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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被肢解了。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经济决定论”、“斯大林主义”等等概念一下子堆积到了我们面前。这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只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着多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者看来，无疑存在着多种马克思主义。而在我们看来，多种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就已经开始。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信奉者队伍的扩大，一种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也在增长。这就迫使马克思作出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从90年代初开始，几乎在西欧各国都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一些青年著作家往往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塞进自己的作品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崛起的“青年派”就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和“社会宿命论”。保尔．恩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认为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经济关系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人。所以，恩格斯愤怒地指出，“青年派”这批“聪明透顶的博士”对马克思的歪曲是一场“大学生骚动”。
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青年派”身上，就是在拉法格、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与追随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的倾向，尽管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已有定论。比如，拉法格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这看起来只是用语上的不准确，实际上却表明他思想中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这一点恰恰是恩格斯晚年所极力反对的。
梅林在理论著述中，较多地注重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他在反击论敌时，“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而当他研究历史时，却同样犯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因而，他不知道怎样去充分地揭示社会生活各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总是过多地注重经济的方面。当然，梅林是幸运的，他的错误立即被恩格斯指了出来。
在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在考茨基那里，马克思主义被曲解成一种带有浓重宿命论色彩的机械决定论，尽管“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
，然而，考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
，他割裂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片面地强调经济必然性，把历史规律理解为某种凌驾于人和阶级之上的力量。特别是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宿命论的观点越来越变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础，他从此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庸俗化。当代西方学者把考茨基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如果这是就他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事实出发”来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原理演化为宿命论的“经济决定论”，并将其作为教条这一点而言的，那是不无道理的。
考茨基由于不理解辩证法，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仅仅把理论的作用归结为指出实践的目的和描述经济的机制，不认为理论可以在与实践的结合中直接结出硕果，所以，在第二国际领导人中，他是最轻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活动对社会的改造作用的一个。当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时，考茨基关于经济必然性的宿命论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而是为了维护这种错误观点去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正是用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及时总结经验和发展理论的大好时机，然而，考茨基却宁愿为了决定论的信念而牺牲实践。所以，他沦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唯物史观》是考茨基用来总结自己一生理论活动的著作，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考茨基把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了社会历史的一切重大领域，用达尔文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的过分推崇竟使他站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面。比如，在解释国家起源问题时，他甚至批评恩格斯关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从社会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还不够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只有用征服和对财富的掠夺才能真正唯物主义地解释国家的起源。同样，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考茨基都试图把它们抽象地纳入他的机械论范畴之中加以解释。
与考茨基相比，普列汉诺夫有着高度的哲学素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远较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们深刻得多。不幸的是，经济决定论的幽灵也同样纠缠着他，他为历史唯物主义描述出了一个简单划一的机械图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普列汉诺夫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没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没有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这是一元论的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
这个“一元论的公式”也恰恰是后来斯大林进行“宣教”时的“圣经”。
由于普列汉诺夫所遵从的是这样一个公式，所以，他同样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义，不能理解革命政党、革命理论的意义，只能够宿命论地消极等待革命的自然发生。因此，当列宁在1917年4月发表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常称《四月提纲》）中提出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时，普列汉诺夫却站出来斥责列宁是在说“梦话”，说这篇文章是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
。
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路线被斯大林继承并加以发展了。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相比，斯大林所具有的只是对世界和历史的常识性理解，而这种理解又成了他系统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所以，他比第二国际理论家更具有机械决定论的色彩。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积极的实践者，斯大林也竭力想使自己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在19世纪以来的哲学成就和科学成果面前，斯大林表现出了极端的外行。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像列宁那样站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巨人的行列中。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斯大林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整体描述，而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血肉之躯变成了干瘪瘪的教条。他作出了努力，但在别人看来仅仅是随意画出的一条线，至多也只是画出了主干的骨骼结构，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丰富内容被全部忽略了。这也就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指出的，斯大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线性决定论”。
在斯大林那里，论断多于证明。即使证明也只是引用一些个别的经验事实，整个世界被他纳入了决定与被决定的简单图式之中：自然界是一个规律的体系，是联系和发展的必然性驱使着的由量变向质变的过渡，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只在于复制着自然界的规律。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被排除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之外了，成了一门应用和推广“自然观”的具体学科。
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表明：他不懂得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特殊性，他一味地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社会历史科学……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
。他没有意识到，当自己宣布“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时，与宣布“人是机器”站到同一个基点上了。社会历史与自然界不同，它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是人的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在社会历史科学中，撇开人和人的实践，简单地用自然规律来类比社会规律，这种做法还远远未达到考茨基的经济决定论的水平。斯大林一方面宣布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观的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一整块钢铁铸成的”有机整体分割开来，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分离。
在斯大林这里，辩证法在唯物主义的坚定性面前相形失色，即使他在谈论辩证法时，他所谈论的也仅仅是相互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等等几条简单的结论和一些现象描述，辩证法的本质根本未被揭示出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专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除了术语之外，它的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
肇始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这条思想路线带有较多的人本主义色彩，它在批判考茨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借口下，企图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用关于世界和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来取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伯恩施坦是以恩格斯思想遗产继承人面目出现的，他把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看作他改良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而恩格斯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则成了他用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然而，由于他与康德主义、费边主义调情的时间太久，以致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整体的认识，所以，他仅从经典著作的单篇文章或只言片语出发，是必然要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要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为他的改良主义张目。
伯恩施坦强调社会历史领域“因素的多样性”，反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偏重。他认为，在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
，“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创造接受某些思想素质，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系列影响的协助作用。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之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他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
在这里，伯恩施坦名义上是要否定一种推崇“纯粹经济因素”的庸俗观点。实际上他的目的则在于抛弃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以便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让“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有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
。
应当肯定，伯恩施坦的用心是良苦的，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手段，这是他所思考的中心。而且，他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教条主义所具有的空想性质及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危害。伯恩施坦指出，教条主义者“画了一条界限：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
。在他看来，“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
。伯恩施坦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用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相对立时，当他因反对经济决定论而抛弃唯物主义时，无疑是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迈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
因为，伯恩施坦虽然提出了一种用康德主义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但是，他与他的论敌即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一样，对哲学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他无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全面修正的宿愿。只是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麦克斯．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那里，修正主义才得到系统的哲学表述。
麦克斯．阿德勒“一贯主张以认识批判论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基本原理作极端唯心主义的解释”
。阿德勒深得康德哲学二元论的精髓，即把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分离开来，然后进一步论证社会历史过程的精神性质。阿德勒也谈论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但他所理解的经济关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同时在本质上也就是精神关系，这就是说，经济关系永远包含着人们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
。可见，在阿德勒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也被“修正”了。他经常使用“唯物史观”这一术语，其实，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应当是“唯心史观”。
既然阿德勒抽去了“经济关系”的物的性质，那么人与人关系的彻底改变并不取决于废除剥削与被剥削的私有制度，而是依赖于精神的解脱、文化的发展和政治自由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点，最方便的途径就是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奥托．鲍威尔则努力使阿德勒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成为该党的行动纲领，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置于民主夺取政权的统摄之下，认为任何其他的方式都只不过是这一方式的消极补充而已。
与考茨基等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强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认为社会主义是来自于某种“自律能力”和“能创造自觉责任原则”的人类意志的，是建立于一般的、抽象的人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应该承认，在经济决定论那里，达尔文主义的虚假的科学形式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价值因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有着很大的价值的。但当他们走向另一极端时，其结果也与考茨基等人一样，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模式中去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考茨基捡起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却重新用人的意志理解世界和构造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遭到这般肢解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悲剧。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来说，它并不包含产生这种悲剧的因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在创立自己的伟大学说时，还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时刻注意理论的全面性，一旦发现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过多地强调了这一理论的某些方面而遭到误解时，总是及时地予以订正。然而，第二国际后期开始出现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倾向却是事实，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悲剧性结果。形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质泯灭了，不管是考茨基、斯大林，还是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从这一总体中分解出自己可以接受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各自都可以扮演着半个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并获得一种片面的理论。然而，用一种片面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必然要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理论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索的前车之鉴。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总体问题。总体问题的提出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作出的最辉煌的贡献，是他们为自己立下的一座纪念碑。不过，他们虽然提出了总体问题，但却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旧的哲学传统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提出总体问题，而不可能像他们自己所期望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现存世界的理解和批判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会随着总体问题的提出而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