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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既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也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话题。千百年来，人们对其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讨论，写下了关于它的无数篇章。但是，对自由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对它热情地讴歌。裴多菲为人所熟知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道出了对自由的赞美与渴望。有人却愤然控诉它的罪恶。毕生为自由理想而奋斗，最终又被以自由的名义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罗兰夫人，在临刑前从心底迸发出对自由近乎绝望的感慨：“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在你的名义下进行！”有人把自由看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追求之，有人却把自由视为人生所不堪承受的重负而加以逃避。有人把自由看作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有人则把自由视为一个需要不懈追求的理想。有人认为自由就是率性而为、无拘无束，有人则认为无规矩不成方圆，自由离不开法律和社会的规约。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没有一个词比自由的含义更多，并以更多的方式影响人的精神。”
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也说过：自由这个问题“像斯芬克斯一样对每一位这样的思想家说：揭示我的谜底，否则我便吞食掉你的体系！”
自由观念的复杂性表明，那种对自由做抽象的、简单的理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自由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它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只有深入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我们才能对自由做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在此，限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对自由观念的生成做细致的历史展示，只能做一个概括式的说明。
对西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我们深入古希腊相关思想的考察之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
有关自由的观念也是如此，在古希腊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自由意识的萌发和政治自由观念的逐渐成熟。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或者处在原始的蒙昧时期，或者处在奴隶主或封建主的专制统治之下时，古雅典人最早开始了民主政治的实践。在雅典政治结构中，自由公民可以自由地参与城邦管理，自由地发表观点，每一个自由公民相对于其他自由公民是独立的、自主的。他们“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
。对于雅典的这一政治盛况，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演说中就曾自豪地说道：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全体自由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政治机构，也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召开40次，负责审议和批准议事会起草的提案、审查和选举公职人员。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大会，拥有知情权、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体自由公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
在古雅典，绝大多数公职实行抽签选举，一年一任，连任不超过两届。不管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还是家财万贯的富人，都有中签担任国家公职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成为城邦的最高领导人。
的确，雅典的民主政治下的公民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上古时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还处在蒙昧状态或君主专制状态之下时，希腊人首次使居民中的一部分人享受公民权，使他们集体地享有自由和治理国家，并在当时的制度下使民主得到了充分发展，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有缺陷的。雅典的自由是少数人享有的自由。在古希腊政治结构中，人被分为几类：奴隶、女性、自由的外邦人、自由的本邦人。拥有自由权的自由公民为自由的本邦人。这些自由公民的数量十分有限，他们仅占城邦人口总数的1/10左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人身自由，更谈不上参与城邦政治。可以说，“希腊人的私有财产和‘自由’，同奴隶制不分，因此掠夺和贩卖奴隶，本是希腊人最重要的‘自由’事业；他们的自由的全盛也就是他们奴隶制的全盛。在雅典全盛时期平均每个成年男性公民占有奴隶18名，还有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
。在雅典，政治自由和民主实践与女性也是无缘的。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的职责是生育和家计劳动，其活动不被列入公共领域之中，自然没有参与政治的自由。
同时，雅典的自由，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有很大的不同。在现代社会，自由主要是指公民享有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拥有自由行动、不受限制的权利。自由的反面，是通过暴力、奴役、恐吓等手段限制人的意志和行动。在民主异常发达的古雅典，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即“拥有一个不受外在专制力量所控制的独立空间”也是不存在的。相比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古雅典人尽管实现了一个公民相对于另一个公民包括统治者的独立性，但是相对城邦这一外在的力量，公民是不独立的。在古希腊，公民生活对城邦生活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城邦领土的狭小以及公民集团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带来了城邦内部紧密的生活，促使公民内部产生一种独特的心态。他们将自己看作城邦这一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个人的财产、家庭、利益、荣誉以及希望、肉体的生命、精神的生命甚至是死亡以后的灵魂等等都属于城邦。古希腊因之也出现泛政治化现象，政治渗透到公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公正、个人的幸福以及欲望的满足等等，都成为一些必须经由城邦加以界定的范畴。拥有绝对权力、无所不及的城邦对公民生活进行着广泛的干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不同于现代政治的显见特征。
城邦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着全面控制，其最终的结果是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公民的一切湮没在城邦的权力之网中，因此完整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个人并不存在，只存在生理意义上的个体，公民因之也没有在私人利益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目的、爱好和需要，公民受整个城邦集体意识的支配。“生是城邦人，死是城邦鬼”的观念是深入每个公民内心之中的。特立独行的苏格拉底尽管把自己比作叮咬城邦的牛虻，但在其内心世界中，对城邦的忠诚和依恋感是异常强烈的。面对朋友克里托劝其越狱逃跑的劝告，他所作的回答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你那么聪明，竟然会忘记你的国家比你的父母和其他先祖更加珍贵，更加可敬，更加神圣，在诸神和全体理性人中间拥有更大的荣耀？你难道不明白应当比敬重父亲更加重视国家，应当比消除对父亲的怨恨更加快捷地消除对国家的怨恨吗？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国家，那么你就必须服从它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它加诸你的任何惩罚，无论是鞭笞还是监禁，对吗？如果国家要你去参战，你会负伤或战死，但你也一定要服从命令，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命令，这一点在古希腊人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古希腊人的视野中，城邦不是个体意志的自由结合。个人拥有不受外在任意力量，包括来自个人、国家、社会的任意力量的威胁的自由观念的出现是西方近代的事情。
在中世纪，欧洲长期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黑暗笼罩之下，在神权、王权和等级差别的压制下，既没有民主自由，也没有人权。在这一时间里，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天主教会的严格控制，如果有非分之想，就会被视为“异端”，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
宗教裁判所，又称为异端裁判所，是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天主教的司法机关，用以审判一切反对基督教的异端以及有异端思想的人。宗教裁判所扼杀进步思想和学说，残害科学家。在宗教裁判所存在的整个期间，先后被判罪的异端分子多达38万人。在天主教会的统治中心罗马，在15世纪以后的150年间，被烧死的就有3万人。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因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于1592年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以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大事件为代表，人类社会逐渐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迄今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文明的总和。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张，世俗化运动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冲破基督教设置的各种清规戒律，尽情地享受世俗生活。在反对封建王权和神权政治的过程，资产阶级打出自由、平等、人权的口号，强调个体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干预的权利。追求思想观念的解放，崇尚个体的自由权利，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鲜明价值追求。
物质世界为罪恶之源，身体为累赘之躯，这在基督教神学之中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戒律。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人只有摆脱物质欲望和肉体欲望的束缚，才能达到永生，才能接近无限圆满的上帝。但是文艺复兴以后的经济世俗化运动，却对“天国”信仰主义和禁欲主义进行了坚决否定，它认为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的“永生”，而是现世的享受；人的自然欲望不是罪恶，无须压抑，而是应当予以满足的正当要求；男女之间的爱情不是丑事，也无须隐讳，而是应当加以热烈歌颂的高尚感情。由此，世俗化运动响亮地打出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口号。而宗教改革运动所创造的新教伦理更是将人们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与对上帝的信仰有机地结合起来。新教伦理一方面提倡用自己财富的不断增长去增添上帝的荣耀，并将之视为神圣的天职；另一方面又崇尚勤劳、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这样，建立在天职观基础上的新教伦理既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又保持了超验伦理对享乐欲望即世俗化趋势的内在约束，从而使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经济领域的世俗化，宣告了人类自身在经济领域当中的自主，同时也表明了上帝在经济领域的衰退。
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最早发源于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后扩展至欧洲各国。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武器，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文艺复兴肯定了人对今生幸福生活的追求，弘扬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识。从此，人们不再把思想和精力集中于天国，期待着来世的幸福和永生，而是试图在世俗的社会中建立人间天堂。
政治领域的世俗化意味着排除上帝超自然力量对政治事务的干预，从上帝的重压下解放人性，从神权那里获得人权。作为现代自由主义宪政理论一个重要来源的近代自然法学说，一改中世纪从超自然的神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基本观点，转而从自然的角度、从人性的自然法则当中推导出社会生活的法则。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格劳秀斯就明确提出了“人性是自然之母”的著名论断。自然法学派对人性本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设定，或者将人性规定为“趋利避害”，或者将人性规定为“自我保存”，或者将人性规定为“纯洁善良”。对人性的强调肯定了人性的自然必然性和合理性，并将这种普遍的人性作为自然法的基本宗旨和内容，否定了自然法则来自神秘的上帝理性或宇宙理性，从而反对将自然法与人的自然本性对立起来。
在自然权利理论看来，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生活在自然状态当中。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是自由而平等的，享有大自然赋予的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概括说来，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权。自由权利具有目的性价值，政府的组建、国家权力的行使，都要以保护个体权利为依据。在自然权利思想家看来，人的上述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在任意力量，包括来自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不得任意干预。这些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所在，缺少了自由权利，人将没有尊严可言。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都鲜明地体现了“自然权利”这一思想。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自由的，自由、财产、人身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享有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行为产生。
为有效地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了以分权制衡、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客观上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水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无疑，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力图使人们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资本主义的自由尽管具有显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也有着明显的缺陷。从根本上看，资本主义的自由是有产者的自由，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是形式的、虚伪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的多少和财产的多寡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占有较多经济资源和财富的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掌握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成了以金钱为基础的“富人的游戏”、“金钱的自由”和“金钱的民主”。
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社会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肯定资本主义自由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表达了对它的强烈不满，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超越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更高层次的自由。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奴役、剥削和压迫等不自由现象的反抗，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事业。它既要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获得对物质世界的自由，又要通过生产方式的发展突破旧有社会关系的束缚，让所有人获得全面发展的自由。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欧洲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共产党宣言》自发表以来，已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出版了300多种版本，出版次数超过1 000次以上，成为全球公认的“使用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
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致力于使人们摆脱盲目自然力的支配，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旧式分工的束缚，摆脱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的疯狂剥削压榨进行了无情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对资本主义标榜的价值观念的虚伪性进行了彻底揭露，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崇高价值追求的本质体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前提，为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