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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根治大江大河等一系列重大部署。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明确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考与实践不仅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他对生态环境保护却有不少深刻的思考。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多次就林业、水利、人口问题做过重要批示和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真知灼见。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的《毛泽东论林业》一书中详细收录了毛泽东自1919年至1967年关于林业问题的58篇文稿，集中展示了他的环境保护思想，对于推动我国今后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主要忙于革命和战争的情况下，仍然十分关注美化自然环境的工作。1932年3月，毛泽东主持并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鼓励群众广植树木，优化自然环境。延安时期，毛泽东强化了这种认识。在1944年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他深情地说：“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数，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1946年4月，关于植树造林、发展果木等内容，被写进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多年的战乱和长期的滥砍滥伐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毛泽东提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美化全中国”的逐层递进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绿化祖国”的任务。他说：“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他计划“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1958年，毛泽东主张在绿化的基础上实现园林化。“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个花园一样”
。毛泽东还主张借鉴国外经验实现园林化，他说：“听说资本主义德国的道路、房屋旁边都是森林，是林荫道，搞得很好。资本主义国家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
1958年11月，毛泽东提出了“美化全中国”的宏伟构想。“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可见，毛泽东一生探索并为此奋斗的社会理想中，始终包含着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内容。
因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自古以来，水患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大恶疾。它经常造成饿殍遍野的悲剧，迫使老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因此，治理水患，改善自然环境，就成为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渴望。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一直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治理水患工作。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作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这一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重要论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意识到了水利的重要作用，这种卓越的战略眼光实属难能可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经发生过多次洪涝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兴修水利、治水安邦的信念。1950年夏季，淮北地区暴发大洪水，惨不忍睹的景象让毛泽东痛心疾首。在收到淮北灾情报告后，他立即批示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修建淮北水利工程，提出了从根本上治理淮河的要求。1950—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新中国对水患严重的淮河展开了全流域、多目标的全面治理。淮河的治理工程浩大，治淮以后，6 000万人民免于水患，5 000万亩土地得到灌溉。治淮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治水的实践，留给后人弥足珍贵、影响深远的治淮精神。今天，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城南的洪泽湖大堤旁仍然矗立着刻有毛泽东手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石碑。
为根治黄河水患，1951年3月，我国正式开工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开创了变黄河下游害河为利河的新纪元。1951年10月，毛泽东倡导修建官厅水库，这是我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发挥了巨大的防洪和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毛泽东主张修建三门峡水库，认为修建这个水库既可以解决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也能灌溉农田、发电、通行轮船。20世纪70年代，我国又修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毛泽东多次视察并关注黄河、海河、淮河，结合不同流域的不同治理情况，表达了根治海河、修好淮河、治理好黄河的巨大决心和勇气。总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中倡导修建的84 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中坚性的作用，减轻了水患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威胁，改善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保护了生态环境。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一直亲力亲为主张节约，反对资源浪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勤俭节约，把党员的浪费看作严重的犯罪行为，认为“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节约资源，反对浪费。他说：“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毛泽东认为，社会生产需要节约利用资源，勤俭节约本身就是一种增产，他主张“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各个生产领域都十分重视资产节约和经济效益问题，经常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充分反映出他希望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降低成本、节约资源的美好愿望。毛泽东还主张将社会生产中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变废为宝，实现资源价值和效益利用的最大化。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反对盲目生育，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生育状态“必至于人满为患”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意识到了人口增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平衡问题。对于人口增长，毛泽东曾提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计划生育，提出由试点、推广到普及，实行政府和群众两手抓，波浪式地推行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人口的无序增长会给国内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和世界各国的平衡发展带来沉重负担。他指出，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如果再不控制人口，人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因此，“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
。
在他的关注和倡导下，1971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份《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自这份报告出台并在全国实施后，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减少了近4亿的人口增长，这不仅为世界人口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减轻了人口增长可能带给生态环境的沉重压力。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不难发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提出的计划生育人口、合理增长、缓解生态压力等观点，为我国实现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协调与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意识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综合平衡发展、统筹兼顾的重要性。他说：“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
“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在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中，要注意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毛泽东认为，综合平衡发展、统筹兼顾是全局性问题，是一种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要遵照客观规律。毛泽东提出的综合平衡发展、统筹兼顾思想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生态思想的主旨和精髓，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