大类型。
她的总结后来为张宁、梁毅等人所借鉴。
其一，基于信息共享的数字档案馆。所谓信息共享，是指多家档案资源管理部门共同建设数字档案资源，彼此共享。此种模式的数字档案馆的一个特点就是多方参与。
其二，基于本馆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该种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主要依赖特定档案馆自身力量。按照其工作侧重点的不同，基于本馆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又细分为基于服务信息化、基于职能信息化和基于物理实体馆址三种类型，基于服务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主要侧重于馆藏的信息服务，基于职能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则将以信息化手段实现整个档案馆功能，基于物理实体馆址的数字档案馆要建立一个适合保管数字档案的现代化档案馆建筑。
2.傅荣校和陈荣红对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的总结
2005年，浙江大学的傅荣校教授和杭州市城建档案馆的陈荣红就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问题撰文认为：由于建设主体（即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差异性、各档案馆企图创新而不愿意标准化的工作思路，以及数字档案馆建设任务的复杂性，现阶段的中国不可能存在数字档案馆的建设统一的模式。
紧接着，两位作者分别以不同的地方命名某种模式的先驱者，如深圳模式、青岛模式、萧山模式等，总结了大中型数字档案馆和小型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特色。
总结其结论，即目前全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各地建设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两位作者界定模式的依据不在于数字档案馆所要完成的任务，而在于建设数字档案馆具体的做法。
3.肖秋会和杨青对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的总结
2009年，武汉大学的肖秋会和杨青主要依据管理对象的类型，将国内外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模式分为三种。
（1）历史档案的数字化项目
这种项目旨在保护珍贵的纸质历史档案，提供实体档案的数字化检索工具和数字化馆藏的利用。
（2）具有历史档案和电子文件管理功能的综合数字档案馆项目这种项目既开展传统档案的数字化服务，同时也接收电子文件进馆加以长期保存。
（3）电子文件长久保存项目
这种项目主要开展电子文件的接收、长期保存和提供利用。
4.张宁对国内外数字档案馆发展模式的总结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宁综合建设主题、资源类型和管理任务，将国内外数字档案馆的发展模式分为以下几种。
（1）基于实体档案馆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
这类数字档案馆主要依赖某一个独立的实体档案馆。根据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又分为管理信息化主导型和服务信息化主导型。大致对应于丽娟所总结的基于本馆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
（2）基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数字档案馆
此类数字档案馆由多家档案资源管理部门共同建设，大致对应于丽娟所总结的基于信息共享的数字档案馆。
（3）基于信息资源综合共享的数字档案馆
此类数字档案馆共享的信息不仅限于档案信息，还包括图书等其他各种类型的信息。在于丽娟的总结中，并未将这种模式和上一种模式区分开来。
（4）其他模式
包括互联网档案馆、专题档案馆等难以归入上述三种模式的特殊模式。
5.梁毅提炼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
2011年，湖南省档案馆的梁毅从英美两国的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出发，按照建设主题，提炼出了两种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的选择路径：一是数字档案馆集成模式，即以跨越空间限制的信息共享为基础的数字档案馆；二是数字档案馆实体模式，即以档案馆实体的信息化为基础的数字档案馆，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分为重视服务数字化和强调业务活动信息化两类。虽然表述不同，但究其实质而言，梁毅的提炼和于丽娟的总结基本一致。
6.薛四新构建的犐犜集约化服务型数字档案馆运行模式
2007年，清华大学档案馆的薛四新立足于系统建设的任务，提出一种新的数字档案馆运行模式——IT集约化服务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将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架构、应用软件的研发、信息系统的实施、运行维护等技术性服务工作从传统档案馆中剥离出来，建立专门团队开展面向档案工作的IT集约化服务。
她的这种构思借助于云计算技术，在5年之后的北京市科委项目资助的北京市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案中得以清晰化。
以上两个脉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研究素材和理论基础。当然，在借鉴利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既有的模式构建、总结成果除了不断丰富、发展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以具有固定称谓的机构或项目为研究出发点
在既有研究中，无论是电子文件中心还是数字档案馆，都是具有固定称谓的机构或项目，而不是确定性的任务或者问题。电子文件中心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个机构的名称，这个机构与当地综合档案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数字档案馆则多为各级各类档案馆开展的信息系统建设项目。而这样的名称后面的“实”则成为大家讨论的出发点，学者们倾向于“统一、确定”，而实践者们则倾向于“创新、求异”，以致“乱花渐欲迷人眼”。
本书研究的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模式则以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的业务问题为出发点，具有确定性。在某些地方，这个问题可能是以“建立电子文件中心机构”的方式解决的，也可能是以运营“数字档案馆”系统项目的方式解决的，两者之间并非排斥的关系，前者注重组织层面的重构，后者着眼于系统层面的建设。本书尝试建立的模式是包括组织、系统等多层面在内的完整的解决方案，以回答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的业务问题。
2.以功能定位为模式研究的主要维度
电子文件中心模式研究角度相对一致，基本都是从功能定位出发。而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研究角度更为多元化一些，除了建设任务（功能定位）外，还包括资源类型、建设主体等。
我们认为，在这些维度中，功能定位最为接近本书构建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模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路，分析电子文件中心或者数字档案馆主要的工作内容，实际上也就是确定电子文件、数字档案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而电子文件中心、数字档案馆的文件（档案）管理工作基本是以集中的方式开展的。
与本书不同的是，既有成果并未从数字档案管理功能（问题）出发，分析哪些是适合集中的，哪些是不适合的，而是根据自身对电子文件中心、数字档案馆、综合档案馆功能的理解，构建或归纳模式，因而尚欠数字档案管理的全局视角，相对欠缺系统性、连贯性，单个成果还不足以反映地方层次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的全貌。
3.以数字环境下档案馆的履职方式为焦点
数字档案馆研究成果关注数字环境下档案馆的履职方式，除了将实体档案馆的职能予以信息化之外，档案馆还通过合作的方式寻求职能的拓展、延伸，开展信息的共享服务，构建基于云服务的平台。
对从电子政务系统延伸过来的电子文件中心，大家一致认为应归属于档案部门。对其功能的定位，也从开始的现行电子文件利用中心变为后来的电子文件永久保管中心。而邵枫、胡杰等对“归档式”的认同，黄玉明、于英香、李明娟等对电子文件中心永久保管功能定位的多次重申，也反映了我们对于数字时代档案部门应对电子文件管理挑战问题的求解。
赵屹则进一步指出，电子文件中心、数字档案馆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新生事物命名所形成的名称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本质并没有区别，这两个概念理当保留其中一个，淘汰另一个。从字面上看，她更加认同“电子文件中心”这个概念。
研究小组和这些研究者的情怀是一致的，我们同样关心数字时代档案馆的履职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关心新时代哪些新的主体加入了管理数字档案的队伍，成为可以集中承担某项业务的专业队伍。对档案部门来说，这是必须正视的机遇和挑战。
因此，我们既不直接套用既有成果，也不为了求新求异而要特意构建出有别于既有成果的“新”立论，而要夯实本书的研究思路，牢牢把握本书的核心问题——地方层次数字档案集中管理，按照确定的逻辑框架展开研究，并在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广泛吸纳既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