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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顺序看，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遭到破产之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扭转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拉向后退的局面，恢复“总体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的理论任务。因而，在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著作中，几乎一切重大理论问题的阐述都是从第二国际理论的“对立面”展开的，就连研究的领域也打上了这种“对立面”的烙印。比如，第二国际时期，无论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还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在哲学方面都极其浅薄，因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从哲学研究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在当代学者为新马克思主义开列的书目中，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到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都可以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
对于专门从事社会、历史和人的研究的学者来说，如果不是从哲学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很难在思想史上有所建树的。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就是从哲学开始的。他赋予了哲学以批判的、革命的功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当然，马克思这里讲的哲学并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指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武器和共产主义理想，它包含着转化为现实的积极要求，并现实地发现了无产阶级这一实现自身的“物质武器”。
显然，马克思对哲学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当恩格斯回顾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过程时，也毫不含糊地把哲学看作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出现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说，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的。“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恩格斯甚至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的民族”。
因此，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哲学家。理解哲学家必须具有哲学的头脑，当考茨基无可奈何地坦白“哲学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时，无异于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真实联系是不清楚的。考茨基由于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懂得不同哲学思想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以致他最终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可见，不懂哲学是不可能具备总体观念的，而缺乏总体观念往往意味着思想的混乱。新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哲学研究是很可贵的，所以，他们能够提出“总体”范畴，表现出强烈的对总体的渴望。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哲学随时准备实现自己。
当然，新马克思主义的老一代代表人物是比较重视实践的。卢卡奇、科尔施都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卢卡奇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文化和教育委员、匈牙利红军第五师团政委，后来又在纳吉政府中担任过文化部长；科尔施担任过图林根工人政府的司法部长。他们的著作也比较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观点的研究，无论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都把实践范畴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
但是，在对实践的理解中，他们由于对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过分强调而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天平上向后者倾斜了过去。在新马克思主义其后的发展中，是不乏关注现实问题的理论著作的。如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萨特对现代人的异化的关注等等，或在激情勃发、或在沮丧充溢中包含着渴求实践的倾向。不过，在他们那里，实践更多地从属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他们接受了卢卡奇、科尔施这些老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倾向，越向前走，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前提。特别是，他们把研究对象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社会历史，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物化、异化，他们研究的起点大都是意识、心理、意志等因素，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总体，成了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海市蜃楼，而他们关于总体的理论也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总体的理论构想包含着解决近代西方哲学理论冲突的尝试。
在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孜孜不息的努力。20世纪西方哲学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更加显示了哲学的魅力和存在的根据。在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过程中，西方哲学形成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等等许许多多相互分离、彼此冲突的思想流派。尽管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时此消彼长，有时我隐他显，各个流派都于发展和停滞、消亡与再生的浮沉中画出了自己的轨迹。这些流派站在不同的基点上，从不同的视角塑造着人类精神的恢宏大厦。不过，其工程都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是在完整的“四维空间”中建造着人类的精神大厦。显然，马克思的理论努力并未真正为当代人所理解。所以，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是绕过了马克思来承续西方哲学的传统的。尽管他们在探索这些问题时包含着许多更为深刻的见解，但毕竟缺乏马克思主义统摄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整体与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的总体性特征。所以，20世纪哲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点的高度。
与20世纪诸多哲学流派相比，新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既熟悉西方哲学传统，又了解马克思，因而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建立在生活、实践观点上的总体理论只是一项伟大工程建构的开端，它为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整体与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等问题留下了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无限空间。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起点来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然而，新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完全陶醉于当代西方哲学理论探索的合理性成就，采取一种偷懒的做法，试图不费力气地用现成的当代西方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就难免使他们以“聪明的懒汉”的形象展示于世人面前。由于这个原因，新马克思主义也陷入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冲突之中，而没有最终解决这些冲突。
当然，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是一群推销“新娘”的推销商。他们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现代哲学流派联姻，并用现代哲学“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古典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了，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能够维系下去，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现代化。
要求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无可厚非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往思想体系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着的思想体系，它随时准备吸收当代科学和哲学研究的积极成就。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明证。然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像列宁那样科学地分析当代社会的特征和批判地总结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成就，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借助于简单的类比，一旦在现代哲学流派中发现些微与马克思主义可以相通之处，就迫不及待地去用它们“补充”马克思主义。而且，这种进行“补充”的工程一旦开始，“补充物”便成了一把用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尺子。基于这把尺子，似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任何批评都是理直气壮的。
如上所述，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社会与历史、理性与非理性等是近代哲学所共同关注的主题，无论哲学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使它们分离或统一，作为具有共同主题的哲学思考之间总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我们在研究不同的思想流派时，首先应看到使它们相区别的根本所在，然后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合理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吸收当代科学和哲学成果时也需循此路径。如果像新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用当代哲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反而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其本质，从而演化为一种超越于一切社会和一切阶级的、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思想体系。历史证明，这种思想体系是不存在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新马克思主义自以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而自视高于“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
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广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触及了社会与人的一切可以进行哲学探讨的方面。即使在“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批判的锋芒也从未钝化过。比如，阿尔都塞为了批判的目的研究了资本主义用以阻碍革命发生的手段。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其批判的激情而言，丝毫也不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仅仅举起批判的旗帜就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未免过于轻率了。早在马克思之前，从康德到黑格尔早已形成了批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之所以超越了旧的批判传统，是由于马克思在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也要求进行物质的批判。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为物质的批判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批判是非常激烈的，但这种批判活动仅仅限于知识界的范围之内，从来也没有准备与他们试图要代言的阶级结合起来。应当说，他们要为哪个阶级代言也是不清楚的。本来，60年代后期西欧青年造反运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机，然而，这种结合却没有真正发生，即没有使理论成为系统的行动纲领。这也证明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并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质。所以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朗诵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伦敦海格特公墓中的一个墓志铭时，却努力想使自己挤进这句话中的“哲学家”行列。他们并不打算把理论的批判转化为现实的批判，尽管他们就实践问题作了很多文章，但依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抽象地谈论总体问题。当他们“重构”马克思主义时，所追求的是理论的完善性和合理性；当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掩饰下用各种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时，恰恰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新马克思主义在“恢复”、“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用20世纪哲学的非理性色彩浓妆淡抹地打扮自己。卢卡奇对主体觉醒的重视，萨特对内心体验的宣扬，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情感的推崇，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性解放的追求……无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表现。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非理性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对欧洲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叛。进入20世纪，非理性主义越出了人本主义的界限，日益向科学主义的领地渗透，成为20世纪哲学思维的一大特征。这向人们表明了非理性思维的重要性。特别是，20世纪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从总体上改变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那种激烈的反理性色彩，抛弃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贵族式的傲慢气和超人的苦恼，向着理性与非理性整合的方向发展。尽管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并未在20世纪哲学家们那里得到最终解决，但这种整合毕竟反映了人类思维进步的趋向。新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哲学中吸取非理性主义的营养是应予肯定的，它也正是由于发现了非理性这块新大陆，才给总体理论增添了许多血肉，使其更加丰满。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足之处，仍然是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当代哲学成就的问题。所以，它想“补充”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时，却扭曲了马克思的形象。
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是一曲悲歌。革命已经失败和革命的前途渺茫所引起的苦闷、对异化和人的失落的无可奈何……是这曲悲歌的主旋律，至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多样性，只不过是渲染这一主旋律的复调而已。虽然，新马克思主义者为这曲悲歌加上了“追求总体”的标题，但“希望”自始至终也无法冲淡悲怆的感受。所以说，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总体范畴作为方法，其有用性未被证实；作为目标，只是理论的终极关怀；作为理想，是科学的沦丧和乌托邦的再兴。
从总体上看，总体范畴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标志。尽管不同的派别对总体的理解大不相同，但就其强调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期求社会的总体变革，呼吁总体的人的出现等方面而言，他们之间是有着一致性的。因而，可以借助于总体范畴对新马克思主义加以总体的把握。不过，新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社会历史，因而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总体是否是哲学上的最高层次的范畴就非常值得怀疑了。事实上，自从卢卡奇把自然看作社会范畴而拒绝对自然界作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之后，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关系已完全被割裂了开来。这是一种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而放弃对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的做法。由于离开了自然，总体的可理解性恰恰成为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了。
如上所述，没有对总体范畴的真正理解，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新马克思主义并未达到对总体范畴的真正把握，所以，其思想也是极其混乱的。作为总体观念的基本要素的自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历时态和共时态等等问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那里，被分割开来，并被片面地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