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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认为，20年代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创新”，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
。的确，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乃至绝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学者、教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他们的理论活动有着与经济发展和政治运动疏远化的倾向。但是，如果因此而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20世纪一切重大历史事件无关的学术思潮，未免失之偏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流派，每一种新思想的提出，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从卢卡奇开始到今天仍然活跃于理论舞台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革命的失败、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莫斯科审判及斯大林主义、匈牙利事件、苏军入侵捷克、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热秋”、波兰工人罢工、苏军入侵阿富汗、战后科学技术勃兴的社会后果以及当代生态运动等等，没有一件停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界之外。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对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社会矛盾更加深化，更加尖锐，因而也造成了巴黎公社以来鲜有的革命时机。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于是，从1918到1923年间，德国、匈牙利、芬兰、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工人起义和人民起义，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在革命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意大利发生了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其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8至1923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与第二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表露于外的形式看，这一期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了工人起义，有些国家甚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像俄国那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上，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是根本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因为深刻影响着中西欧各国共产党革命策略的是考茨基提出的所谓“消耗战略”。
1910年，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在怎么办？》的长文，在文中提出：通过工人运动包围资产阶级的堡垒，对它釜底抽薪，使敌人不得不经常付出重大代价；工人阶级不断地分化敌人，直到最终攻下敌人的堡垒。考茨基的这个所谓“消耗战略”实际上是完全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机械理解基础上的，即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看成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实体之外的、不变的堡垒，消极地等待着无产阶级去破坏它和最终攻破它。考茨基的这个错误设想，在欧洲各国党内都颇有市场，因此，在1918至1923年的欧洲革命运动中，就会出现革命党在行动中犹疑不定，经常被运动的步伐推着走的情况，革命党根本谈不上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和全局性的战略策略。
第三国际在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并未认识到革命失败的这一原因，反而认为是由于中西欧各国共产党不够成熟，运用暴力不足，即未能够通过一两个战役全面击溃资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也就是说，中西欧各国共产党是由于没有严格地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去做才导致了失败。第三国际的这些看法与考茨基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即把革命问题简单化为经济的问题或政治的问题，把着力点放在革命的方式问题上，对于革命的条件、对象等方面的状况根本不予考虑。
其实，中西欧各国在革命过程中也一度极力仿效俄国革命的模式，可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中西欧，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在东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尚未完善，其经济基础也相当薄弱，资产阶级意识只是在比较有限的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中西欧的情况则不同，在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带有“总体”的性质，它不仅依靠国家暴力，而且更多地凭借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在中西欧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资产阶级在思想、精神、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对广大人民有着很大的欺骗性，人民对它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又破坏着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所以，欧洲革命运动流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对革命失败之根源的分析，卢卡奇、科尔施等第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中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总体革命”。它既不属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政治主义”，因为这两者都是片面的。“总体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且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应当成为先导，以便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争取人民，使他们树立起革命的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对法西斯现象的分析是卓有成效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失败中，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到了2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进入30年代，这种危机的加深导致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具体地讲，这种危机是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市场萎缩、劳工利益与资本增长、垄断集团与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面对危机，社会试图通过极权化来解决矛盾。因此，在德、意等国，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
1918至1923年的欧洲革命期间，无产阶级充分显示过自己的实力，对此，大工业资本家记忆犹新。因而，他们利用法西斯主义来转移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威胁，并使法西斯主义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而法西斯主义在掌握政权之初，也确实通过中央集权加速了资本主义垄断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取缔自由资本主义的趋势，而且把这一趋势发展到极端化，把国家权力强加到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统治制度中固有的非人化和异化也发展到了极点，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垄断集团，开始以公开的暴力和恐怖统治取代利用资本而进行的隐蔽统治，官僚和警察直接地、露骨地和经常地运用暴力和高压手段，撕去虚伪的法制面纱，残酷镇压群众，使国家成了一台真正的恐怖机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人的经济片面性也赤裸裸地以政治片面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横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30年代末期起把批判法西斯主义作为首要任务，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著作。其中，霍克海姆的《独裁主义国家》（1940）从政治上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征，指出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和警察统治，具有极权主义的压制性；弗洛姆的《逃避自由》（1941）着重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机制、阶级背景和社会基础；阿多尔诺等人的《独裁主义人格》（1950）研究了极权制度所特有的态度、信仰和神话根源；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941）则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和实证主义。所有这些著作都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揭露极权国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控制，以及个人性格的泛化和人性的被肢解，呼吁总体的人来承担健全的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法西斯主义时也涉及斯大林现象，但真正全面系统地对斯大林现象作出研究的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萨特是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开始用存在主义去“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一时期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揭露引起很大震动。因而，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现象。
萨特认为，斯大林现象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恶果。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却分裂了欧洲工人运动，使欧洲革命陷入低潮，而恐惧了的资产阶级则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因而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建立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鼓励和支持欧洲的革命运动；另一条是封闭自我、急功近利地维持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张走前一条道路，而斯大林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斯大林取得了胜利。因而，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上放弃了对世界革命的关注，把目光转向苏联内部，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向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在理论上则强调俄国特殊论，小心翼翼地把马克思主义地方化、民族化，使之适合于俄国的落后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需要在实践中相互依存”的思想被抛弃了，俄国人希望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都从属于苏联的建设性防御。所以，出现了苏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和专政。同时，俄国的落后性和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又决定了这个国家必须实行一种专制的制度。
苏联“一国社会主义”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工业化。在工业化的环境中，作为自由的实践有机体、作为共同个体的工人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人”。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通过一种压迫和强制的方式，把工人阶级分散到不同的群集之中。苏联工业化所带有的这种压迫和强制的性质，导致了管理者同群众之间矛盾的出现，形成了非对抗性的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制度上层的管理者，成为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阶层，这种情况造成了与布尔什维克平等主义原则相抵牾的现实。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本来是要建立一个由工人完全控制生产过程的社会，但在匮乏和外部威胁的情况下，领导者却不得不尽快克服物质资料的匮乏，发展重工业。为此，就必须鼓励群众对生产的兴趣，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兴趣不可能成为工人本身所具有的一部分。所以，就必须借助于等级工资制来激发这种兴趣。等级工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管理者对群众的压迫和强制，但却把官僚主义特权化固定了下来。
萨特根据同样的思路阐述了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他认为，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及其环境，决定了它的主权机关只有通过把权力放在一人手中才能得以生存和活动，即要求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作为统一人民的方式，既让人民在生产中作出最大的努力，又在政治上消极和相互分离，让他们只从属于领袖个人的意志。
总之，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特权化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造成的，避免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世界范围的“总体革命”。各国无产阶级通过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广泛社会主义联盟，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不会因“物的匮乏”和外界威胁而得不到贯彻，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在个性的充分发展中按照自己的特性去改变历史。
科学技术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技革命，社会生产自动化水平迅速提高，从而使生产力获得了大规模发展。尽管科技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大部分已经“白领化”，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得到空前的改善。这些情况显然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古典资本主义不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要求思想家们作出新的思考和得出新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他们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却是值得肯定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富足社会”并未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这个社会依然是病态的社会。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他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作出了认真的考察，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人的生活条件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富裕，解除了物质的匮乏，实现了人的需要的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人们提供了质高量多的各种消费品，如高级轿车、住宅、组合音响和厨房设备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逸舒适。但是日新月异、琳琅满目的新产品，却让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中认识自身、寻找灵魂，好像人们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商品而存在的。所以，人们成了需要的奴隶。
就人们的劳动条件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使肮脏而强烈的体力劳动减少了。然而，随着工具的复杂化、精确化，它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与以往相比，人愈益沦为机器操纵的对象。人的一切，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仅仅在履行一部分技术操作的功能。个体的人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人的智慧和感觉都变成了管理的对象。
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当人们的需要得到扩大和满足，生活越来越安定、富裕和舒服的时候，人的独立辩证的思想、自主性和批判能力开始丧失，他的精神开始被操纵和驯化，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寄托在电视、广播、报纸、商品广告的刺激性宣传上。
就人们的政治生活而言，一方面，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高度发展了的生产率，把整个社会动员了起来，产生了一种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之上的利益，政治权力通过机器生产过程和国家机构的技术组织控制，成功地动员和组织、利用高生产率维护自己的存在，人们通过消费品的中介被牢牢地束缚在形形色色的官僚制度上；另一方面，人们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不自觉地放弃了持异议和抗议的革命意识，放弃了个体自主性的要求，丧失了对任何统治因素的抵抗能力、否定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因而使自己屈从于统治和变成统治制度的消极工具。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强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人们能够越来越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增加生产，增长福利，制造宝贵的消费品。但是，这一切是通过空前的组织起来的方式实现的。而“组织”又是建立在技术设备和技术结构的基础上的，即它通过工艺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然而，由于分工，个体仅仅是工艺共同体中的一个原子，从属于技术理性的统治而服务于高生产率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爱欲受到压抑，个体的存在遭到损害，个体成了没有思想、没有自主性的、自我感到幸福的奴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却存在着巨大的对人类进步的否定，存在着非人性化和对人的无情摧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今天，人已经成了无个性特征的机器，是外在于科学的科学从属物，人的一切都是为科学服务的，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必须以技术装备为模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向往一种无劳动分工、无商品、无剥削、无异化和人的个体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人的精神得到完全的解放，人性完全恢复，人不仅和自然界处于统一和谐的关系中，而且人与人之间达到以爱为基础的和睦相处。
从上述可以看出，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代世界的一切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于“象牙之塔”的无根据的空想，虽然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有时显得令人难以接受，但问题本身是不可否定的。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除了卢卡奇之外，几乎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未曾打算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尽管萨特、马尔库塞等人在“五月风暴”期间非常活跃，但很难说促使他们行动的动力是根源于他们的理论的。在某种意义上，“五月风暴”只是增加其理论色彩的调味品而已。因而，如果就此而言，说新马克思主义远离实践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