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总体与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是什么？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卢卡奇指出，在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学术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于“哪些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是存在着颇大的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具体地提出捍卫某些论点，并以此表明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正统”，那只能陷入永无终期的争论之中，甚至会在争论中完全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之庸俗化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东西。在卢卡奇看来，能够超脱这种争论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被马克思已经做出的结论束缚住。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不要停留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点上；（2）不要为那些“以科学名义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对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点的否定所影响。卢卡奇说：“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别的论点。即使这一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它的辩证法。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理解、把握和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他说，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 。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这是因为，当时普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冷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联系被完全割断了，这使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水平。卢卡奇指出，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以为“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修辞装饰，为了‘科学的精确性’，应该尽可能坚决地把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彻底清除出 科尔施也认为这是一种极其“草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辩证法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恰恰是由于继承了哲学史的遗产并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了双向的改造，使之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成了正确地研究社会历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方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来说，“辩证法是能够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 。

卢卡奇、科尔施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早期，从肯定的方面指出这种联系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肯定。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极力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以便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极力否认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卢卡奇举例说：“甚至像伏尔兰德教授这样一些在别的方面很认真的研究者也误认为能够确切断定，马克思‘只在两处’，后来又说还在‘第三处’与黑格尔的概念‘调过情’。”卢卡奇认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整整一系列经常使用的有决定意义的范畴都直接来自黑格尔《逻辑学》”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黑格尔提出了历史过程统一的问题，并通过自我、自我生产和再生产论证了历史过程的统一。因为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历史现实的自我分解不断产生自己和实现对自我的认识。就此而言，马克思以很近似的方式表述了这种思想。不过，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打扮成历史的创造者，绝对精神又是哲学家意识到的世界精神，而哲学家作为黄昏后起飞的猫头鹰只是在事后才上场。这样一来，历史完全成了黑格尔捏造出来的神话。所以说，黑格尔并未能够真正克服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二重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仅仅是一种假象。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神话，“采纳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从而“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 。

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诞生出来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改变了黑格尔不能深入地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状况，发现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把头脚倒置了的黑格尔哲学，重新颠倒了过来，也正是由于这种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卢卡奇说：“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真正变成了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

科尔施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的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和哲学史著作都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而也就看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鉴于这种情况，要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必须首先重新估价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它对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哲学是其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革命运动和思想斗争的结果。在黑格尔体系中，包含着革命的因素。而且，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即革命是通过思想形式概括出来和表达出来的。当然，黑格尔哲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代表了思想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这种思想形式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尽管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观念形态，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衰退和走向终结的过程中，却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形式重新显现了出来。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正是从最先进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体系中产生出来的。科尔施说：“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减弱和最后停止了，毋宁说只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和有意义的特征的变化。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因此，科尔施要求发现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必然性。

在谈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时，科尔施比卢卡奇走得还要远。因为，卢卡奇毕竟还承认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唯物主义的“颠倒”；而科尔施则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区别，他断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远非要建造一个新的哲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从空想发展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从形式上看产生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中” 。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既然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它又如何能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基础上呢？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开宗明义地要批判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忽视，但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混同起来，岂不是也同样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了吗？当然，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是对的，但当他说：“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见解” 时，则大谬不然。

当代马克思学家把卢卡奇和科尔施归入“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类别中。这也说明，卢卡奇和科尔施是比较注重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实，突出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无非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强调辩证法的目的又在于把革命原则提到理论的显著地位上。卢卡奇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定义是如此重要，对于理解它的本质如此带有决定意义，以至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个正确概念，就必须在讨论辩证方法本身之前，先掌握这个定义。”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革命的理论，就在于这个理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为骨骼的，唯物辩证法不仅处于这个理论的核心地位，而且构成了它的全部本质。

当然，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理论表现，但概念体系的严密性把革命原则遮掩起来了，变成一种羞羞答答的含而不露的东西。马克思揭去其面纱，使革命原则显露了出来，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科尔施也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理论形式。他认为，按其本质来说，唯物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辩证法从它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转化，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 。因为，唯物辩证法把握了社会现实的总体，所以，它在本质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及其精神结构的所有形式进行革命的社会批判。

因此，唯物辩证法的全部内容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一切现实要求都反映在唯物辩证法彻底变革现实社会的理论证明中。当然，如果思考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疑这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被压迫受奴役的景况是最充分的根据。但作为理论形态的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应从哪里获得理解呢？如果仅仅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思想反映，看作是对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描述和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够的。因为这方面的工作早已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完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奴役人的性质的揭露，对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描述和呼吁解救无产阶级的愿望，都曾像吹响的号角响彻云端。但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并未因此而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唯物辩证法之所以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它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表象的揭示和描述，赋予理论以彻底性，使理论的革命性能够从理论自身中找到可以理解的起点。

卢卡奇正是从理论自身中来寻找其革命性的根据的。他思考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的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 。一切旨在为现实作论证的学说，都必然要从孤立的事实中寻找现实社会抽象的永恒的证据。对于批判现实的理论来说，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揭露现实的丑恶面也是非常省力的，但这只会流于空泛，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把一切局部的东西看作为整体的部分，从而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辩证过程中，所有现存的事物都必然表现出暂时的性质。因而，革命的合理性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所以，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所在，正是根据总体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论断才成为具有必然性的科学结论。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范畴，“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

在黑格尔那里，总体范畴是绝对精神的别称，绝对精神是普遍的、统一的、完整的总体，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既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又是其本质的表现，绝对精神之外无物存在，它就是世界的总体本身。因而总体就是实体，是作为万事万物本质的精神实体。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总体观作了“独创性的改造”。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总体观，但不是把总体理解为精神实体。马克思的总体范畴是根源于经济分析的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把握。就把历史看作统一的辩证过程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是一致的。再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从经济范畴出发去把握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这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独断论的绝对精神总体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抛弃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神秘主义成分，正确地指出了：历史无非是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的发展的根源都只有到人身上去寻找，一切社会关系都像麻布、亚麻一样，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的全面的理解，这种理解不能从单纯的自然因素出发，而应根据人与人的关系，把主体和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人的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别历史事件或过程，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一个方面。比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是人的关系的具体体现，它们都可以归结到人的关系的总体中，作为总体的环节和不同要素，它们之间的不同是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础。

科尔施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动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变革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 。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不仅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而且历史的动态过程和人们有意识的社会行动等都是这个活的总体的部分。就理论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具体地成为关于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等各个部门的知识的分支，但这丝毫不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各个知识分支的总和，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总体的观点和方法贯穿于各个知识分支之中。

科尔施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各样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都是抽象的和非辩证的。而辩证法是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是把这个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看作与物质生产关系相关联的，它们之间是以总体的特定部分与总体的其他部分相关联的方式而联系在一起的。卢卡奇说：“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也包含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以及它们显然易见的对象，……它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更高的意识形态。” 当然，资产阶级科学无力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总体来加以把握，正因为如此，辩证的总体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辩证的总体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实状况。

在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存在的本来状况一般说来是直接统一的，是能够以总体的特征展示于人们面前的。而资本主义把社会二重化为本然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本然的世界被表象的世界的假象所遮蔽，使人无从得知它的真实面目。卢卡奇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的合理的分解的分工”等等，把这个社会变成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然而，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露于外的假象而已，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本然的真实存在。与其他的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片面的社会。这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整体上丧失了总体性，它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各个因素都是完全孤立的，由一堆散乱孤立的因素集合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把那些作为表象的假象制度化，把一切片面性的因素误认为这个社会的本然存在而加以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科学沉迷于这些假象，而庸俗马克思主义也被这些现象所蒙蔽。辩证的总体观透过了这些假象，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总体。

当然，辩证的总体观并没有忽视对资本主义社会表象的研究。不过，与以往一切抨击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不同，辩证总体观要求清楚地、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存在与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与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同时，在这种区别中找到它们之间联系的中介。由于找到了这个中介，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象也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中得到了理解。也就是说，这些假象也是滋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中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构成部分。卢卡奇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对现实的认识”赋予了总体观以现实性。

虽然，在从直接的“事实”出发的资产阶级科学氛围中，辩证法显得似乎是一种纯粹反思的联系和任意的结构，其实，唯物辩证法是最为现实的科学，它所反映的是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的真正本质。相反，那些打着追求科学“精确性”的幌子，对“孤立的事实”加以严格界定和研究的所谓科学才是最不现实的“任意的结构”。当然，还有另一种“任意的结构”，那是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唯心主义通常在思维中建立概念的结构世界，并幻想这些思维中的东西是现实的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尽管思维的行程使这种总体观看上去远离现实，而实际上它是最接近现实的，是与现实相符合、相一致的。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不停留在表面的批判，而是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揭示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并在此基础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矛盾性质。

理论的现实性问题，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而又得不到解决的大问题。在康德那里，理论的现实性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康德提出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区分，把彼岸世界归入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无非是要确保知识的现实性。但是，自在之物又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自在之物，认识永远只能是空洞的先验范畴，是没有内容而徒具形式的先验范畴，因而没有什么现实性可言。因此，先验范畴为了获取现实性，还是不得不与自在之物提供的感觉材料相结合，对混沌的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组合。通过这个方式，康德可以说是解决了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但由于无法保证知识与自在之物之间的统一性，所以对认识的本质问题一点也未触及。应该说康德是有着认识自在之物的愿望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去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了。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并没有使他得到满意的答案，相反，却把他领进了不可知论的泥潭。可见，康德陷入了结果与愿望的矛盾中：他追求理论的现实性，而他的哲学思考却否定了现实。

黑格尔试图纠正康德的错误，他在一开始就把存在的本质问题提了出来。因此，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内部解决了认识的最终实质和认识的最终对象问题，从而把关于各种不同对象的把握的部分性体系联为一个总体。但是，当我们站在黑格尔哲学之外来看这个体系时，就会发现，黑格尔事先确定的那个存在的本质和认识的对象完全是一个神秘的存在物。尽管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逻辑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但这种逻辑的现实性却是一个虚妄的非现实物（绝对精神）的演绎和证明。在总体上，黑格尔还是没有解决现实性的问题。所以，黑格尔哲学只不过是康德哲学的继续，康德哲学的终点——上帝、灵魂等，成了黑格尔哲学的起点。黑格尔所不同于康德的是：在追求本原时，为康德哲学中那些意想不到的而又必然产生的矛盾涂上了合理化的色彩。

卢卡奇认为，与康德、黑格尔的这种追求本原的还原论哲学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完整的把握，即通过总体范畴赋予一切个别的认识以现实性。因此，卢卡奇断定，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经济原则的优先性，而是总体范畴，具有根本性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辩证总体观的现实性也表现在自身的理论总体上。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不可能被明确严格地界定，任何对辩证法的概念作出界定的努力都将失败。因为，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扬弃，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只有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有意义。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面对着不断遭到扬弃的一系列具有抽象片面性的虚假概念，对这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概念的扬弃，就构成了辩证运动。马克思则使辩证法的这一特征更加加强了。卢卡奇说：“在被马克思改进了的辩证法中甚至比在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中更难为概念确定固定的意义。” 因此，必须从总体上来理解辩证法，任何一个单独的概念都不可能成为直接走向理解辩证法的通路，它只有在总体中，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能成为理解辩证法的工具。当然，黑格尔在这样做时并未获得现实性。那是因为，他一直把自己的哲学思考局限在他不信任的那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概念领域，不愿走出自己所构筑的思辨世界去寻找概念的现实本质。马克思则不同，他不把概念看作纯粹思维的创造物，而是看作“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对概念的片面性、抽象性和虚假性的扬弃也就是向历史现实的接近。卢卡奇说，“如果概念只是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那么这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就作为真正的统一体的环节属于这个真正的统一体本身” ，因而，也就是现实的总体。

辩证的总体观又是具体的。

总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是最丰富的具体。卢卡奇特别强调总体的具体性，有时干脆把总体范畴规定为“具体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总体概念是指：思维的最完善形式是高度系统的，不仅在内容上是内在连贯的，而且是完全的和具体的。也就是说，最高的思维形式导致这样一种体系，在其中个体没有被抹杀，而是被保存着。卢卡奇说，黑格尔把这个观点凝炼成《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一句名言：“真理是整体”。马克思把总体范畴从黑格尔那里取了过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中，总体范畴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的理解，即在全部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来把握人的物质存在的实践性、社会性。

总体的具体性还表现在“孤立的事实”必须在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我们要把握某一个别的历史事件或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过程，就必须把它看作是具体的总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奴隶、资本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们与黑人、纺纱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撇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就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奴隶、资本与黑人、纺纱机才联系了起来。可见，总体观才是具体地把握各种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辩证的总体范畴的具体性是由社会现象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的。卢卡奇说：“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这就决定了对作为对象性的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开总体也就等于使这些社会现象离开了它赖以变化的坐标系，而不在这个坐标系中，作为对象的社会现象的变化状况以及它的性质就根本无从把握。所以，卢卡奇说：“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 在这里，总体范畴的具体性规定获得了普遍的哲学意义，它不仅使唯心主义甚至黑格尔的虚假具体性无法立足，而且使一切不可知论也无处藏身。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具体的总体范畴使得对这个社会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我们常说，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把一切关系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生产使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简单化了。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本质和社会现象的分离与二重化，又使这个社会比以往乃至以后的社会都要复杂得多，因而认识起来更加困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在科学名义下的社会认识都生产出谬误的根源。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可靠的依据就是辩证的总体观。“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因为只有这种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起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它们的直接的概念、它们的‘规律性’虽然同样必然地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然而却掩盖了客体之间的真正关系。”

总体的具体性也体现在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上。卢卡奇在对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最终目标分离开来的做法作出批判之后，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目标的总体理解。他说：“应当说最终目标是与总体（即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它的革命意义。”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中与总体联系在一起或相一致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具体的最终目标，总体就是由这些具体的环节构成的，而这些环节的任何一个只要是与总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总体的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应忽视现实的革命运动，而陷入追求最终目标的理想主义；也不应离开最终目标，把视线仅仅停留在当前的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是在总体中把握运动行进中的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而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又被看作是向最终目标的逼近，因而是总体的一部分。具体的目标是总体的环节和部分，正是这些具体的目标，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总体过程有了具体的性质。

为了突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卢卡奇把总体的具体性归结为人的具体性。他认为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突出了人的主题，即使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也从未把注意力放到物上过，而是通过物来研究人，运用经济范畴来把握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人从来都是被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的，马克思“从未一般地谈到过人，谈到过抽象地绝对化的人，而是始终把人看作是具体的总体，即社会的一个环节。必须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然而只有当人本身被纳入到这一具体的总体，被提高为真正的具体的时候，才能这样做” 。人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因而也在具体的总体范畴的全部意蕴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确，具体的总体范畴是研究人、理解历史和把握社会的正确观点和唯一科学方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并不是首先在思维中建构起来，然后加以运用的先验范畴，具体的总体范畴也需要在认识中获得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认识也是具有总体的性质的。首先，总体的观念是认识的前提；其次，认识的过程是统一的整体；再次，认识的结果提出了具体的总体范畴；而贯穿于认识过程始终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总体对于部分的优先性。对此，如果提出谁先谁后的问题，是无法作出回答的。因为，在辩证法面前，形而上学的因果观已不再适用。所以，任何形式化的问题也就显得十分迂腐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辩证认识无需遵循逻辑，而是说辩证法赋予了逻辑以全新的含义，即把它同认识的全部内容联为一体了。

卢卡奇认为：“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辩证认识也必须从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不过，这是与庸俗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一切庸俗唯物主义都“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的范围” 。对于庸俗唯物主义来说，认识是不存在一个在思维中综合的过程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完全是关于现存社会的简单规定的直接反映。辩证法虽然也把简单的规定、孤立的事实作为思维的直接素材，却通过综合达到了“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 。因此，辩证的认识正是关于现实整体的思维反映，是完整的总体。在思维的行程中，一切抽象的规定都经过综合的过程而成为总体的环节和部分，都在具体的总体中扬弃其抽象性。

从简单的规定出发并不等于在前提中放弃总体观。辩证的总体观作为“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 ，是在认识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把所谓“孤立的事实”看作总体的构成部分和历史发展的环节的，即把“孤立的事实”归结到总体中，从总的联系的运动发展中去认识它们。历史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历史中的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都只有在总的有机统一中才具有确切的位置和展示出自己的性质与作用。所以卢卡奇指出：“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这并不是说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做出比较确切的说明。但是，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我们知道，自维科以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构建历史学体系，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李凯尔特也曾机智地发现了历史概念中的矛盾。然而，总起来看，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并未实现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它要么依据抽象的概念杜撰历史，用逻辑演绎替代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要么浸没于“孤立的事实”，看不到历史的统一过程。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状况证明了抽象的和实证的历史研究的破产。对于认识来说，认识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认识结果的真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认识的前提中决定了。认识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从事实和简单的规定出发，而在于这些事实和抽象的规定的状况及性质。辩证法在总体中理解事实和抽象的规定，因而保证了认识过程的总体性前提。

辩证的总体观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但它们之间是联系着的。“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的辩证法并不完全排斥资产阶级科学中的抽象概念，相反，它把这些概念看作是“辩证的因素”。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把这些概念提升到和归并为辩证的因素的。因此，与资产阶级科学相比，基于辩证总体观的认识论是更高级的科学认识论。这一点在认识过程中也体现了出来。资产阶级科学的认识以获得某些有用的抽象概念为目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认识的过程也就终结了。在辩证的总体观看来，获得有用的抽象概念实际上只走完了认识过程的一半，辩证的认识在走完这一半时，还有另一半路程要走，那就是回归到具体的总体，实现对现实的总体把握。

卢卡奇指出，辩证认识也一样，“诸因素（不仅某一整个研究领域，而且一系列彼此联系的个别问题，、或者某一研究领域内的一些概念）的抽象孤立化，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还是资产阶级科学，都必须经历这一“抽象孤立化”的步骤。但是，再向前走一步，马克思的辩证法与资产阶级科学的对立就显露了出来，那就是：这个抽象孤立化仅仅是认识过程总体的一个必经的步骤，还是认识的全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把“抽象孤立化”看作认识的第一步，在对总体的把握中，它将不断地被扬弃。而资产阶级科学则在“抽象孤立化”和认识的全过程之间划上了等号，以为通过“抽象孤立化”获得了抽象概念之后，认识也就完结了。因此，卢卡奇说：“决定性的东西始终是，这种孤立化是否只是认识整体的方法，就是说，这种孤立化是否总被并入作为认识的前提和由认识所要求的真实的总的联系，或者，对孤立了的局部领域的抽象认识，是否保持着自己的‘自律’，是否始终是目的本身。”

在这里，卢卡奇也批判了唯心主义在认识上的错误，他说：“唯心主义在这里陷入了把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同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的幻想。因为现实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真正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卢卡奇认为，对于认识来说，有两个总体：一个是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另一个是“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及其全过程。唯心主义者，比如黑格尔就把思维运动的结果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实际结构。其实，现实世界的实际结构就是现实世界本身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当然，在认识中，思维表现为思维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以综合为特征，即把抽象的规定综合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这个过程不仅达到了作为结果的结果，而且自身就是结果。它作为趋近于总体的总体化，本身就是具体的总体。

这里也应当注意，在把思维及其结果看作总体的同时，还必须肯定现实总体对于认识的先在性，而且不应把思维中的总体与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更不应用思维中的总体去替换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不应有的事却在唯心主义那里发生了，所以卢卡奇谴责唯心主义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幻想”。超越唯心主义幻想，或者永远告别唯心主义幻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具体的总体范畴。 MQeVNL2jk1Ef3Q1dYsULkIP91SgtV6Ld4n+hvq82XXTtcdKMwDsuBAT66NpJ1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