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最新章节_张康之著

3.1 匮乏与异化

对于20世纪的人本主义来说，理解“人”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异化。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抨击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寄希望于历史的总体运动来克服这种物化。卢卡奇无疑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物化的，但在卢卡奇那里，这个“人”不是个体的人。虽然卢卡奇没有对“人”的范畴作较为详尽的阐发，但从卢卡奇从私有制度这一特定环境下来分析物化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是把物化与私有制度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物化应当被合理地理解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合理形式。在卢卡奇之后，由于海德格尔对异化问题作出了颇有成就的研究，以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异化问题成了20世纪极具诱惑力的热门话题。

尽管异化问题派生出许许多多学术见解，概括起来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源于海德格尔的人的普遍异化，即从个体的人出发，把异化理解成人的生存的普遍形式；另一类是源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异化观，把异化与私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萨特的异化观却介于这两类思想之间，或者说，他把这两种相互抵牾的异化观合为一体了。因为，就他从物的匮乏去追寻异化的根源和要求通过人的实践的总体化来克服异化而言，他是比较接近于后一类异化观的，但由于他不是把匮乏看作私有制度的特有现象，而是看作普遍存在于人类始终的，并且他又极其重视个体的人的非理性因素，所以萨特的异化观又是隶属于海德格尔以来的存在主义传统的。

萨特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写出了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作的长篇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在这部著作中，萨特的全部哲学阐述基本上是围绕匮乏、异化、实践、总体化等等范畴展开的。由于这些范畴在萨特那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考察萨特的个体总体观时，必须首先探讨他关于匮乏和异化的观点。这是因为，在萨特看来，匮乏和异化恰恰是总体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正是对匮乏和异化的认识使总体化具有了可理解性。

萨特说，匮乏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居民或集团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具体的自然物（或产品）的数量上的不足” 。匮乏是一个与人类共存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物质资源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对于人的需要来说，任何时候物质资源总是匮乏的。

匮乏是人的存在的否定，而且这种否定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否定，更是不断地被人内在化的否定，即在人的本来意义上的人的否定，人的职业、阶级归属等等在这种否定面前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萨特指出：“不管是对于一个农业公社，还是一个游牧部落，作出否定的无区分性是首要的。” 因为在匮乏面前，社会在总体上面对着这种否定。我们的人类是由无数个历史地共存于地球上的人构成的，地球这个自然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它无法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人类维系生命的需要和人口数量，总是多于可以获得的生活资料。物质资料的这种匮乏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构成威胁，于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暴力行为，以至于最后必然导致一部分人消灭另一部分人。匮乏的基本事实迫使社会必须作出抉择：是使匮乏持续加剧危及整个社会，还是通过消灭社会中的一部分成员来暂时缓解这种匮乏。也就是说，匮乏决定了“社会必须在自己的死亡和其成员的饥饿中作出选择” 。

萨特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变，直到现在总是出现在匮乏之中的，也就是说，出现在一个还不能从它的自然的需要中摆脱出来，从而被它的技术和工具所决定的社会之中的。一种需要被所压迫和被某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集体性的破裂，引起了构成这种集体的个人之间的对抗。” 历史发展的状况表明；为了使自己不致于死亡，人一直是借助于各种方式来消灭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中的一部分，不管这些成员是业已存在的，还是可能出现的。可见，匮乏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人人都有可能被消灭，以便换取其他成员的生存。所以，萨特说，“匮乏是实际存在于人中间的一个非人性的容积” 。匮乏一方面使人们联合成为一个集体；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互为否定的关系，每一个人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非人”。正像等待公共汽车的那一群人，汽车上有限的座位使他们成了抢夺座位的潜在敌人。不仅如此，即使一个人的最好的朋友，在社会集合体中，都会像凶猛的野兽一样向他逼近，像霍布斯所说的“狼”一样向他扑来。

在匮乏的环境中，他人就是“恶”，是逃避迅速走向死亡的竞争者。

人是在否定他人中获得对自己的肯定的，不管他是否同意这样做，只要是存在着的，就必须投入否定别人和被别人否定的竞争中。萨特说：“在任何情况下，斗争都是根源于匮乏，无论这种匮乏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切斗争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获取物，……消灭对手只不过是斗争的一种手段。” 这样一来，物的匮乏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环境或生存条件的问题了，而成了人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匮乏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基本的部分。人，无论是在他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在他的感觉中和意识深层里都弥漫着匮乏的气氛。匮乏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形式，只要谈到人就无法回避匮乏的问题。在可以回顾的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匮乏对人的支配；在可以展望的未来，我们同样看到匮乏的阴云笼罩着人。

物的匮乏之所以构成了人的存在，是因为匮乏根源于人的需要。萨特认为，造成物的匮乏的人的需要基本上具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人类增殖而造成的对物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主要反映在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维持这种增长着的人口的生存而产生的不得不无情地掠夺和榨取物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维系的基本需要，也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需要，但就萨特谈论这种需要的视角看，这实际上是一种马尔萨斯需要。这种需要造成物的匮乏，迫使社会消灭一部分成员，以达到匮乏的暂时缓解。随着人口的增加，匮乏重新加剧，从而开始了新的循环过程。

另一种需要是由于人的贪欲而引起的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主要表现为生活于一个有限世界中的居民与贪欲的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贪欲造成的人类需要是无尽的，它对物的要求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得到满足的，由它引起的匮乏甚至较前一种匮乏更甚，它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甚至会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当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思路，萨特的这后一种“伊壁鸠鲁主义”需要似乎是历史的真正原始的冲动。不过，萨特是把这种需要看作文明社会的原始动力的。在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人的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的高级社会文明需要中，包含着对物的范围的要求日益扩大和对物的量的要求日益增加，并通过日益更新的手段迅速向自然索取。而在有限的自然世界面前，这种需要必然遇到物的匮乏，而且这种物的匮乏也会更迅速地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如果考虑到人的需要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外在于人的物的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的内在的非物质性的方面，比如对人自己心灵的驾驭、带有幻想性的满足等等，那么，人的自身的物质性方面，即人的有机体，就成了实现这种需要的障碍。即使在对外在于人的物的需要方面，人的机体自身也可能是匮乏的。因为美食对胃的容量提出要求，而面对美色，是否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匮乏就成了人的有机体本身中的东西，或者说人的有机体对于人的需要而言是匮乏的。这样一来，匮乏不但是作为总体的人的存在形式，而且，单就人这个有机体而言，也是它的存在形式。对于人的需要来说，人自身就是人的否定，比如人的体能无法满足人的欲望就属于这种匮乏。

在近代社会，也出现了另一种奇怪的匮乏现象，那就是人对于人的劳动产品的匮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面前，出现了消费者的匮乏。其实，这种人的匮乏是一种假象，是由于一种“被制度化了的选择”所造成的，在实质上依然是物的匮乏。因为，“这种对产品而言的人的匮乏，完全是以对人而言的产品的匮乏为前提的” 。就是说，某些社会集团在制度上被排斥在充足消费者的范围之外，从而为另一些集团留下了消费品的过剩。就社会的整体而言，依然是物或产品的匮乏。而且，消费者是“被制度化了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在以往的匮乏的基础上产生的。

匮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物质的、环境的状况。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可以独立于人的客体结构。但进一步的思考会发现，客观世界是无所谓匮乏或富足的，所谓匮乏是针对于人的匮乏。因此，匮乏直接地反映在物与人的关系上。也就是说，人与物的关系的基础就是匮乏。这样一来，匮乏就不再是独立的客体结构，而是一种主体—客体结构，即人与他的对象和将成为他的对象的物之间的总体联系。

对匮乏的考察还不能仅止于此，因为，物的匮乏并不取决于物，而是由人的需要造成的。由于人的需要主要有前述两种形式，因而匮乏归根到底也就反映了两种关系：主体—主体结构和独立主体结构。所以，匮乏最终还是个体的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或个体的人与自身的关系。可见，萨特所提出的匮乏问题，实际上是从属于理解个体的人的理论需要的。表面上看来，这是从物出发来理解人的存在的，是一种对人的理性把握。而事实上，萨特却使这种理性的逻辑思考服务于对个体的人的非理性观照。

萨特认为，人既是匮乏的原因，又是匮乏的产物，而且这种产物是以受害者的形式出现的。人是匮乏的原因，是指人把自己的需要客观化为匮乏。萨特说：“匮乏是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个人同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被物化在环境中并构成了客观的社会结构。”接着，萨特又指出，“人是匮乏的受害者，因为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把这种结构加以内在化，……使自己成为匮乏的人” 。应当说，是人使自己成为匮乏的人。人造成了匮乏，却又希图克服匮乏和超越匮乏，然而，人对匮乏的每一次克服和超越都造成了新的或更大的匮乏。

匮乏是人与物之间否定的统一。人把自己投入到物质界的同时又通过物质界规定了人。人的一切生活无非是同匮乏进行着的激烈斗争，这个斗争就是劳动和实践。萨特说：“劳动是在匮乏的环境中通过对匮乏的特殊否定去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 人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无论是人把自己物化为存在于环境中的客观社会结构，还是把这种客观的社会结构重新内在化为自身的匮乏状态，都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

匮乏是劳动活动的环境，同时，又是劳动要求加以克服的对象。人类有史以来的劳动活动，都是发生于匮乏的环境中的。但是，在匮乏的环境中，人不可能无所作为，人必须与匮乏作斗争，而这种斗争正是以劳动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劳动是人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手段。匮乏是劳动的根据。匮乏的普遍性和渗透于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的事实，决定了人必须劳动。假设伴随着人的存在的是，处处都充满着富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去劳动吗？在萨特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富足腐蚀着人的活动欲望，只有匮乏才会迫使人去劳动。既然劳动完全是由匮乏所引起的和在匮乏的迫使下进行的，那么，劳动岂不完全成了一种被动的活动？如果劳动是一种被动的活动，那么人的主体性何在，人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具有主体性的存在物呢？对于这个问题，萨特是这样解决的：他认为，就劳动直接受匮乏所决定而言，的确它是被动的；但是，就最终根源而言，造成这种被动性的动因，依然是来自于人自身。所以，匮乏决定了劳动这一点丝毫也不危及人的主体性。

在萨特这里，具有主体性的活动是仅就个人而言的。虽然匮乏的状态是一切人都必须面对的，一切人都并列地处于同一种匮乏结构中，每一个人都由于这个共同的境遇而与另一个人相同一，这种同一又使人不同于自身，但是，人必须与自身同一的必然性使人与他人相敌对。所以，人们不可能成为共同对付匮乏的有机总体。人与人之间是互为否定的，在匮乏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单独作战。当然，存在着事实上的集体实践，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体实践都是个人实践的集合而已，克服和超越匮乏的集体实践正是个人对匮乏的斗争。因为，一切集体实践的成员，都是直截了当地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和作为个人来与匮乏作斗争的。

对于个人的存在来说，匮乏决定人的劳动活动。那么，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匮乏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萨特根据“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而加以演绎，认为历史开始于并终结于人们克服和超越匮乏的社会努力。但是，个人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劳动活动是如何转化为社会努力的呢？类似的问题是萨特哲学中比较薄弱的部分。如上所述，萨特是非常钟情于个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而对于人的社会努力、人的社会实践等，萨特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虽然如此，萨特又不得不面对人在社会实践中作出各种各样的努力的事实。因此，他描述了社会活动的轮廓及其意义，指出社会活动是人们借助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集体计划而进行的创造历史的活动。

萨特又指出，并非只有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才创造了历史，“我们无法断定其他星球上的其他种类的有机体——或者由于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打破了现有的匮乏框架，因而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不同的基础上去采用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内部计划去构筑历史，至少在逻辑上是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仅仅对于我们已有的历史来说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如果其他星球也存在着有机体的话，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在创造着历史的话，那么他们并不必然地像我们这样：通过克服和超越匮乏来创造历史。他们或许会从他们不同于我们的存在中和不同于我们的内在计划中，获得不同于我们创造历史的那种动力和手段。

所以，萨特把匮乏称作偶然性的事实。但这一偶然性事实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却是普遍的。人类历史起源于匮乏，又在克服和超越的活动中得以前进。总之，抽象地谈论历史时，匮乏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只是历史的可能性基础和可能的动力。但我们所谈论的是我们的历史，所以，“当我们说到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时，就等于说我们的历史是在匮乏的框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框架是与我们的历史密切联系的和对于我们的历史来说是永恒的” 。

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场持续的战斗，一场反对匮乏的战斗。在原始社会，物的匮乏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人类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世界上依然有四分之三的人营养不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也不可能消除匮乏，相反却加深了匮乏和扩大了匮乏的范围。因为，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匮乏的环境中和由匮乏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反对匮乏的战斗不断展开，人们不断地把匮乏内在化，使之成为人本身存在的一部分。萨特说：“人们是在匮乏的环境中从事生产的，一旦这些人试图克服和超越匮乏时，他们就把匮乏内在化了。” 也就是说，人们主观上是想克服和超越匮乏的，他们正是怀着这个目的去劳动和从事种种实践活动的。但是，结果却与他们的主观意图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克服和超越匮乏，反而把原来作为环境和自然的匮乏内在化为人的一部分或基本存在形式。因此，“正是匮乏使我们成了创造这个特定历史的人，同时也是这个匮乏把我们规定为特定的个人” 。

当然，匮乏对于历史来说是一种可能性因素。因为，它不是规定历史的充分条件，在历史的展开中还会有许许多多其他因素。所以，匮乏并不足以证明历史的一切发展。但是，匮乏却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因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这些克服匮乏的活动把匮乏内在化的，而在这种内在化的过程中与内在化同时形成了历史的结构。作为活动前提和结果出现的这一系列过程，都是由于匮乏和在匮乏中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匮乏决定了人的现实关系的基本性质。人与人的联系和结合，正是通过非人的物质界中的匮乏而获得现实性的。匮乏作为人的否定，是非人的存在。当匮乏迫使每个人对他人来说成了非自身存在的“他者”时，人也就把他人当作非人的他者加以把握。因此，匮乏使人与人的关系非人化。这种非人的关系又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非人的关系之上的，而历史无非是这种非人的关系的展开。

总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一点：物统治着人，物通过物质资料的匮乏实现了对人的支配，使人成为“非人”。一方面，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另一方面，又是物质财富的匮乏。因而，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关系。表面上看来，萨特这种根据物的状况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的做法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的。但进一步的思考会使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关系和剥削关系时，所依据的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占有，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恰恰是一个工人所创造的财富比他由历史条件所指定的生活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生活资料还要多得多。而且，马克思赖以出发的物，实际上是指凝结着人的劳动的或作为劳动符号的物。而萨特作为出发点的物的匮乏，则完全不是劳动的结果，相反，恰恰是纯粹的劳动前提，它不是针对一部分人的匮乏，而是针对所有人的匮乏。这个物的匮乏是物对于人而言的一种普遍状态，是徒具形式的客观结构，在实质上则是一种主观结构。

所以，萨特从物的匮乏出发较直接地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排斥关系，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则很难作出说明。即使他有意去探讨人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也只能把剥削理解成匮乏的结果，而不懂得恰恰是由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造成了匮乏。他所顺便提到的“被制度化了的选择”，也恰恰是从匮乏中产生的。当然，萨特的本意并不在于去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同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者一样，萨特也去寻找普遍的人性。只不过他的先驱们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这种人性，而萨特则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这种人性。所以，在萨特那里，普遍的人性，就成了匮乏的人性，尽管是变了质的人性，但却是我们在历史中唯一能够发现的人性。

在资本主义成长的历史上，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于从个体的人出发构造思想体系曾经表现出高度的乐观精神。他们正是从单个的渔夫或猎人出发，从一对自然存在的夫妻出发构造自己那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的，这类思想体系往往充溢着积极进取的改造世界的精神，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在历史中看到的是人的无限创造力，把未来世界看作充满光明的、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实现。然而，在萨特这里，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由于引进了匮乏这一考察坐标，人类历史变得晦暗起来。的确，匮乏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事实，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们也确定无疑地承认这一事实，但他们与萨特不同的是，他们从不在匮乏的问题上展开自己的忧思，而是相信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越来越强大的支配、改造世界的能力，把匮乏看作是会变得越来越小并最终会被克服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通过首先消除和防止匮乏的消极结果，然后再逐渐地消除匮乏。所以，根本问题并不是是否存在匮乏，而是怎样看待和对待匮乏。萨特把匮乏看作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匮乏仅仅在与私有制度结合在一起时，才表现出自己的消极意义。

萨特的个人实践或总体化是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并不能肯定消除匮乏。而且从或然性的角度看，萨特不承认匮乏是可以消除的。对于萨特来说，人们唯一能够知道的是，生活在匮乏中的人，人的思维所把握到的全部历史，无非是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总体化的必然性自始至终都是由匮乏相伴随着的。因而，无所谓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只有永无终期的、抽象的总体化。

匮乏的关系派生了异化的关系。如果说匮乏是物对人的关系，那么异化则是人对物的关系。当物投射到人这里时，出现了物无法满足人的需要的匮乏；而当人投射到物上时，产生了物异在于人、与人的预期目的相悖的情况，这就是异化。在匮乏与异化之间作出严格区分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原初的意义上，匮乏是造成异化的根源，但在一般情况下，匮乏和异化是同一的，特别当匮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时，匮乏就是异化，即人的本质的异化。

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匮乏直接决定这个社会的一切方面。除了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的物质资料的匮乏之外，其他某一方面的匮乏也可以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异化。萨特举马克萨斯群岛男女比例失调为例，认为女性的匮乏不仅造成了一妻多夫制，而且引起了男子同性性关系、妇女的粗暴寡情、男子的多愁善感、儿童的性早熟等相异于“人”的结果。如果说这些不是严格哲学意义的异化的话，那么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异化，是人的存在的原始形式的异化。

对文明社会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异化产生于人们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中，是这种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不是必然性的结果。因为，萨特把匮乏规定为偶然性的事实，对这种偶然性事实的克服和超越所造成的结果，也应该是偶然性的，至少在理论上应当这样看。虽然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异化，而异化却必然来自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匮乏是一个必要前提，是人的实践的先决条件或先验性因素。这种先验性因素经由人的实践的中介进入到一个可能性的领域。所以，萨特把异化称作人的实践的先验可能性。

萨特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能。人这个有机体，先天地具有发挥自己身上的各种机能的倾向，它要求将自身投射出去，即投射到物质界。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外在化和物化的内容，人正是在这种外在化和物化的过程中创造历史的。然而，在匮乏的环境下，外在化成了异化。因为，匮乏与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人必须不断地去克服和超越匮乏，以期满足人的需要。而需要的膨胀遮蔽了人的存在本身，人成了自己需要的奴隶，成了努力去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因此，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利用自身的物质性去作用于外部的物质界，去争取满足自己需要的那种可能性。萨特认为，这种人与自身的异化是“异化的最基本形式”。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与人的实践活动目的相悖的客观结果。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在这种活动中赋予客体、物以意义，使自然的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了的、从而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但是，另一方面，在“物与人的动态的对立统一中，它们互为对方的变压器而起作用，……当人赋予物以意义时，也就同时把自己的否定性力量转嫁给了物，让其渗透于物中，并转化为一种破坏力量” 。萨特以中国农民砍伐树木引起水患为例，说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实践活动造成了与人的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的活动成了反对他自己的力量，人加工和改造过的物质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在文明社会中，这一点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证明，比如，机器的发明似乎可以使人从苦力中解脱出来，而实际上它却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整个社会发展的工业化正是把人固定在生产的某一环节上，使人成为失去了主体的、被操纵的、机械化的部分。

人的劳动活动固然是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尝试，通过劳动活动，人们改造和利用着物质世界。但是，在改造和利用物质界的同时，“劳动却意味着人把自己还原为无机的物，并在对物的作用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如上例所说，当人们在改造和利用机器的时候，“机器就通过具有时间性和目的性的程序规定了它的操纵者” 。对于机器的操纵者来说，“机器以‘绝对命令’出现，实践主体却变成了地道的、自觉的工具，变成了‘实践—惰性的’存在物” 。因此，萨特认为，在匮乏的环境中，物质界的基本属性就是“惰性”，当人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投射到物质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把自己客观化为“惰性事物”，然后再于这种“惰性”中观照自身。显然，人在这种观照中所认识到的那个存在已经不再是自己了，而是异于自己的“他物”。因为，在匮乏条件下的个人实践失去了能够自主的“纯粹性”，在这种实践中，客观化在一开始就表现为个人意识被剥夺和被歪曲的情况，从而使实践打上惰性的印记。所以说，“客观化”就是“他化”，导致物化的实践活动总是把人规定为“他物”。

异化是根植于实际的匮乏领域的。萨特认为，“在匮乏的环境下，人被人所否定乃是人被物所否定” 。物质资料的匮乏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从而破坏了在人与人之间实行平等互利这一唯一合乎人性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敌对的关系。所以，根据萨特的观点，匮乏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当一个人消费特定的对象时，就意味着排斥了其他人对这个对象的消费；当一个人努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就意味着对其他人的需要构成威胁。“在我和他所构成的类的范围内，首要的必需品对于作为任意一个人的我（一切他人）都是同样的，他人的生活直接威胁着我。” 人类历史表明，人是匮乏的产物。匮乏使一个人被每一个他人所否定；同时，一个人的存在又否定着每一个他人。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外在的，他人是个人存在的异己的类。所以，萨特说，在匮乏的环境中，就每一个人和众多的他人一样都是实践的有机体而言，他是人；而就人在交往中与他人相互构成威胁而言，他又是“非人”。

总之，虽然匮乏并不绝对地否定人类机体存在的可能性，但“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人是作为非人的人，作为异己的类而存在的。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切冲突都内在化和全部生活就是生存战斗，它只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单纯存在都是匮乏所规定的，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存在和经常的危险”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一切其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人的人，并把一切其他的人看作非人的人，而且实际上无需考虑他人的人性” 。尽管这种非人性并不是衍生于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匮乏统治着人，每个人的人性中就包含着一个非人性的惰性结构，它事实上无非是物质的否定性的内在化。所以，在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除了非人性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东西” 。就历史而言，它体现了一切人的全部活动的业绩，但却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历史对于个人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人在历史这个其实践的客观结果中，认不出其行动的意义，尽管他也获得了局部意义上的成功，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总体上总是遭遇失败。人每天经由自己的手创造历史，却不能在他的时代中认出自己。

至此，我们看到萨特关于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描述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这是他的考察视角所决定的。从个体的人出发，在20世纪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得出这样的悲观主义结论，因为20世纪的社会状况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有着天壤之别。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个体的人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要你有冒险精神，你几乎不会在社会中遇险，至于自然界为你设置的障碍就另当别论了。而在20世纪则不同，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类规范都被制度化、法律化了，社会针对个人的极权得到了病态的加强，个体的人时时处处都被社会所束缚着，很少有展示自己各类能力的空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整个人本主义思潮都陷入了沮丧的氛围，萨特当然也不会例外。萨特试图从物的匮乏出发解释人本主义妄想中的“人的悲剧”——异化和人的本性的丧失，但他这样做的时候与唯物主义的原则相去甚远，所以更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形式。

根据理论的逻辑，自然会提出人类能否消除异化和恢复人的本性的问题。对此，在萨特那里只能找到一个否定的答案。萨特承认人类中存在着消除异化的努力，那就是人的实践的总体化，甚至社会革命。但是，萨特却不相信这些东西对于历史具有终极意义。在他看来，异化——暴力——革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过程。这就是说，个体的人在匮乏的环境中首先失去人性，然后又起来反抗，以求恢复人性，因而他们组织革命。但是革命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被制度化，而人重新陷入分散状态和惰性状态，以致丧失人的意志。这样一来，革命也就失去了原来应有的意义。所以，革命不可能消除异化，相反，只能导致新的异化。实际上，萨特把组织起来的革命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异化。

其实，萨特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在萨特看来，即使撇开匮乏的环境不谈，也难以避免异化。因为，人的思想、活动都离不开其对象、条件，都需借助于工具。当人思想时，这个思想就会陷入特定的“世界观”；当他表述其所想时，就必然会受到异化了的词句的纠缠；当他活动时，就会遭到他所用的工具的歪曲。处在体系和物质性之中的人，只能是异化的存在，他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对异化作无望的超越。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凭借着他的劳动再生产他的生活的，但劳动活动却异化了，最后连他的本质都被异化了，他的劳动和他的本质都回过头来作为异己者规定他。所有这些见解，如果不是就“普遍的匮乏”条件而言，而是指的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我们会视之为一种真知灼见。但是，当萨特在普遍的匮乏条件下发表这些宏论时，我们就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了。

萨特反对把异化的人同东西混为一谈，也反对把异化同支配着人的外部条件的客观规律混为一谈，这是正确的。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对自己的存在主义作出了总结，指出存在主义哲学“是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是唯一不把人还原为‘东西’的理论”，它“明确地渴望把人类世界建成一个和物质世界不同的价值总体” 。萨特强调，异化的人依然是人，异化一词本身就肯定了人具有非异化形态和主体性的方面。因此，他强调研究人的行为的特殊性，认为，即使是异化的人，其行为也包含着自己的种种规定性，而且，人不断地在既定的条件下改造着世界和创造着历史，不断地谋求克服匮乏和超越异化。因此，人的活动具有了总体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