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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对总体范畴的重视，反映了20世纪科学的思维走向。
历史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同处于一个时代的科学家、思想家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流，但往往会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相似甚或相同的结论。即使研究的领域相距甚远，人们也可以从中发现类似的思想方法和走向同一目标的共同趋势。如果历史学家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试图去搜寻某一学科影响另一群学科、某一思想家影响另一群思想家的例证，不仅会显得学究气十足，而且所获得的联系也往往是十分牵强的。对于这种现象，唯一合理的理解应从科学史、思想史以至于整个人类史的总体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看到每个时代所独具的主导思维方式的轮廓。
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强烈的反科学主义倾向，但20世纪科学思维中的整体论观念又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通之处，这是时代主导思维方式使然。
15世纪后期，随着近代科学门扉的开启，“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的这一最初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领域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
。科学家首先需要对自然界的万千事物加以定性，而注重事物之间异质的方面则是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关键。事物间异质性程度的深浅、量的意义上的差别，是对事物作不同层次分类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对整体加以分解、分析的方法。17、18世纪的生物学就是这种分析、分解方法的典型应用。也就是说，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首先把事物与周围的其他事物隔离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
分解、分析的方法能够使研究深化，这是无可否认的，但这种方法却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一般说来，对事物的分解越细就意味着事物越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人们便越不能从总体上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分解、分析的方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
。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机械观，它是与哥白尼、伽里略、牛顿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培根和笛卡儿对分析性和数学化推理的强化，使这种方法和观念影响着整个近代科学。
19世纪的科学家正在为分解、分析方法的成就而志得意满时，却迎来了挑战。亚原子的发现和量子理论的建立，表明了世界不能最终分解为一些独立存在的、相互孤立的部分，从而预示着20世纪科学整体观的出现。尽管恩格斯早已从能量守恒与转化、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的科学发现中提升出科学总体观的思想，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机械观却是在自身发展中碰壁之后才真正走向衰落。
人们在论及20世纪科学整体观时，总喜欢从黑格尔那里谈起，从本世纪黑格尔哲学在英语系国家的中兴中，找寻整体观念的真正来源。这样一来，似乎是科学家由于从哲学那里获得了灵感才推动了20世纪科学的发展。对此，我们姑且不论，但科学和哲学毕竟走到一起来了。尽管20世纪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中还有一批精于“拆零”技巧的人，但科学整体观已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所有科学领域，成为20世纪科学所共有的思维方式。
在生物学中，生物有机论早已发现了机械论观点和分解、分析方法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困难。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是不可能被分解为许多独立的单位的。因为，有机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只有处于系统之中才能获得质的规定，即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成其为部分，每个部分都完全取决于它同该有机体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如果说有机论者的整体观还显得比较朴素、直观的话，那么孟德尔遗传理论则具有了现代气息。它关于遗传规律的整数比，来源于对实验对象整体的动态把握。分子生物学由于注重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和信息，使生物学的整体观念更加丰富。分子生物学认为，生命系统不是核酸和蛋白质等化学大分子简单积累的结果，只有当以核酸为主的遗传体系和以蛋白质为主的代谢体系之间出现了耦联作用，多分子体系内部建立了信息传递、控制和调节的新关系时，才能出现新陈代谢、自我繁殖、生长发育以及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也许分子生物学关于核酸和蛋白质分子的研究是采用传统的化学或物理的分析方法，但其关于生命系统的结论却恰恰是对这类方法的否定。
对于韦斯和贝塔朗菲来说，在生物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整体论观点甚至很快就越出了生物学的界限，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韦斯在批评分析、分解方法的局限性时，指出分析方法使我们得到了精确性而失去了视野。同有机论者一样，他认为分析的方法在把一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时，实际上剥夺了这些部分处在系统中时所具有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分析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所丢失的是“信息内容”。贝塔朗菲在胚胎学研究中也看到机械论使我们无法了解有机体的特性，所以，要了解有机体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与机械论相对立的立场。贝塔朗菲确立了这种立场，而且这一立场使他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纪，这就是他的“一般系统论”。
格式塔心理学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向传统心理学的元素分析提出了挑战，处处突出心理的整体组织系统。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在心理现象方面，整体是不可分解为元素的，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整体是先于部分而又决定各个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的。人们只要稍稍了解格式塔心理学，便可以从它所经常使用的“心理场”、“物理场”、“行为场”、“生理场”、“心物理场”、“环境场”等术语中发现它在心理研究中所具有的整体意识。格式塔派所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心理学解释”，当它引入一些生理学假说时，必须保证这些假说“一定适用于有机整体的完整无缺的行为，其中也包括它的经验的方面”
，心理的形成是有机体凭借一种整体性的过程对现实刺激丛的整体反映。
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理论对皮亚杰创立“发生认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对于皮亚杰这样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家来说，整体乃至总体是不言而喻的，他的发生认识论对结构主义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指出了结构整体是如何生成的。单是从他所领导的“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海纳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和控制论专家等等，就可以看出皮亚杰关于20世纪科学的总体构想。而且，皮亚杰常常引以为骄傲的，正是他的学说综合了20世纪哲学和科学中的辩证倾向及结构主义倾向中所共有的整体性观念。
格式塔心理学能够建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物理学的“场论”。由于相对论和场论的出现，科学家的视角从经典物理学的“物”转向“物间”，即把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作为研究的起点，然后从这种联系中来认识和把握物的性质和存在形态。这就把经典物理学从物出发，然后把握物与物的联系的思维方式颠倒了过来。由于这种思维的更新，20世纪物理学迅速地深入到微观世界。
微观物理学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关于所谓基本粒子构造的夸克理论，彻底否定了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还原论。夸克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的物质不能被最终还原为基本的实体，它必须通过“自我的一贯性”原则而被理解为整体。换言之，夸克理论把物质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动态的网络，认为，网络上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是根本的，一个部分的性质总是服从于其他部分，它们相互关联的一致性决定着整个网络的结构。
70年代以来，随着物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提出的学科整合的要求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表明物理学的研究最终摆脱孤立系统，走向一个开放的系统，从而在物理、生物、社会及认识等各门学科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大系统中游弋。
在20世纪的众多科学门类中，系统论被排列在学科之首。系统论既是一门新兴学科，又是一种可以普遍应用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而系统论之系统，根据贝塔朗菲的定义，是“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如果说贝塔朗菲关于系统的这个定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还相距较远的话，那么，科学家们在对系统定义的不断修正中，却越来越趋近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了。“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已包含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念中了。
作为20世纪科学思维特征的整体观念具有整体性、过程性和模糊性三重性质。
关于整体性。我们在系统论对各个学科的不断渗透中已经看到，几乎一切具有20世纪特征的科学都着重于把握整体。在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一门科学采用在上个世纪还普遍流行的方法，即通过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虚构出一个理想状态，然后再对对象作出细致入微的分析。即使特定的科学研究要求不得不对对象的范围作出严格界定的话，人们也毫不怀疑这个对象对于存在着的世界只是一个部分。科学研究大都能够自觉地把整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力求把握对象的整体性和极力追寻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正如托夫勒在为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一书英文版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研究中，习惯了“拆零”技巧的人已近乎于古董了，这个时代所崇尚的是“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装到一起”首先就需要具有整体的观点，否则怎么去装和装成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旦去装，就意味着对整体的肯定。所以，对于20世纪的科学家来说，如果缺乏含有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几乎是无法从事科学活动的。
关于过程性。20世纪科学普遍地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特别是把时间的概念引入到考察对象中来，把考察对象转化为四维结构的存在物。爱因斯坦对经典物理学的革命就是以此为突破口的。爱因斯坦在运动的坐标系上考察特定对象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把考察对象看成是与整体关联着的共动的过程物。随后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微观世界研究中的一切科学成就，都在方法论上认同了研究对象的过程性。在其他科学门类中，不仅系统科学群把对象的动态过程性作为与整体性同等意义的最高科学原则，而且生物学、数学等几乎所有的理论科学都在理论建构中把过程性的原则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关于模糊性。20世纪科学对传统科学的最大挑战，是肯定模糊性在科学中的地位。例如数学，这是一门历来被人们视作最富严格、精确和明晰特征的学科。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概率论的出现昭示了数学在研究随机过程时只能提供一个大概趋势。到了60年代，为了适应系统科学群的数量化的要求，一门称作“模糊数学”的新的数学学科建立了起来。数学历来都是一个时代科学发展水平的标尺和思维方式的表征。在20世纪，系统科学曾表现出欲取代数学的科学“皇后”位置的倾向，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全部系统科学的分支学科都离不开数学。而且，恰巧数学也适时地创立了模糊、集合等理论，以适应这种要求。因此，我们说数学理论中的模糊性反映了20世纪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突变论中的数学模型化，物理学中的混沌理论、量子力学，化学中的量子化学等等，都为20世纪科学思维中的模糊性作出了进一步的证明。
整体性、过程性和模糊性是不可分割的，其中，每一属性都是来自于其他属性和由其他属性所决定的。整性体、过程性和模糊性的统一，用哲学的概念来加以指称，那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
对于20世纪科学来说，关于整体、历史进程的总体观念，不只是科学发展的结论，而且是科学存在所须臾不可离异的前提。无论是在学科内还是学科间，科学家们在“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种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
。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勃勃雄心，把人们引入科学的整体结构之中。整体的观念已不是古希腊人的猜测，而是由科学揭示了系统的组织性、历时性和或然性等复杂内涵的科学观念了。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思维方式。20世纪整体性思维方式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科学时代的开始。当然，时代间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具有20世纪特征的科学思维正是近代300多年科学文化成果的积淀。离开了以往的科学、文化的发展，是无法理解20世纪科学新范式的形成的。新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是隶属于20世纪刚刚开始建立的科学—文化范式的。所以，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与科学的整体观念有相通之处是不足为奇的：当然，指出某一学说、某一思潮对某一科学—文化范式的归属并不能取代对这种学说或思潮的批判性考察。恰恰相反，我们在指出新马克思主义属于20世纪科学—文化的整体观之后，正是要对其总体范畴加以系统的考察，揭露这一范畴中所隐含的非科学的、独断的、幻想的成分。
20世纪是一个全新的科学—文化时代的开端，总体范畴和整体观念刚刚建立起来，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科学—文化范式，它仅具雏形；对这一“幼子”加以精心培养，促使它成长发育，直至成熟、完善，是一切学科领域共同肩负的使命。一个人甚至一代人即使能力微薄，也应该具有自觉建立新范式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