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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直到尼采彻底终结了形而上学，在漫长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中，中世纪古典形而上学体系是其中最庞大、最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庞大与完备得益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希腊哲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主要是奥古斯丁的拉丁基督教神学）的综合与调和。与希腊形而上学或近现代各种形而上学体系相比，中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典型特征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不是以存在论或认识论为最高的部分，而是以神学为最高的部分。中世纪形而上学以13世纪的“经院哲学”（这里的“经院”就是当时新兴的教会大学）为成熟的形态，而经院哲学又以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为主要建构原则，以亚里士多德式论辩推理的辩证法为主要命题形式，成为天主教教会大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和教育的方式。
尽管我们称其为“经院哲学”，其实，那些经院哲学家都是神学家，而世俗的哲学家在当时主要是指那些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经院神学家试图综合从伊斯兰世界重新输入到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已深陷危机中的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为此所进行的各种努力，以及在波纳文图拉主义和托马斯主义、拉丁阿维罗伊主义之间形成的论战，成为13世纪经院哲学鼎盛的基本动力。这一论战（1277年的“大谴责”和1277年的“77条禁令”）的结果就是经院哲学的分裂，14世纪的奥卡姆主义（经过司各脱主义）以其激进的唯名论和意志论的路线，动摇了以托马斯主义为核心的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奥卡姆主义对托马斯主义的摧毁性打击直接引发了近代西方哲学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激烈批判。培根、笛卡尔、路德对经院哲学及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激烈批判在中世纪晚期激进唯名论那里已经有其先声。
由于现代哲学和现代历史主义的成见，人们通常认为在中世纪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但是，对中世纪晚期激进唯名论对于近代哲学的巨大影响，以及近代哲学对中世纪经院哲学范畴的世俗化和创造性转化视而不见，乃是思想史研究的致命偏见。布鲁门伯格在《近代的正当性》中正是从中世纪晚期唯名论中推出整个近代哲学发端的必然性和正当性的。
上两个世纪的哲学史研究范式完全被现代哲学家的自我声称所主宰，他们据此相信近代哲学相对于古典哲学和中古哲学有一个激进、彻底、全面的断裂和革命性的新开端。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深入的中世纪思想史和近代早期思想史的研究纠正了这一漫画式的图像，更多地强调西方思想传统的连续性和复杂性的一面，由此可以矫正囿于近代哲学家的“新科学”、“新方法”、“新工具”的立场而对不合时宜的中世纪历史垃圾所产生的厌弃和拒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