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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这部著作的名称叫《历史与阶级意识》，“历史”无疑是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打开这本书，我们看到通篇都是对“总体”问题的强调，可见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同时，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卢卡奇在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有着基础性的移位。他主张在历史领域中理解辩证法，反对超出这个领域到自然界中去发现辩证法的根据。在批评机会主义者求助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同时，卢卡奇也表示了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恩格斯把辩证法引入到自然界中去，就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带来了许多混乱。卢卡奇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概念在辩证法中的形成方式与在‘形而上学’中的形成方式对立起来；他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在辩证法中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对象）的僵化轮廓将消失；他认为，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
。
卢卡奇不愿考虑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本性，而且他认为这种考虑是危险的，会使辩证法丧失革命性质和方法功能。因此，他要求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历史领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
。“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
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
。这样一来，在卢卡奇的眼中，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当然，如果说卢卡奇一点也未考虑过自然的问题，那是不合乎实际的。但是，他所论及的自然却不是人们通常所指的那种对于人和社会历史具有先在性的自然，而是作为社会历史结果的自然。这种“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
。在对自然作出这种规定之后，似乎可以谈论自然辩证法了，但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已完全失去了这一概念的全部原有含义。因为这种自然辩证法无非是历史辩证法的折射，即在本质上是历史辩证法，是人和历史赋予了自然以辩证法。卢卡奇反对像黑格尔那样把辩证法带入历史，认为辩证法就是历史本身的表现形式，但却主张从社会历史中把辩证法带入自然，未免使辩证法的客观性受到“不彻底性”的污染。卢卡奇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题记中引用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当辩证法仅仅被视为属于历史的和只能被带入自然的时候，卢卡奇恰恰失去了这个“根本”。
否认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辩证法学说中剔除自然，是有着逻辑的合理性的。既然卢卡奇把总体范畴看作辩证法的核心范畴，要根据总体范畴来理解辩证法，那么，他就不得不否认自然辩证法。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学基础，可以从人的总体性，从人这个主体—客体的统一体出发来阐发辩证的总体观。而一旦涉足自然就会使辩证的总体观要么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要么退回到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而且对于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提出，总有推广辩证法的存在范围和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方面的证据之嫌。所以，卢卡奇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不得不牺牲“自然”。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自然，单纯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找理解历史的根据，是很难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的，就连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维科等人也不愿这样做。真正的辩证总体观，在研究历史时，恰恰不能放弃自然，而是应把对自然的思考作为全部理论建构的起点。
历史辩证法的主旨是理解统一的历史过程。历史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构成的，然而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主流隐伏在这些历史事件之下。历史研究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历史事件就不可能把握历史的真实本质。相反，如果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那么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有正确的理解。辩证法把整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它在研究历史事件时，是为了通过这些历史事件而达到对历史的本质的把握。同样，它又认为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单独地加以研究，只有把历史事件看作历史总体的一部分，运用总体的观点对其加以探究，才能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总体中把握历史事件正是按照它的客观结构来加以认识的。从思维的路向看，这种把握历史事件的方式似乎不是从历史事件本身出发，而是从历史事件之外出发，实际上并非如此。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事件，恰恰是抓住了它的本质上的历史性和连续不断变化的过程性特征，即了解它们所受到的历史制约性和由于这种制约性造成的它的内在变化趋势及其表现。
对于历史辩证法来说，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什么是历史的本质。如上所述，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历来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了，因而，人们就不得不停留在历史时期的以及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试图对历史加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却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相距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被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隔绝起来了”
。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和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与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与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也就是说，是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的。但是，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
。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尽管历史的形式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人的生存方式每时每刻都在变，而且，随着历史发展到现代阶段，人的具体的生存方式的彻底改变日益频繁。
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总体并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
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在本质上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应当说，就历史的本质而言，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即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与这个社会形态相一致的具体的历史总体。只不过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总体往往被掩盖了起来，表露于外的是社会孤立片面的“假象”。卢卡奇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等级制的形式掩盖了等级的经济存在和社会经济总体之间的关系”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瓦解了，它的成员在经济上已经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封建社会相一致的总体还会表现在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总体一开始只存在于经济的统一体中，是被纳入到活生生的经济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的总体。只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充分膨胀，总体才最终冲破其封建形式，产生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一致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总体。每一个社会都有着相应的历史总体，却并不像存在着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样也存在着封建社会的总体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因而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即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也会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历史总体是社会历史的内在统一体。透过社会历史支离破碎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事物和事物之间包含着具体的、物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告诉我们，在社会历史内部存在着一个无需任何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在思维中进行综合的统一体。
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实际上这些特点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不过，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
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中，都是必然要出现的”
。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只是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是属于可能性的。这些可能性的因素一旦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中，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
。
以上所述，特别是被归结为扬弃个别历史事件的观点，只是排除了一切把历史形式僵化、固定化的错误思想。但对于在辩证法的理论中潜藏着的把历史本身僵化的错误倾向也应加以提防。其实，在马克思以前，那些提出和系统阐发过辩证法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主张：在多变的现象背后包藏着某种不变的本质。卢卡奇分析了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的哲学比喻，指出，在这个哲学比喻中包含着不变的本质的思想。“在流动着的河流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不变的本质，尽管它的这种本质表现为个别事物的不断变动。”“永恒的流动本身是不变的，是存在着的，就是说，并没有带来质上新的东西，所以它就只是相对于个别事物固定存在的一种生成而已。”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体在本质上就成了永恒的东西，无论在历史的起点还是终点（假如有终点的话）都是一个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总体无疑是这样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这里则完全不同。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如果我们重复上面已经有过的论述，那就是：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这样一来，历史总体就不只是赫拉克利特的“一条河流”了，而是不断地从一条河流跨进另一条河流的历程。不过，这是不是赫拉克利特的思路的继续，即把历史总体不断获得新东西这一点绝对化了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在这里“常新的”一词是与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是具体的。赫拉克利特的永恒不变的流动则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本质，即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这种抽象的本质。所以，卢卡奇无论如何强调“历史总体不断获得的新东西”，也不会把“常新的”这一点绝对化。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成为永恒的。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换言之，历史是总体的历史，而总体是历史的总体。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
与封建社会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
。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体现在辩证的总体范畴之中的。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
。对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到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可以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以往的科学希图通过抽象来获得概念的有用性，但一接触现实，这种有用性就化为乌有了，而当概念在总体中实现了与具体性的统一时，才具有了有用性，而且是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有用性。
总体范畴的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它从总体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矛盾本质，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基础上的。这种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尚存之时被消灭，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被扬弃。但是，要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没有总体观显然是不行的。我们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
矛盾、差别是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作好了准备。
由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原因，辩证的总体观就能够“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形式尽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形式，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而言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性的现象，而总体正是浸透在这种现象的时空特点之中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形式的扬弃，也就是剔除遮盖总体的一切暂时性因素，让总体放射出强烈的光芒，照耀人类历史的自觉过程。
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
“对马克思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废除了一切专门学科，一切专门学科作为对特定对象的具体研究，依然是必要的。但这种研究决不是把对象从总体中割裂出来，然后进行排他性的孤立研究。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任何一个专门学科都需要把其对象看作是一系列彼此联系着的问题中的特定部分，而且自身的研究应具有对于其他学科的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门学科都是总体的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同时，在一切这些专门的学科中都贯穿着总体的观念和方法。
当然，资产阶级的全部科学也有着统一的方法，但各专门学科并未因此而具有质的统一性。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象”确定为对象，而这些假象恰恰是彼此分离的。所以，在资产阶级的法学中，我们看到的是抽象的人权；在其经济学中，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了人的、抽象的劳动、商品和价值，即没有人参与的经济过程；而在其历史科学中，我们看到的至多是只与少数失去了人的特性的杰出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事件……与此相反，建立在总体范畴基础上的专门学科之间有着内在的质的统一性，它们统一于“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并着力去揭示历史总体的辩证特征。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专门学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具体的、历史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问题，而只有作为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观点。
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或者说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于它来说，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是个人无法把握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完全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此，人们在理论上往往将这个世界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人们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它。这样一来，人就被变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个人主义的立场也会产生出主动性，那就是在宿命地接受了外在世界之后转而向内行动，那就是希望在改变人的内心世界方面有所作为。这种貌似渴求主体能动性的做法也同样结不出任何积极的果实。因为，人与总体一旦分离，任何改变人自身的纯粹伦理动机都会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对历史的进程是起不到任何积极影响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种个人主义原则的复制品。不过，它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区别是：一个是从作为个别资本家的个人出发；而另一个是从作为个别无产者的个人出发。其实，只要是从个人出发，无论这个个人是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所以，第二国际的宿命论和奥地利的伦理社会主义，都是以个别无产者的朴素世界观和愿望、要求等面目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在本质上，它们是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互通的，而与马克思主义却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是从阶级的立场出发去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的。在它看来，无产阶级自身与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历史总体中人与环境相互规定的一个因素。作为阶级的人是总体的主体，他把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都看作是属人的而加以改造，而人自身的改造又有赖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阶级的观点是历史总体观的基础，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总体范畴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才表现了出来。
在具体的研究中，总体的方法是以文献史和问题史的研究方式出现的。
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中，卢卡奇盛赞卢森堡《资本积累》中的文献史考察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问题史研究。他指出，问题史和文献史的研究方式是马克思经常使用的。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首先追溯了蒲鲁东的思想来源，分析了蒲鲁东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和为什么必然歪曲了李嘉图和黑格尔，从而揭示了蒲鲁东的自相矛盾。然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却放弃了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所以他们既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的所谓“意识形态”的形式同其经济基础的联系，也没有能力把经济本身理解为总体，理解为社会现实。当卢森堡和列宁重新运用问题史和文献史的研究方式时，就“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达方式的复归”
。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在理论上由以开始的两部基本著作，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表述上也与青年马克思的这种形式有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了让他们著作的实质性问题辩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形成做了一定程度的文献史的表述。由于他们剖析了他们提出问题之前的那些观点的变化和突变，由于他们在这些转变的整个历史条件和结果中考察了思想上明确或迷惘的每一个阶段，他们就使历史过程本身……以无与伦比的生动性展现出来。这种方法与资产阶级科学（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也全部属于此）中‘考虑先驱者’的做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由于这种资产阶级科学在方法上把理论和历史区分开来，由于它把诸个别问题从原理和方法上彼此分离开来，从而把总体的问题从精密科学性的根据中排除出去，某一问题本身来说就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和表述上的累赘。”
所以卢卡奇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列宁的问题史是研究19世纪欧洲革命的一部内部史，而卢森堡的文献史表述则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和发展而斗争的历史。
卢卡奇认为，问题史和文献史的研究使“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诸问题的历史。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达方式”
。因为，这种研究方式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历史总体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的。然而，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问题所包含着的关于人们存在的意识的本质规定才表现出来，即证明意识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表现。这种表现可以是正确的意识，因而反映了历史总体发展的趋势；也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因而与历史总体的发展趋势相悖。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为自己行动制定的目标就是一种无法达到的东西，人们行动的方向往往偏离他们所追求、所希望的东西。
在历史总体的关系中研究问题，不仅可以发现避免虚假意识的借鉴，而且能够在历史总体中正确地把握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所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等，从而确定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和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此应当采取的正确行动，并进一步了解这些行动对历史总体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出现，使无产阶级的行动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的阶段，成为自觉地推动历史总体发展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为最终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即为实现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着的历史过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