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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进而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然而，近30年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和理解，早已不复当年之意。其内涵的变化对中国来说影响巨大，这一内涵的变化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不利。
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词，应该说不是一个新的概念，20世纪人们广泛谈论世界经济失衡，而且也提出世界经济的失衡需要得到平衡以后，才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那个时候人们探讨世界经济失衡，其内涵说的是在这个地球村有富国、有穷国，实际讲的是南北关系的内容。“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中的贫富失衡，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平衡”则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只有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整个地球村、整个世界经济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千禧年减贫规划将其发展到了极致。
这样的条件，应该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好的助力作用。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的群体，可以说，中国加印度的贫困人口，在世界的贫困人口中占到一半以上，如果这两个国家的贫困问题得到了解决，地球一半的贫困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世界减贫的角度，得到了全世界的赞同与拥护。因此，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搞改革开放，全球交口称赞，而且给予大力支持，需要资金，外资会来，需要市场，其他国家会对你开放，需要技术，相应的转让会发生。这都是出于一个目的：这个地球要减贫、要平衡、要可持续地发展。全球都认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所处的地位是非常有利的。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失衡依然如故，但人们所提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跟过去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个时候人们用的词汇也变了，不是平衡世界经济的贫富失衡，而是将当年日美经贸失衡作为第一次失衡，而提出了“再平衡”全球经济失衡。
这时的失衡意味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失衡，而这种经常账户的失衡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再平衡”意味着平衡国际收支的失衡，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消除巨额的贸易顺差。大家可以再想一下，会发现今天中国是地球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世界贸易的顺差与逆差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可以讲就是中国和美国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2014年10月发布的最新贸易数据，德国已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经济体。这一结果使得德国立即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及国际经济组织的指责与批评，被认为是通过远高于进口的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其他经济体利益为代价的，拖累了欧洲经济复苏。尽管如此，这也无助于中国从根本上改善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纵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及部分国际经济组织出于某些当前利益之需，把指责与批评的矛头暂时对准了德国，但着眼长远，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旧会把中国作为批评与指责的头号对象，仍然会给中国经济发展、贸易出口等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对整个地球的再平衡做出贡献。这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来说，实际上处在相对不利的状态。这个概念就是要告诉你，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世界的经常账户的失衡。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克服贸易逆差。
可以说，再平衡世界经济，形成共享与可持续增长是目前世界经济的主题，而过去平衡贫富差距的发展问题目前在国际经济治理与合作中已非核心议题，尚能够提及的发展议题，已经从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让位于绿色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矛盾交织必然成为常态。
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资源配置和收入配置的失衡。前面已经指出，世界经济失衡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其中尤以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最为引人关注。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它又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各自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以及全球金融发展的失衡。
尽管有西方学者认为，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由于上述“世界经济失衡”造成的，然而在本质上，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多年来美国过度发展金融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所导致后果的集中爆发。
世界经济失衡及其重要表现——中美经常账户严重失衡的直接原因正是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带来的：由于世界经济是由需求驱动的，美国对全球商品的过度需求引致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过度生产及过度供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失衡的前提条件是：美国主动升级产业结构，以房地产业及金融业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并通过其国内居民的过度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造成美国国内的虚拟经济膨胀过快，以至于完全脱离了其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进而导致危机的发生。
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激化，制度性根源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贸易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是全球金融中心——美国与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在分工协作与利益分配上的失衡，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比较优势差异的自然结果。从外部环境来看，它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全球生产网络动态变化的产物，反映了实体经济领域两国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的格局；就内部条件而言，它与双方自身的内部经济失衡密切相关，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虚拟经济领域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散职能的较大差异。
当前，对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核心命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任何结构上的调整都将会对本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国内的利益分布。国内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会想方设法对结构调整采取抵制的态度，从而使得各国政府在国内都会面临调整的巨大压力。
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失衡中最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失衡，美国便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推卸其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责任，将平衡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甚至世界经济再失衡的责任都推卸给中国。
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指责中国冒险“放慢所有国家的增长速度”。伯南克坚称：让类似人民币的货币升值的举动将为“全球贸易和经常账户平衡预付定金，是经济和金融长期稳定的理想结果”。
而类似这样的言论，实际是美国为自己辩护的借口，是将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加给中国。其实美国“我感冒，但得你吃药”的做法于事无补。有效实现再平衡必然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调整，中国单方面“吃药”不大可能治好美国的“感冒”。
美国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严重程度。
一是美国夸大了中美间经常账户的实际差额。
在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统计中，经常账户仅仅反映一国进出口贸易及投资收益收支，并没有将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考虑在其中，而中国60%的出口是由外资公司完成的。
众所周知，中美间经贸往来的实际情况是：美国企业逐渐退出了本国制造业，把生产加工业务部分搬到了中国，然后把生产出来的商品运销到中国、美国及世界其他市场，大规模的美国资产在华的经营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美国对华出口货物的需要，跨国公司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计算中美间贸易差额的失衡时，少计这块出口额，不考虑中美间跨国公司的活动是不合适的，而美国对华贸易统计中恰恰就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夸大了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此外，中美经贸统计的口径、范围、原产地、转运贸易及计算其增加值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美方的统计方法夸大了中美经常账户间的差额，事实上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统计的差异最大部分来源于中美通过一些经济体（如香港）的转口贸易。
二是美国在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互补的，双方之间的贸易是互利的双赢关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虽然大，但发展的水平仍然较低，在向美国出口商品时，主要是发挥成本比较优势，大部分产品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在资本、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在中美贸易利益的分配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贸易利益。可以说双方之间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上是不平衡的。
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主要从事的是加工、组装等科技含量低、贸易利益少的环节，而美国则主要控制着产品研发、营销及服务等环节。可以说美国资本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与分配权。在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中，美国资本在利益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中国资本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较弱，在利益分配中仅能获得较小的份额。
因而，中美经贸关系虽然互利双赢，但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实际上是严重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在中美贸易间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美国反过来还强调其在贸易中的不平衡遭遇，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严重程度。
“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中国对美顺差不断扩大→美国产业不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逻辑被美国人接受，成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甚至使人民币汇率成为服务于美国政治的工具。然而，中美贸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贸易的现实，以及日美、德美贸易的历史都已佐证，调整货币汇率并非调整贸易失衡的灵丹妙药。
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主要是由美国的过度消费以及中国的过度生产等结构性问题所致，更进一步地说，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致，而非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在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的条件下，美国要实现长期对外贸易平衡是不可能的。
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贸易顺差未必一定就增加美国的就业，而逆差未必一定就减少其就业，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增加其研发、海运、营销、金融等环节的就业。当然，中美双方的消费、公司治理等发展模式都需加以调整，改变中国的过剩生产与美国过度消费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的脆弱平衡。
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汇率因素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之一，而并非全部因素，更非起根本性作用的因素。分工协作、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和重叠需求、市场竞争力、资本的国际转移、技术创新乃至产品创新、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供求关系等一系列的因素，都会对国际贸易的走势产生影响。在分析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时，如果完全忽视其他因素，而将汇率问题放大为一切，可以说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了。
另一方面，在前面本书已经提到，中美间贸易的不平衡是由于全球产业转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将已经停产的中低层次的产品生产以及全球产业链中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转移到了中国而引致的国际贸易非平衡格局。而这种情况也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就能改变的。
在中国看来，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常态，美国是主要受益国，再平衡过程是一项长期任务，中国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变革、产业升级等举措，中国的贸易顺差会逐渐缩小，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努力。
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为2597亿美元，比2012年的顺差增加了284亿美元。对此顺差规模，我们首先要看到，增加的这284亿美元的顺差是在中国贸易总体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的，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总值较2012年增加了近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284亿美元的顺差是在整体贸易规模增加了3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实现的。这259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跟中国对外贸易历史上顺差最高的年 份（2008年）近3000亿美元相比较，实际上还是降低了。其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2009年到2012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当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分别为8.9%、6.2%、4.3%、5.9%，2013年这一比例为6.2%。因此，可以说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最高点时曾达6%左右，但近年一直控制在约3%，处在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经常账户角度来说，其余额与GDP之比，在±2%的范围内表明经常账户基本是平衡的，在±4%的范围中，一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中国这一比值近年一直在这个范围之中。
但是，这似乎并不是美国需要的结果。美国忽视长期效果，而希望在短期内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事实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真实失业率与债务居高不下，员工平均收入增长乏力时，美国的政治家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以使他们从政治压力中解脱出来。
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家们对此比谁都更清楚，可现在的做法却是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让人不得不说有些“浑水摸鱼”的意思。可以说，如果人民币真的大幅、迅速升值的话，那么将导致美国的进口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下降，给本已处于失衡中的世界经济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人们得到的将不仅不是经济再平衡的收获，反而可能是揠苗助长后的荒凉。
通过历史数据和对日本、德国以往经验的分析，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对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也曾因贸易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但到2008年，美国对德国的贸易仍有429亿美元的逆差，对日本的逆差则更高达726亿美元。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同期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却年均增长21.6%，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对保持稳定，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下降了16.1%。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并非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真正的“病根”是自身的失衡所致。
人民币大幅、迅速升值将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将影响到中国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请读者看下面这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定100万美元今天进入中国，兑换为613万元人民币，花费其中的113万元购买房屋一套，500万元放在银行里生息，等待人民币汇率上升为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时，这500万元人民币再兑换回美元，100万美元一分不少。问题是：这栋房屋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需要基于中国经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主动、渐进、可控地推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服务。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对汇率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人民币汇率已经非常接近于由市场决定的水平。
为了改善中美间贸易失衡的状态，再平衡世界经济，美国提出中国除人民币大幅升值外，还应当增加对美国产品的消费和进口。但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改变当前中美经常账户失衡的局面吗？答案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中美间的贸易格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如果扩大对美国消费品的进口，由于中国国内的消费品市场本身就处于供过于求的饱和状态，就必然会加重中国消费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必然会导致一部分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倒闭、职工下岗，进而国内市场萎缩，人们的收入下降，消费能力也下降，在进一步的传递中减少对美国进口商品的需求，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则会将过剩的产品扩大出口，难以根本改变贸易失衡的状况。
这还是在美国的消费品具有价格、性能等方面竞争力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在消费品市场上，中国的一般性消费品的竞争力都在美国产品之上。而如果扩大进口的是投资品，那么，一方面会加重中国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同样引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那么对进口品的需求最终还是会降低；而另一方面，这些增加的投资品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与产品出口能力，反而会加重美国的贸易逆差。因而，强制要求中国对美国增加进口未必能够达到平衡贸易的目的。
中美间贸易差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对其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政策。而其能够出口的中低技术产品，中国往往已经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国内市场已经达到饱和，已经不需要从美国进口了。
美国在中美贸易的失衡中获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通过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抑制，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得到了切实的实惠，获得了巨额的消费者剩余，美国企业的劳动成本也得以降低。同时，中国又用由对美贸易顺差而获得的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债，美国又获得了金融上的利益，而中国得到的不过是一些以电子符号记载的美债，还要承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并没有真实的损失发生，应该承认，它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受益者。
世界经济失衡实质上是结构和制度上的问题，不能期望在短期内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根本调整。然而，如果任其进一步发展、恶化，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给正在从危机中复苏的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失衡的各方，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再平衡世界经济的主角，都要在调整中承担各自的责任。寄希望于别国的调整，自己却依然如故，最后不可能获得双赢的结局。
面对世界经济的失衡状况和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为了迅速摆脱危机，重振本国经济，提出了经济再平衡战略。
西方国家的经济再平衡战略的内涵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需要成本，而发达经济体有能力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将再平衡的调整成本转移给新兴经济体，由它们来承担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主要成本。它们希望自己既能得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利益，又无需承担调整转型的痛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由于经济总量大、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在体制、价值观念上与发达国家不同，自然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首要责任者。
真正的经济再平衡战略绝不是仅仅关注经常账户的平衡，将再平衡的焦点放在贸易领域，而应该是失衡的各方立足于本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全球经济在低通货膨胀水平下恢复活力，使各国及各地区的贫富差距缩小，实现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从长远看，同时达到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单一强调发达国家的需求驱动力，或单一强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供给驱动力，都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而饮鸩止渴的政策会加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势必引致相关各方都成为博弈的输家。
总而言之，世界经济再平衡应当是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此调整过程中，由于贸易逆差集中于中心国家的事实，调整时会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中国必将承担但也只能承担与中国责任相对应的那部分成本，而美国也应言行一致，将国际收支平衡纳入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例如，在适当增加储蓄、重塑制造业的同时，美国还应降低财政赤字，并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又如，过度超前消费的美国消费文化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社会和未来的和谐，需要加以理性的克制与规范的监管。欧洲和日本应该进行国家内部经济和结构的改革，提高内需和经济增长率，提倡技术革新，增加经济发展的潜力；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应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等。
要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互相合作、互相支持，而不应该互相推诿。世界经济再平衡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世界经济再平衡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主要失衡国家持续而富有诚意的国际合作。中国和美国在世界经济失衡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于中美产业结构、消费观念以及金融水平差距的调整均具有相当的曲折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失衡的制度性根源在短期内亦不会有所改变，因此，中美贸易失衡的再平衡必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没有终结的过程，调整的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