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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进化之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危机，生态文明就是在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高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理念的革命性飞跃。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经历了上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阶段。在这个漫长的发展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只有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生产工具以加工和打制石器为主，采集和渔猎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生产活动，人类把自然界直接提供的东西作为生活资料。人类生活完全依靠大自然赐予，他们既要抵挡强大自然的侵袭，又要同饥饿、严寒、疾病等抗衡，生存异常艰辛，对自然的开发能力和支配能力极其有限。
人工取火是继制作石器后人类物质文明的一大飞跃。从利用自然火并保存火种不灭，到学会人工取火，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大大扩展了。人类从自然界的雷击、山火等获得火种，学会了用火来烧烤猎物、块根，学会用火来御寒取暖、驱暗照明。这样，火就成为人类随时可利用的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关于人工取火，《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在漫长的原始文明时期，人工取火是人化自然的代表性成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人工取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生产工具不断改进、更新，加之在长期生产活动中的经验积累，人们开始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活动，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活动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从而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恩格斯在谈到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对自然界影响的差别时指出，“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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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依然显得非常弱小，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和适应能力很差，并把自然视为威力无穷的主宰、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化身，对自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恩格斯曾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在自然面前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仍然停留在表层，只能盲目地适应和顺从自然，受自然的主宰。当然，随着人类探索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自然界人化的过程。并且随着适应自然能力的增强，同时，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人类长期进行着过度的狩猎和采集，这导致人类所到之处资源被消耗殆尽，甚至大量生物种群灭绝的现象，使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为了生存下去，人类通过迁徙和改进生产方式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发展需要，从而推动着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经过上百万年的探索和发展，人类文明迎来了第一个重大的革命性转折——由原始文明社会进入农业文明社会。农业的出现，不仅缓解了原始人的生存危机，而且使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这种与土地密切联系的农业文明，以植物生产和动物驯化为标志，被称为“产食革命”，极大地显示出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力量。这一时期，人类具备了改造自然的一定能力，人们不再只是适应自然，而是在生产活动中有意识地改变着自然。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人类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使自己所需要的物种得到生长和繁衍，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已经扩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畜力、水力等），铁器农具使人类劳动产品由“赐予接受”变成“主动索取”，经济活动开始主动转向生产力发展的领域，人类开始探索获取最大劳动成果的途径和方法。由此，人类开始了真正改造自然的征程。
在这样一个发展时期，日益增加的人口要求生产出更多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技术则使人类在所到之处大肆砍伐和毁烧森林，不遗余力地开垦土地和草原，滥捕、滥杀、滥采各种动植物，结果造成很多地方森林植被的丧失、水土的流失和土地的荒漠化，使局域性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玛雅文明，作为人类农业文明史上极为重要的文明形式，都曾经辉煌一时，但最终却因为自然环境破坏等，走向衰落甚至消失。正如美国一位生态学家所说，“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文明人跨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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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由于农业文明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类利用自身的力量去影响和局部地改变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基本上是利用和强化自然的过程，缺乏对自然实行的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因此，农业文明尚处于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初级阶段，人类的活动强度不够大，那时的生产主要是“生物型”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冲击和破坏比较小。同时，当时的自然环境包容力比较强，由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对自然的骄妄、贪婪和无知所造成的局部环境问题，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对人类居住的地球造成大的威胁，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整体上讲还是相对平衡与和谐的。
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它实现了人类历史的伟大飞跃。由工业革命所推动进而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成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终结者。这种新的文明，不仅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巨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从根本上变革了农业文明的方方面面，完成了社会的重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方式等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工业文明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繁荣的时代。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建立了“人化自然”的新丰碑，不断推进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料显示，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修筑了约120万公里的铁路、2 860万公里的公路、138万公里的油气运输管道，建设了46 500座机场，生产了无数汽车、飞机、轮船和消费品。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事业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世界步入了现代化、城市化时代。
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大大超越了以往社会发展阶段的成果。
不可否认，工业文明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关系，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明和创造了近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类的认知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但是，在令人目眩的辉煌后面，“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
。人类处于农业文明时，虽然也产生环境问题，但那只是局部性、暂时性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多数没有超出自然的承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并未影响整个自然界。而工业文明开始后，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以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开始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破坏了自然固有的生态平衡，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威胁。正因为如此，工业文明又被称为“灰色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工业文明的繁荣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盘剥自然、破坏自然，并最终自食恶果的辛酸史。所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恩格斯的这一忠告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尤为令人深思。
大自然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个新的文明时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分野首先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工业文明立足于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生态文明则要求人类寻求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和超越，使工业化、生态化相互融合，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努力在人与自然共处方面实现新文明形态的超越。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努力实现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工业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人们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路径。
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蔓延，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痛苦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环境保护运动也随之蓬勃兴起。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及自然观和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环境反思和生态批判，最终在20世纪中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与新理念，如生存主义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等西方生态学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被人们重视。1987年6月在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上，生态农业科学家叶谦吉教授针对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态势，呼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他指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蒙昧时代，是指人类根本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社会的人还没有产生的时代。野蛮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基础上，人类把自身当成自然界的主人，看成自然界的征服者的时代。而文明时代，则是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人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是自然界的精心管理者的时代。他明确指出，“21世纪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人与自然应成为和谐相处的伙伴”
。此后，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日益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这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这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强烈期盼的回应与承诺。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致力于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有效地解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