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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透过历史的表层抓住其本质，然后，基于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展开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另一种是经验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方法，它仅满足于停留在历史表象上。
黑格尔虚构了历史的本质——理念，然后，在理念自我扬弃的运动中构筑关于历史的理论大厦。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出发，去把握社会历史的一切方面，然而，在思想史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论把握，较多地是从其表面现象出发的，即从表露于外的社会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等等某个具体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理论阐述的。卢卡奇所用的是第一种方法，即透过历史的表层抓住其本质，然后展开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他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他设定了总体，并希冀从这里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意义，进而获得对历史本质的把握。
近代科学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追求“精确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征。然而，科学的“精确性”，是以牺牲对象的总体性质为前提的，即割断对象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把对象看成“孤立的事实”或“孤立的事实群”，并从中抽象出一些简单的、纯粹的规定，获得关于对象某个方面的精确定义和描述。因此，近代科学的历史所展示给我们的不是统一的、总的科学体系，而是许许多多独立的专门学科的总汇。也就是说，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不愿意越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越出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研究对象，就有可能失去科学的精确性根基，因而落得“炼金术士”的恶名。
不仅自然科学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也都是以“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为研究对象的，它们把“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倾向”
看作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这种科学研究标榜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研究对象和以这些客观事实为根据，因而，看起来非常客观和“显得特别科学”。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因为事实一旦失去了与总体的联系，只不过是一些假象而已。“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身所应具有的客观性。作为科学的对象，它们提供给科学的只是虚假性。所以，以它们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貌似科学，而实际上是最不科学的。追求“精确性”的科学活动，不仅割断了对象与世界之间横向的联系，而且割断了它们之间纵向的联系，使其失去了历史的性质。
卢卡奇指出，近代科学一直赖以存在的“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的性质”
。卢卡奇引述恩格斯的话说，由于科学追求“精确性”，其结果就是“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
。追求“精确性”就等于在科学研究中放弃历史的一维，设定科学研究对象是没有时间特性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现实中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科学研究如果去追求“精确性”，就无异于脱离历史，在历史之外进行活动；假如这能称得上科学活动的话，那么，这种科学研究的内容就必然会与其对象相疏离。
卢卡奇认为，在历史科学中，辩证法是用来理解历史的唯一的科学方法。他说：“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
就是说，辩证的总体观是在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中来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专门学科的。而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历史学不懂得辩证法，所以，当它们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专门学科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这个时代或这一专门学科之中而无法自拔，从而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卢卡奇说：“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的辐射。近代科学追求“精确性”的做法已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观念：以为只有那些能够量化的科学才能称得上科学；而那些无法引进一系列参数的学科，无法通过一系列公式演算而得到的结论，就不能算做是科学的。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能够把科学研究的对象量化而使科学研究的成果精确化，一直是科学家们引以自豪的，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然而，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只是科学家的谵妄，因为科学一旦获得“精确性”就会成为不科学的了，而“精确性”实际上也恰恰是不精确性。
“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来就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协调，是它的精确性的社会前提，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是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那么就的确可以问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
在这里，卢卡奇似乎是在谈论历史学的方法，而实际上这段话却代表着他对一般科学方法的意见。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样的，它们的性质是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对象的历史性质，对象所包蕴的时间性，即对象的运动变化，决定了科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把获得“精确性”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而是应着力于揭示对象的各种不定的关系。所以，卢卡奇要求对“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更大的不精确性”提问。而科学方法恰恰不知道什么叫“什么时候”，因为它从来就不考虑时间的意义。
卢卡奇认为，一切追求“精确性”的科学恰恰是不科学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抓住了近代科学的致命缺陷。从对象的历史性质来看，科学的确无法把追求“精确性”作为自己的任务。因为，任何精确地把握对象的要求都会把对象孤立化、固定化，而追求“精确性”的活动本身，就是抽象化和片面化的过程。
但是，这并不否认科学存在的意义。从效用的原则来看，近代科学有着无法否认的巨大价值，近代社会的发展正是以科学的发展为杠杆的，在今天，科学的力量已经渗透进入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早期阶段发展起来的经典科学，尽管存在着卢卡奇所指出的一些根本缺陷，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日每时都发挥着作用，而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些把对象的历史性纳入科学范畴中的科学，却仅仅作为新的观念被人们所接受，在应用方面远比不上经典科学那么普遍。对于这一点。卢卡奇重视得不够，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科学作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而给予充分的肯定。
当然，卢卡奇所强调的是科学方法与辩证法的对立。他认为，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认识方法。“自然科学是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
。“观察”、“抽象”、“实验”等手段是科学活动的基本步骤，对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来说，无论是认识自然，还是认识社会，“观察”、“实验”和“抽象”等都是认识的初步行为。没有这些行为作先导，作为认识活动的更高层次的活动即分析、综合也就无法进行。但是，卢卡奇所不能同意的是，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手段，只是为了使科学越来越远离现实，远离作为认识对象的本然的世界，达到对“纯”事实的猎取。
卢卡奇说，这种“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难免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
。应当说，对科学认识对象的整理、界定和把握，是离不开数的关系的。然而，事物以及事物之间丰富的联系和具体性，仅仅从数的关系中是无法得到反映的。如果仅仅在事物中看到数的关系，就会在研究对象的同时失去对象，从而把对象中的数的关系变成远离对象的一切事物的“共性”。这就是说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片面的抽象方法，它与科学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因为，科学在于求真，而抽象的方法所获得的“纯”事实，与它的研究对象相去甚远，科学理论越是精细繁琐，就会越远离现实。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真理。所以，卢卡奇说，这种科学方法是“理想的认识方式”。所谓“理想”就是撇开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复杂的、丰富的、具体的联系，从中找到某种便于操作的、简单的、“纯粹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一经找到，科学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非真实的、关于对象的谬误。
卢卡奇对科学方法的这一批评与恩格斯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恩格斯认为，早期的自然科学方法具有这样几个特征：（1）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2）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孤立地去研究各种自然现象；（3）牛顿力学达到的伟大成就，使人们相信力学规律支配自然界的一切自然现象。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
。虽然，卢卡奇对科学方法的批评不像恩格斯那样概括精要，但他毕竟抓住了这种方法的要害。那就是，这种方法使得科学只研究孤立的事实，并以为把这些事实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完事大吉了，因而也就显得特别“科学”了。卢卡奇认为，这实际上是最不科学的，只有作为这种方法的对立面出现的辩证法，才是科学的。因为“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
。
当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自然界中不可能存在辩证法。这是由于卢卡奇理论的不完整性，即要求总体的可理解性而造成的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不过，卢卡奇对传统科学方法的批评是基本正确的。只是有一点卢卡奇没有注意到：自然科学方法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所批判的科学方法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早期的“科学研究方法”，而康德、赖尔、维勒、焦耳、施莱登、施旺、达尔文等人在不同领域中的科学发现已预示着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黄昏。不过，我们不能将此归罪于卢卡奇的无知，因为卢卡奇的批判锋芒是指向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在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些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面目出现的理论家们极力追随资产阶级科学，用这种早已过时的“科学方法”来阉割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辩证法，成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奴隶。卢卡奇说，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地“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他们于是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
。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理解“总体”这个概念的意义，所以。当他们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时，“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范围”。在他们的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在思维中综合的过程，他们的理论完全是关于现存社会的简单规定的直接反映。历史是在不停息地向前运动着的，当庸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关于现存社会的简单规定的精确性时，历史的发展已经粉碎了这个精确性。所以，卢卡奇批评说，庸俗马克思主义“以为把这些规定简单地拿过来，既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也不把它们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他们就特别‘精确’了。他们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孤立的”
。
其实，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自然科学一窍也不通，他们用以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主要是从庸俗经济学那里学来的。对庸俗经济学的追随，使他们的思想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庸俗马克思主义那里，“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被从总体上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被抛弃，或者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
。卢卡奇强调，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可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从马克思那里学得这种正确的方法论，当他们取消了“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时，所看到的只能是孤立的部分，他们的理论也就是关于这些孤立的部分的范畴的集合。一切有机的联系都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即使有时遇到一些明显的、无法回避的有机联系的东西，庸俗马克思主义也会断定它们“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显然，这里包含着一个理论上的危险，即走向唯心主义，但更大的危险是庸俗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替资本主义社会作论证的泥潭。
因为，没有总体观念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也就变得模糊不清。显然，从孤立的部分及其范畴出发，是无法搞清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根本区别的。相反，会把一些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东西看作是“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而且，以为“所有孤立的部分的范畴都能作为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来孤立地考虑和对待”
。
在卢卡奇看来，从整体出发还是从单独孤立的部分出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出发点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从单独的孤立的部分出发，其结论必然是抽象的；而从整体出发才是认识具体性的保证。
庸俗马克思主义从单独的、孤立的部分出发，“这些单独孤立的部分所经历的变化，并不能清楚而明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真正区别”
。因为，“这些区别只有在各个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辨明”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割断了“各个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的关系，根据单独的、孤立的事实来理解各个阶段，而且在所有各个阶段中，看到了没有区别的、共同的“单独的孤立的事实”。这样一来，他们就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区别。
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正是通过历史的阶段性来实现的，当我们说社会历史的现阶段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时，首先想到的是现阶段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以使其与以往阶段区别开来的进步因素。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承认历史的阶段性及其区别必然会肯定社会革命的意义，相反就会把革命看作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历史的阶段性及其区别，因而革命对于他们的理论来说就成了一种外在于它的消极因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却是可以从他们那里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
比如，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一部“明确而公开地”把马克思主义肤浅化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的“科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前提和要求。所以，当他准备批判资本主义时就显得非常笨拙。因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经济特征决定了对这个社会的一切虚假的抨击都变得不可能了，任何以“科学”的名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抽象的分析和孤立的考察都变得荒谬不堪。而且，从表面现象上攻击这一社会的做法反而显得非常虚伪和庸俗，与刻意替这种制度作辩护的做法一样肤浅、可恶。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使其矛盾暴露了出来，一切关系都变得简单化了，这时，“人们不仅在政治上必须决定对资本主义是采取赞成的态度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在理论上也必须作出决定。这种决定是：或者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把社会的整个发展作为总体加以考察，然后再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或者采用只限于从个别科学方面研究个别因素的方法，来回避与这一现象的相遇”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后一种方法，所以他们在个别领域里找到了“精确的”描述，“找到对个别情况‘永远适用的规律’”而“帝国主义同先前时代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对此，卢卡奇批评道：“机会主义者置身于‘一般的’，资本主义中，他们似乎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现状越来越正好符合人的理性的本质，正像李嘉图和他的后继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觉得它是‘合乎自然规律’一样。”
可见，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把自己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永恒之中了，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悖于对象的行动了。
在某种意义上，对矛盾的看法，是判别人们是否是辩证论者的最简洁的标准。“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和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理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的对抗。”
因而，它们把理论中和各理论间出现的矛盾，看作是认识不够完全的结果，并试图通过对各门科学的改造，去建立起一种更一般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矛盾就会最终消失”。卢卡奇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建立起作为科学的一般理论的。因为，科学中必然存在着矛盾。“就社会的现实而言，这些矛盾并不是对现实的科学理解还不完全的标志，而是相反，它们密不可分地属于现实本身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们在对总体的认识中不会被扬弃，以致停止成为矛盾。完全相反，它们将被视为必然产生的矛盾，将被视为这种生产制度的对立的基础。如果说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那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因为这些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
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极力排斥矛盾，这是由于它的“理想的认识方式”的要求，但主要地还是出于要求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完美性、永恒性的愿望。它以为把矛盾归结于认识的不完全，就可以无视现实中存在着的深刻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必将造成的社会危机。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拒斥矛盾时，其实是不自觉地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尾巴，走向了辩证法的对立面。所以，卢卡奇指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的方法和修正主义的方法论”完全不同，它认为矛盾就是现实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认识现实正是要把握现实的这一矛盾性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揭示这些矛盾和寻求克服这些矛盾的途径中建立起来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指出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就是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现存的社会基本矛盾。
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了资产阶级科学及其抽象的方法，绝非偶然。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的批判也绝不是只限于这种方法本身。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说资产阶级科学方法“乍看起来可取的话，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出一种迎合这种看法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的抽象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当卢卡奇批判资产阶级科学方法时，他是把这种批判看作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的，即怀着一种用“辩证方法来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
的理论动机。
卢卡奇揭示了科学方法的社会历史根源，指出：“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机会主义者始终未认识到按这种方式来处理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的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法律等）”
。
学科的分化和专门学科的出现是专门化的分工的结果。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学科分化是科学进步的标志。但是，如果把学科分化的过程与社会发展史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性的特征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卢卡奇努力去揭示“学科分化、专门学科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合乎实际的。
关于学科的分化、专门学科的出现，人们也许会给予充分肯定的价值评判。然而，一旦把它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即科学与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相背离。一切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的科学，都必须清楚地和准确地掌握对象的实际存在同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关于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了这种区别才能去把握其联系。但是，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并不知道这种区别，他们把现象和本质混同了起来，误以为那些实际上只是对象的表象的现象就是对象的本质。其实，这些现象只是一些假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假象。而资产阶级科学却恰恰是建立在这些假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资产阶级科学的真理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科学的这种状况有自身的原因，即局限于现象的范围，以获得对现象的认识而沾沾自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与现象的分离，用社会的繁荣掩盖了深存于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资本主义分离，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这一切也必定深刻地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科学和哲学。”
所以，科学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在两个方面决定了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专门化，使资产阶级科学把对一些特定科学和方法上是必要的、有用的抽象概念作为本原，进而，又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各种关系，或者对这些关系的规范，看作是来源于这些抽象概念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资产阶级科学又恰恰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然而，“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最多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
。
从个人出发还是从社会出发，这是资产阶级科学永远无法超越的二难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资本作为私人财产的功能和其客观的经济功能是矛盾对立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社会的客观经济发展中是作为阶级在行动，但是它把这一它自己推动的过程的发展只是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它的、客观上有规律的、发生在它自己身上的过程。”
就资本家个人而言，资本是他的私人财产，他必须通过资本为自己获取利益。但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却成了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因此，在资本身上，凝聚了资本家个人与作为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的、社会的东西之间的尖锐对立。
如果以为资本家在这种对立中一无所为的话，那就错了。资本家在这种对立中，正是借助于资本把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的社会的东西，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变成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卢卡奇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取得了对社会的统治，并把这种统治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因此，资产阶级就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当然，用来组织社会的工具是资本，“起初是用股份公司，用卡特尔、用托拉斯等等实现了越来越高度的集中。这一集中虽然在组织上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然而却也并没有触动生产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而是为了赋予变得强大的单个资本家以相应的垄断资本家的地位”
。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物化”的根源。追求资本增殖的商品生产，一旦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基本生产之后，就变成了超脱意识控制的客观过程。人的劳动的产品成了商品，因而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使“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
。
物化既表现在客观方面，也表现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由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物的运动以及物的关系的规律，成了无法制服的、由其“自身发生”作用的客观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个人即使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认识并利用这些规律，也丝毫不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物的统治和越来越加剧的物化。在主观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把劳动本身变成了商品，人的活动也被客观化为与人相对立的因素。劳动力作为商品，也就像变为商品的任何物品一样，必然要服从商品运动的规律，即进行着客观的自己运动。这样一来，人和物之间的异质性就被忽视了，剩下的是形式上相同的、可以交换的商品。
商品作为社会范畴是以分工为前提的。分工越是精细，劳动越是专门化，其产品就愈加具有社会性。资本主义的分工使生产成了“为他的”活动。人们劳动产品的唯一出路，就是进入商品关系之网中。商品关系要求为质上不同的物提供一个抽象相同性的原则。这种原则确实在物中找到了：它就是一种确定的、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对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加以测定，从而使商品交换可以进行。
但是，这种抽象相同性的原则也被使用到人身上来了，把人的质的特性，人作为个体的特性统统消除了。卢卡奇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单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
。
可计算性赋予了资本主义生产以精确化的形式，但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有机的、质的方面却失掉了。同时，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也化为乌有。因而，“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
。卢卡奇引述了马克思的话说，“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所以“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他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
。人成了生产体系中孤立的原子，工人作为人的人格，成了与他相分离的外在物，是被置于生产之外的旁观者，可见，人被机械化和片面化了，是被结合进机械过程中的孤立的分子和资本主义社会抽象规律的承载者。
工人被机械化、片面化是不能被视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别现象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把全部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了物的关系，物化遍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了整个社会唯一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官僚机构都成了物化的合理保障，即使在人的精神世界和伦理领域中，“占有”和“出卖”也表现为一种普遍现象。总之，整个社会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其他一切都成了偶然的、不合理的假象。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本质的方面都被物化的形式所遮蔽，片面性就成了这个社会最明显的特征。
卢卡奇通过对资产阶级科学抽象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性的批判，建立起了总体范畴，期望在总体范畴的基础上获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建立起无产阶级意识，从而超越资产阶级科学和资本主义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