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世纪形而上学概论

中世纪形而上学属于西方中古传统，相对于现代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古典时代。相对于西方近现代500年的历史，西方中世纪有一个远比它更漫长的历史。即使从9世纪末的卡洛林王朝文艺复兴一直到14世纪经院哲学的解体来算，至少也有5个世纪，相当于我们宋朝的整个历史时期。对于中世纪这段历史，18、19世纪流行的历史进步论认为它是辉煌的希腊和罗马文明之后、文艺复兴之前漫长的迷信的蒙昧时代。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中将中世纪写成一部罗马帝国衰亡的消极哀史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中则将近代文明的起源归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此前的中世纪是文明前的黑暗。 但是，德国浪漫派十分推崇中世纪，其他欧洲民族也都在中世纪史诗中寻找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根源。罗马文明虽然衰落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文明却陆续被基督教文明教化了。对于厌恶基督教文化的人来说，中世纪政教一体的教会制度对西方文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于像沃格林这样推崇中世纪基督教的大一统的人来说，中世纪文化恰恰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母体，现代诞生于对中世纪整体的分裂之中。此外，中世纪的修道院、中世纪成立的大学体系、中世纪的市政机构、代表制或代议制、陪审团制、封建自治传统、中世纪反垄断的贸易联盟传统、中世纪的浪漫传奇、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和城堡，都是西方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近代早期欧洲各国的情况，就越会发现中世纪与西方现代的连续性和复杂关系。只有抽象地进行历史分期，才能说“中古”和“现代”。

要讲中世纪的思想，其历史比中世纪的历史就拥有更古老的渊源，通常要从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或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讲起，一直讲到14世纪奥卡姆主义分裂经院哲学，甚至还要附带讲到17世纪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的残余。但是，要深刻理解中世纪对古典世界的深刻发展，就要将其思想渊源一直追溯到基督教教父时代的希腊教父神学（包括克莱门、他的弟子奥利金、教会博士克里索斯顿、反阿里乌派的阿塔纳修、卡帕多西亚三杰的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大巴西尔、巴西尔之弟尼萨的格里高利等）和拉丁教父神学（包括哲罗姆、安布罗西、奥古斯丁等）的各种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奥利金和奥古斯丁两大教父神学。吉尔松的巨著《中世纪哲学》头两章讲的就是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在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之前还有早期希腊护教士（如殉道者游斯丁、其弟子塔提安、阿萨纳戈拉、反灵知派的爱任纽、希波利特等）以及拉丁护教士（如德尔图良、阿诺比乌斯、拉克坦修、费利克斯等）。与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的基督教正统同时的还有各种基督教异端（如包括马克安系、塞林图斯系、奥菲特斯系、巴西里德斯系、瓦伦丁系等各支派在内的灵知派、阿里乌派、聂斯托利派、多纳特派、贝拉纠派等）。当然，如果要追溯教父思想的起源的话，就还要追溯保罗的恩典论、《约翰福音》的道成肉身论、对观福音中的上帝之国论以及耶稣基督本人的宣道。如果要全面而充分地论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渊源直到其分裂衰亡，就非得一本像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两大卷那样不可。

从希腊教父、拉丁教父神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之间相隔六七百年的时间，除了波伊修斯、伪狄奥尼索斯和奥里根纳寥寥几位神学家之外，期间是一段巨大的思想空白，给人一种在奥古斯丁所达到的顶峰之后五百年时间漫长的停滞印象。直到9世纪末卡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时，西方思想才开始重新酝酿着一个新的繁荣的阶段。从11世纪开始，在基督教的经院之内对神学和哲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局面，到了13世纪经院哲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即使从整个西方思想史来看，它也算得上是西方少有的思想勃发的时期，是继卡洛林文艺复兴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文艺复兴。即使我们称之为一场“思想革命”也毫不为过。

因此，通常所说的中世纪思想指的就是13世纪鼎盛时期的经院神学，其中又以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为代表。11世纪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与唯名论者高尼罗、罗色林之间的论争、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兴起，以及12世纪法国的夏特尔学派（包括夏特尔的伯纳尔、拉波里的吉尔伯特、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人文主义、明谷的伯纳尔、维克多的雨果和理查德、里尔的阿兰、阿米昂的尼古拉等人的神秘主义、阿伯拉尔的理性主义……这两个世纪的思想最终在13世纪经院哲学中汇成一个巨大的思想洪流。在巴黎、牛津和科隆，13世纪经院哲学达到一个空前鼎盛的阶段：巴黎的经院哲学家有奥维涅的威廉、根特的亨利、哈勒斯的亚历山大、雷蒙·鲁勒等；牛津的经院哲学家有罗伯特·格罗塞特、约翰·佩卡姆、罗吉·培根等；科隆的经院哲学家有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爱克哈特大师、弗莱堡的迪特利希、罗马的吉尔斯等。阿奎那主要在科隆大学和巴黎大学求学与讲学。正是在这一思想勃发流派纷呈的时代孕育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阿奎那的思想体系。在各家各派之中，阿奎那的思想体系是最接近于哲学也是最完备的基督教神学体系，因此，即使在基督教之外的哲学史研究一般也都是以阿奎那体系为中世纪思想的核心。早在19世纪德国人克劳伊特根（Joseph Kleutgen）和施托克（Albert Stoeckl）就建立了这一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为艾尔勒、格拉伯曼、沃尔夫、培尔斯特、盖耶、芒多奈、培尔策、吉尔松等几代学者所共同坚持。 只是在最近20年中，以阿奎那哲学为中世纪思想的核心的范式才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

要理解阿奎那在13世纪的经院哲学中所获得成功，就要了解12世纪以来经院哲学所面临的拉丁基督教正统的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带来的思想上的挑战。吸收亚里士多德哲学以改造奥古斯丁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的新潮，这一运动并非是阿奎那掀起的，而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阿拉伯译本以及希腊文抄本开始重新传回西方给基督教思想造成的巨大冲击。拉丁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在奥古斯丁之后基本上已经陷入停滞状态，教会的大学开始接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试图化解它，这一开放的姿态极大地促进了已经日趋衰弱的基督教神学的新陈代谢。阿奎那既是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巨匠，也是这一思潮所造就的最杰出的成果。阿奎那应运而生，但他要突破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重围，同时又要避免阿维罗伊主义的异教之路，仍要以其不可企及的博学和坚毅无比的天纵之才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要知道，当时波纳文图拉、阿夸斯巴达的马太、斯蒂芬·唐比埃等坚定的奥古斯丁主义从不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退让半分，他们将阿奎那视为背叛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传统，拜倒在亚里士多德这位异教哲学家脚下之人；而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布拉邦的西格、达西亚的波伊修斯这些极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激进地坚持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完整性，也从不试图向基督教的教义寻求调和。最终，巴黎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遭到了巴黎主教唐比埃的“大谴责”，他向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颁布了“77条禁令”。当然，“77条禁令”不仅适用于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如布拉班的西格），而且也牵连到了托马斯主义者，阿奎那的学说也被谴责为异端。阿奎那年迈的老师大阿尔伯特不得不率领多明我会的托马斯主义者，还击方济各会的波纳文图拉主义。16世纪的特伦特会议上，阿奎那学说终于被接纳为教会正统。但直到1879年，列奥十三的《永恒之父通谕》将阿奎那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学教父和教会正统学说，推动了20世纪新托马斯主义运动。不过，在13世纪的经院哲学中，阿奎那的思想在教会和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尚没有取得统治性的优势，尽管他是教皇的好友，并在教廷中主持教廷教育，但其势力尚未足以强大到与主宰当时经院哲学的波纳文图拉主义分庭抗礼。到了14世纪，托马斯主义又受到来自方济各会的司各脱主义和奥卡姆的唯名论两场运动的攻击，在经院哲学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现在人们通常以阿奎那作为中世纪思想体系的代表，但如果认为阿奎那在13世纪和14世纪也具有19世纪以来他在天主教中唯我独尊的地位，如果认为阿奎那的思想就是中世纪大一统文化的象征，就不免犯了“时代谬误”。

此外，中世纪拉丁基督教在欧洲的确形成了跨民族的大一统的局面，但是，其势力并未触及东正教。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也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封闭体系，恰好相反，当时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犹太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中世纪思想非常重要的历史语境，可以说，中世纪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思想对中世纪经院哲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世界保存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的阿拉伯译本以及希腊文抄本开始重新被译成拉丁文传回西方，这是经院哲学形成的重要文化背景，也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哲学事件。伊斯兰教在7、8世纪兴起后就开始四方征服，在叙利亚他们接触到了希腊文化的遗产，他们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都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阿拉伯哲学。但阿拉伯哲学并没有成为伊斯兰教的官方神学，因此，它仍然忠实地保留了希腊哲学的要素而没有成为伊斯兰教的宗教宣传工具。土耳其人阿尔法拉比号称“伊斯兰的亚里士多德”，波斯人阿维森纳是阿拔斯王朝统治区流行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领袖，在西班牙流行的“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领袖则是后来的阿维罗伊，他的著作全部被译成拉丁文。可以说，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以及法拉比、阿维森纳、阿维罗伊对它的注释和阐述是经院哲学兴盛的重要因素，也是阿奎那处理亚里士多德哲学时所必须回应的挑战。阿奎那的《反异教大全》主要的论争对象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伊斯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犹太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因此，要理解阿奎那的思想，也还必须理解阿维罗伊、阿维森纳、迈蒙尼德等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他们的态度所反映的中世纪思想融合与冲突的情况。 当然，不能用今天的世界宗教对话和普世运动来理解阿奎那与其同时代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交流，但是，中世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思想之间的确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如果忽略了中世纪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思想的因素，而仅仅关注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要素，就难以把握中世纪思想的复杂图景，只能形成一种中世纪思想的漫画图式。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它们原本拥有共同的起源和一神教的背景，也有相近的神权政治体制，三者又都接受了来自希腊文化的哲学遗产，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论灵魂》、《蒂迈欧篇》等）对于三者来说都不可或缺。不过，他们处理哲学与宗教思想之间的冲突的方式迥然不同，伊斯兰和犹太教倾向于分立二者，因此偏好柏拉图的著作如《理想国》与《法篇》等；而经院哲学则偏好吸收和调和，因而更偏好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于是，在这三大宗教中就形成了解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法拉比—迈蒙尼德”传统、阿维罗伊主义传统以及托马斯主义传统。要理解中世纪形而上学体系的复杂性及其处理希腊哲学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这两个传统的独特方式，比较三者之间的异同大有裨益。当然，作为比较工作的奠基性的部分，遵循两个世纪以来的中世纪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探究以阿奎那哲学为核心的中世纪形而上学，是首要的任务。 S3lsAozX8NBu6E25Cz7eSZxqf0yHBuc3mx7O4/HgoJ35iup9Rc6MvDz1zFvZG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