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对于马克思主义（甚至伪托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来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所有理论探讨的落脚点。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纯粹的理论兴趣，一切理论探讨都是指向实践和为实践提供实现自己的可能性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殚精竭虑地思考总体范畴，其目的就是要探讨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也不同于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伦理思考的道路。那就是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和历史主客体关系的状况，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组织方式及其政党的历史意义，揭示彻底的社会革命或者说总体革命的必然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在论证“唯物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一命题时，是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提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理论能否掌握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卢卡奇认为，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上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理论为什么能够掌握群众、理论怎样掌握群众以及理论掌握群众对于历史的意义加以提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代表了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面。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严谨的理论探索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积极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视作解决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的尝试。理论与实践是相向互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联系，都在理论和实践各自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渴求时，被必然联系的形式所取代。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就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趋势。

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但只有当理论完全掌握了群众，使群众不再受历史中偶然因素的驱使，不再追求那些属于非历史主流的目标时，才可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

理论并不神秘，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复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其本质而言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革命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在这个理论中被客观地记录下来。因此，从这一理论中，可以概括和提升出科学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被传播和被广泛地接受，可以被用来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发展。卢卡奇说：“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 形而上学往往把思考的对象看作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思考只不过是对这种对象的直观。因此，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与实践无缘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对象的流动性即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客观内容，同时把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为总体来加以考察，把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所以，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走向实践的冲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对总体的认识中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为改造现实世界指明道路。在这里，总体的观念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卢卡奇批评那些想做马克思主义者而不知如何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由于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因而一旦提出行动的问题时，就必然要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伦理要求上去。

然而，破坏了对总体的考察，就必然会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所谓实践，无非是改变现实的活动，而如果没有一种对现实作总体把握的理论，就根本谈不上对现实的真正改变。一切有着具体目标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由理论为它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理论愈是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过程，就愈加紧密地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实践活动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指出实践活动努力的方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在历史的总体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在总的历史过程中的位置和发展趋势，正是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使实践获得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根据。

卢卡奇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理论和阶级意识是同义的，而阶级意识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但是，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并不总是直接统一的。在资产阶级那里，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当然，这种矛盾并不是互不相容的矛盾，而是辩证的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其阶级意识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发展的顶峰又会陷入和自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并导致对自身的摈弃。

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在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形式时，也使自己变成了新的压迫阶级。而且，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阶级斗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阶级斗争从社会意识中抹去，这就使资产阶级意识变成了一种虚伪的意识，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就演变成一种道德说教。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展到整个社会，当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时，它就不得不创立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等的学说，让这类学说帮助它组织整个社会和维护对这个社会的统治。这类学说无疑是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意识，但资产阶级在运用它组织社会和维护其统治时，又必须否认它是阶级意识。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少数人的统治，不仅资产阶级的统治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而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所以资产阶级制订的一切理论都必须具备欺骗别的阶级的功能，使它们失去自己的阶级意识，以便接受甚至支持少数人的统治。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理论作为阶级意识的本来面目就被掩盖了起来，被穿上诸如超越一切阶级对立的国家学说、“公正的”司法等等外衣。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却越来越激烈和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理论就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无视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要么公开地为少数人的利益作辩护。不管它选择什么，都会暴露出资产阶级理论对于社会现实存在的虚伪性，使它无法继续作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意识而存在。所以说，当资产阶级意识扩展到社会总体时，它也就变成了一种灾难。卢卡奇说：“《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点不但在经济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正确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全部科学竭尽全力要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为此目的，从拼命歪曲事实到关于历史、国家等等本质的‘高超’理论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最终，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论防线，放弃领导全社会的企图，走上只维护自己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开始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投降。

资产阶级理论衰退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意识成长的过程。卢卡奇说：“同一过程，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解体的过程，是一场持续的危机，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同样是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力量的积聚，是走向胜利的起点。”卢卡奇高度估价了无产阶级意识生成的意义，认为“对反映了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是力量的不断增长。对无产阶级来讲，真理是取得胜利的武器；越是义无反顾，就越能取得胜利” 。“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 单从这些论断来看，卢卡奇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意识、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但很快卢卡奇就证明了他的这些论断包含着十分有价值的思考。

在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无疑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优势，那么无产阶级改变现实如何可能呢？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也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不单纯受个别的历史事件所驱使，而是从总体上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起决定性影响的核心。“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揭示社会本质的联系，建立起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其阶级意识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的物化关系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然会产生某种分离，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分离是不应该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庸俗马克思主义往往把这种分离夸大化和作为既定的事实加以接受，因而，它或者为了当前的直接利益而放弃最终目标；或者为了最终目标而牺牲当前的直接利益。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应当是“把个别因素纳入到对过程的总的考察之中，只有和最终目标联系起来，它才能具体地和有意识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是革命的” 。

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在每一次争得直接利益的同时，就必须对自己的现实利益作出否定，即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实现自我否定。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与以往任何阶级的不同之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区别：“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 所以，在矛盾成为资产阶级意识的极限的地方，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把矛盾带入它的阶级意识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是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而达到的改造社会的认识。这种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的过程，一改过去那种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立的状况，代之以眼前利益和最终目标的辩证矛盾，即自觉地把一切为追求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纳入到对最终目标的追求中，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局部的否定纳入到对其总体的批判中。这种阶级意识自身就是一种实践的力量，至少，它使认识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的对立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所造成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集中体现的近代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的形式出现的，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近代哲学“从全面系统的怀疑论，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经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走过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多端的题目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以及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 。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近代哲学只是理性的部分性体系，诚如康德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理性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它的任何原理都不可能同事实的整体相联系，至多只能与经验事实建立起偶然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理性主义必然要求建立体系；而另一方面一切体系又都会遇到尴尬的自相矛盾。为了摆脱自相矛盾，任何体系都不得不摆脱那些容易导致矛盾的问题，因而使体系变成不完全的部分性体系。

然而，哲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把握总体的要求。既然这种要求无法在对象中实现，就只能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去寻找那个思维的主体，并把这个主体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这实际上是在用主体去融合客体，以便在理性中消除那个经验中存在着的主体——客体的二重性，从而在主体的既定性中达到对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理解。在这里，客体具有可理解性是因为它是被创造的。因此，近代哲学最终走上了要求在实践的基点上消除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对立、从实践上寻找克服理论的局限性的道路。比如，在费希特那里，实践、行为、活动就成了哲学方法论的中心。

当然，作为近代哲学结局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把客体当作前提，而是将其看作被创造的。所以，当它要求站在实践这一思维和现实世界的联结点上通观这两个世界时，看上去是摆脱了主体—客体的两重性，而实际上只是一相情愿。因为这种“实践”仅仅适用于道德的范围，是作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实践，一旦超出这一领域，它就必须面对与知性、感性相异在的，而又的确是现实的客体。“也就是说，对‘外部世界’，对自然来说，规律的无情的必然性仍在起作用” 。作为道德行为的实践，一点也未促成世界的统一，哲学的创造原则在真正的客体面前，完全失去了创造的意义，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依然故我。

黑格尔哲学尽管在性质上被归类于近代资产阶级哲学，而在内容上它却破坏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所以，当我们把黑格尔哲学看作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形式时，也同时把它理解为无产阶级意识诞生的准备形式。具体地说，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形式上的僵硬对立，认为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

由于黑格尔用逻辑来突出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辩证过程，因而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实体，那就是历史。当然，关于历史，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高见”，但作为哲学基础的、实体意义上的历史在黑格尔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的。因为黑格尔具有了以往哲学无与伦比的总体观，所以在通向历史的道路上，他抓住了逻辑必然性。这样一来，历史的变化就不再是认识的障碍了，反而成了理解历史的正确途径。当然，从性质上看，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仅仅是把资产阶级哲学推到了顶峰。实际上，黑格尔并未能够从历史本身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依然站在历史的彼岸。他虽然苦苦地搜寻解决以往哲学困境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是只具有抽象特性的“世界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黑格尔并未在现实中解决主体—客体的对立，他的概念神话只是合理地解决了历史理解上的问题，只是在体系自身中为资产阶级哲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卢卡奇认为，综观资产阶级哲学，它自始至终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 如果说它最终取得了发现辩证方法这一伟大成就的话，那么，辩证方法在那里也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徒有历史性的形式，而实际上则与现实的历史毫无联系。要想使辩证方法真正成为一种历史的方法，就必须依靠这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借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 。只有历史不再被理解成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行轨迹，而是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才可以在历史过程本身中找到统一的根据。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每一个历史因素的中介性质，都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真正的对象。所以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的认识。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无产阶级的存在被迫以客体的形式出现，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工人也片刻不能完全以自己生活的主体形式而出现。因为它在生活中也直接表现为一种抽象过程，即从工人的存在中抽象出劳动力。或者说劳动力与工人相分离，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由于工人出卖了他的这个唯一的商品，他就必须把这个与他的肉体不可分的商品放入商品运动的客观过程中，直接地、完全地被置于客体这一边。虽然，在资本家那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存在着这种人格的双重化。但是，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种双重化却是他这个主体的活动的形式。他正是在这种双重化中展开了自己的主体力量。而对无产阶级来说，他自身的分裂却赋予了他受奴役的形式，不得不承受客体化造成的受压迫的状况，他觉得自己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主动者。

因此，不同于资产阶级在意识到自己的客体化方面的弱智，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认识自己被客体化的实质和根源。从逻辑上讲，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使物化达到了顶点，因而，这种物化必须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无产阶级是被历史必然性驱使着去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和克服主体—客体僵硬的对立的。就现实而言，“工人变为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虽然客观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农奴制不同）而实现的，即通过工人被迫违背他的整个人格而把他的劳动力客体化，并把它作为属于自己的商品而出卖，然而因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发生在把自己客体化为商品的人的身上，正因此，他的这种地位就变得可以被意识到了” 。这种意识是关于客体的意识，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东西。

卢卡奇说，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已经是一种实践的认识。我们知道，商品所提供的是使用价值，但这种使用价值无一例外地都会不露痕迹地消失在资本主义的等量交换范畴中。然而，劳动力商品则包含着不使自己在交换中完全被量化的潜质。因为，工人一旦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就已经开始了使这种商品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里商品有了意识，而且是自觉的意识。因此，工人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成了意识的客体化。同时，这种意识也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劳动力商品进入生产过程。这时的“意识不是关于它所面对的客体的意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意识的这一行为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 。

总之，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意识觉醒了，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历史的主体。但是，无产阶级仅仅具有这种意识还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阶级，这个层次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还没有脱离自在的统一阶段，理论（如果有理论的话）和实践至多只是在一些直接的当前利益问题上才表现出一致性。

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辩证法，从而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情况：历史本身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切社会存在都表现为过程和被把握为具体的历史现象，它的不断变动就是具体的历史形态，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环节，历史在辩证地前进着。对于这个辩证过程来说，人的主动性每时每刻都是参与其中的。因而，历史首先表现为不断地争取达到真理的更高阶段，即争取达到人的自我意识的更高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标明这个阶段已经到来。在这个阶段中，由于马克思不仅把以往较低阶段中的真理纳入到具体的全面的思想体系中，而且把思想运动也客观地表述为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成了构成人的环境世界和内心世界，人力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艺术上等等方面加以控制的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历史” 。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无疑是可以被清楚地洞察和完全地改造的。因为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成了历史总体中相对存在的因素，在这里，一切都是根源于人的，人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是同一的主体—客体，人不仅参与而且决定了历史的辩证过程。

当然，这个“人”决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阶级。同样，这个阶级又必须是在既定的物化世界中能够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地位和命运的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和现实的总体发生关系，并在实际上起到对现实总体的改造作用。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如上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占有政权、知识、教育和经验等等的优势，“面对资产阶级的这些优势就是：它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 。

卢卡奇说：“只有马克思才有能力把实现被认识到的总体集中于和局限于历史过程的现实，并借此规定可认识的和必须认识的总体，从而具体的发现这种‘作为主体的真实的东西’，并借此确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理论解决，最能判断出一种哲学的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哲学。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哲学都无法企及的，即使作为资产阶级哲学最高成就的黑格尔哲学也甚至未沾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边。尽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要“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 ，但由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原因，他并未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性去实现自己提出的哲学愿望。所以说黑格尔犯了同他的先驱者同样的错误和囿于同一种局限性，即未能真正把握历史的总体。因而他不能够发现“作为主体的真实的东西”，反而以为自己就是真实的主体。而且，黑格尔赋予这个“自我”以客观的形式，称之为绝对理念，认为这个绝对理念就是真实的主体。这样一个完全虚幻的主体如何能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呢？可见，黑格尔哲学仅仅是一种理论，理念的真理性只是在这个哲学之中才是真实的，一旦越出这一哲学体系，连哪怕给人一点由它想到主体的提示都不具有。

当然，黑格尔是第一个比较详尽地探讨过实践范畴各个方面规定的思想家，但这个实践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实践。如果说他也提出过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所达到的只是理论自身的统一。所以黑格尔哲学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它来说，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是不证自明的。无产阶级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甚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存在携带着理论的嫁妆奔向实践，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或者与实践相结合的步骤，因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实践活动本身已经使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了。

无产阶级意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它所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前进的历史趋势。这个作为意识内容的历史趋势尽管与现存世界之间有着一定的时间上的差异，但却作为深深根植于现存世界的非直接性关系，决定了其实践的本性，即通过无产阶级的行动改变现存世界，使意识中所反映的历史趋势成为现存的现实。

当然，这只是说明无产阶级意识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卢卡奇认为，从“关于实践的理论”到“实践的理论”也是一个发展着的辩证过程。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思维不仅是一种“客体的批判”，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而且还应当成长为包含如下内容的批判：“它自己的实践本质实际上已显现多少，客观上能达到的真正实践阶段是什么，客观的可能性实际上有多少已经变为现实” 。只有具备了全部这些内容，无产阶级意识才称得上是“实践的理论”，才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

因此，卢卡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在于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 。具体地讲，就是无产阶级的这一学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过程的本质，发现了决定性的通向未来的发展倾向。因此，这种学说是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形式。由于它，无产者的行动才变成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真正的阶级战斗。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理论与实践没有严格的分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而无产阶级的行动正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一切真正的属于无产阶级的行动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至于那些具有自发性的行动或其他任何轻视理论的行动，在无产阶级意识成熟之后，都成了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行动了。所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无产阶级的行动、实践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卢卡奇说，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社会革命，即对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的必然性才显得是有根据的” 。

卢卡奇通过阐明无产阶级意识的本质，来认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不过，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的论断，是非常容易流于一般的，而且似乎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是理论问题，而实践则是次要的和从属于理论的。在卢卡奇的许多批评者那里，的确长期存在着这种误解。

其实，卢卡奇并未仅仅停留在这种一般性的论述上，而是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具体形式时，努力寻找理论真正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中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即将付梓之前，匆匆赶写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探讨，提出了“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的见解。卢卡奇认为，正如每一种辩证关系一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只有在组织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

从理论上证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以此为界，因为这种理论的证明不应当取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其行动中去证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就变得非常具体和现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全部复杂内涵都暴露于外了。这时，组织问题就自然凸现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写作《怎么办？》一书是完全由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逻辑决定的）。

组织，是理论为实现自己而借以开辟道路的必然途径。任何理论，只要希冀实现自己，就立即会遇到组织问题；同样，任何行动如果是非组织的“纯粹”行动就只能是盲目的，而且对历史发展鲜有积极意义。其实，一切行动都是个人和集团行为的纠结，其意义和现实性都只有在其历史总体中才能被理解。也就是说，这些行动在历史过程中起到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作用。一切行动都无法避开组织问题，如果能够自觉地从组织方面来看问题，那么，在对实践活动的形势进行估量时，在对行动的组织和领导中，就必然会在理论中找到具体的、最适合行动的因素。从而，也会进一步发现那些在组织的中介中真正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本质性决定因素。

当然，理论绝对不是纯净的，理论中也会有错误，比如在对目标的选择或对形势的估计中都有可能犯错误。这时，就只有根据实践观点对理论提出批评，才能够纠正理论中的错误。而这种实践观点决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具体的组织状况的实践观点。因此，组织不仅能够使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成为现实，而且能够起到过滤的作用，防止错误的理论在行动中导致出恶果。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不是简单的统一，而是经由组织的选择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组织是否完备，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程度。当无产阶级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时，是以完全无意识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上没有什么影响。尽管如此，这时是存在着与历史过程的这一特定阶段相吻合的无产阶级的原则和统一观点的。所以，无产阶级这时是由资产阶级迫使而成为独立的、组织的阶级的。随着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无产阶级拥有了通过有意识地利用历史发展趋势而走向自觉的组织，并在这种组织下采取走向“自由王国”的有意识的步骤。这种有意识的步骤使其对整体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明确地和有意识地表现了出来。

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核心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中，卢卡奇已经对党的性质和功能作了一般性的考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不可能有纯粹的意识，即不可能有作为‘纯粹’理论的纯粹意识。……使无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 。党作为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现实形态，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支柱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道义力量的集结点，是革命的领导者。

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卢卡奇则用通俗的语言把党规定为集体意志的体现。认为党通过一定的纪律，能够使集体意志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因为它从来都不打算站在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之外为它提供什么，而是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阶级之中，使这个阶级的要求明确化，并推动这个阶级的集体意识的实现。因此，党所反映的是一般历史过程。卢卡奇说：“正像‘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地在过程以外的某个地方等待着我们，而是寓于过程之内的每个具体阶段上一样，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形式按本性说来也是一种过程。” 任何时候，如果党忘记甚至稍微忽略自身的过程性，就有可能犯严重脱离无产阶级及其实践的错误。无产阶级成长的历史表明，机会主义的党往往浸没于日常要求而牺牲理论。而在日常实践中，它又往往拘泥于僵死的组织形式和陈旧不堪的策略。与此相反，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克服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涌现出来的矛盾，它必须促使自己时刻跟上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并使这些要求与“最终目标”之间保持着联系。由于党完全是为了给每一次理论应用、每一个策略步骤以组织支持的，所以它必须而且也有能力防止教条主义的僵化，从而使党成为无产阶级组织形式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当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操作起来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不过，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还是十分有益的。卢卡奇关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落脚点，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卢卡奇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机制所作的严谨分析，无论对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在卢卡奇这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依然是让事实服从逻辑、让实践服从理论的。也就是说，卢卡奇是从总体性的原则开始自己的思考的，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只不过是从属于总体范畴展开的需要的。因此，卢卡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颇具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的。正如卢卡奇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反映了他当时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的方向” 。 HWgRp/s1aaM6/9ZwVi5ZqiD2Fq6BYjcN9gpHaxP3pffGC2JWOEED5/oPiUdNm+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