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政治是由希腊人发明的,那么说政治哲学由柏拉图创立并不为过。沃林就曾对柏拉图在政治哲学上的贡献有过这样的表述:“他教导后来的人将政治社会视为一个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他第一个将政治社会视作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和有秩序的结构。”
经过前文的考察,我们可以说,柏拉图的这一贡献始于对城邦政治的深切洞察,完成于对政治问题的重新奠基。面对现实的政治世界,柏拉图离开智者们创立的道路,告诉世人很难在单纯的政治视域内构建良好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在《理想国》中,美丽城有赖于超出政治生活的哲学家被迫担当统治者,而以智慧为欲求对象的哲学生活方式保证了政治统治不会陷入特拉叙马库斯的难题。在《礼法》中,柏拉图尽全力向我们描述了属人的最好政体的构建过程,这一政体最终是要培养尽可能多的公民过上有德性的生活。
值得强调的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政治技艺要做的就是看顾人的灵魂,政制和立法的目标也旨在培养人良好的德性。要做到这一点,政治共同体必须是统一的共同体,这一目标在柏拉图思想中从未发生过变化。统一共同体这一目标告诉我们,所有现实城邦政治实际上都难以长期维持良好的尺度,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坠向城邦分裂,这通常表现为富人与穷人、寡头派和民主派无休止的内乱。而要彻底消除城邦内乱,实现统一的共同体,就必须将城邦立法的着眼点放在公民德性的培养上面。也就是说,城邦的政制和立法需将公民从生存意义上的“活着”提升为“活得好”,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柏拉图的这一区分在其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是极为重要的。
柏拉图通过其整个的政治谋划实际上完成了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对自己不参与政事的辩护。本章开篇时提到,在《申辩》中,苏格拉底说自己听到神性精灵的声音,告诉自己不要参与政事,这不是因为苏格拉底害怕死亡,而是他要用更久的时间来劝说雅典城的青年和老人:“不要这么关心身体或金钱,如同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的劲头,对你们说:‘德性不来自金钱,而是,金钱和人类所有别的好处,无论个体的还是城邦的,之所以好,都是因为德性’”(《申辩》30b)。在雅典城中四处找人交谈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在从事最为重要的政事,虽然雅典并没有听从苏格拉底,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柏拉图,他通过统一的德性共同体的筹划,继承并践行了苏格拉底的使命,提醒并用政制保障了城邦公民坚持走一条向上的路,在任何情形下都在智慧的襄助下一心追求正义(《理想国》621c)。
在柏拉图将政治哲学的位置奠定下来之后,后世的政治哲学家无论秉持何种立场,基本都要归源于柏拉图开创的这一传统。
在古代世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最佳政体时,一开始便要细致对待自己老师的观点,虽然关于最佳政体的一些具体设想有所区别,但亚里士多德实质上承接了柏拉图的讨论场域。如果将更多的关注放在柏拉图《礼法》上面的话,我们会更容易地发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回应柏拉图的《礼法》一书。后来随着希腊自足城邦世界的解体和外部力量的入侵,围绕城邦构建德性生活共同体的努力慢慢转向了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思考,人们不再希图从城邦政治生活中得到最终的幸福生活,而是转向了沉思生活或者宇宙城邦的设计,但像芝诺(Zeno of Citium)这样的斯多亚哲人也会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著作命名为《政制》(Politeia),仍然没有离开古希腊政治思考的谱系。
在希腊世界进入罗马帝国领域之后,罗马政治思想也带有很强的希腊色彩。对后世政体思考影响深远的波利比乌斯在其史书中对罗马混合政体的讨论实际上深受斯巴达政体、柏拉图《礼法》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混合政体的论述的影响。而西塞罗的两部重要政治著作的题目即为《国家篇》和《法律篇》,无论是从写作的对话方式还是从主题安排来看,它们都是在回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礼法》。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扩张为政体思考带来了希腊所未曾遭遇的挑战,但是至少在共和国时期,以城邦共同体为核心的思考方式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记。罗马帝国时期以降,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斯多亚学派哲学影响巨大,像普罗克洛斯(Proclus)等都延续着这一政治思考与书写传统。而在早期基督教神学家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柏拉图主义如何以思想资源与论敌等诸多面目出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忏悔录》等著作最好地彰显了西方文明所经历的这一转变。
概略地说,从两希文明内部来看,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的影响要超过柏拉图,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却产生了远为深远的影响。
《智者》《礼法》《蒂迈欧》和《理想国》是为数不多有阿拉伯文译本的柏拉图著作,伊斯兰思想家从这些书中汲取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思想,比如从阿尔法拉比(Al-Farabi)关于完美国家(al-Madina al-fadila)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阿威罗伊(Averroes)更是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了评注,他认同哲学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并且将哲学与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文艺复兴时期是柏拉图著作和思想被重新激活的重要时期,随着斐奇诺(Marsilio Ficino)等人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
,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影响也反映在当时的作家著述之中。柏拉图的再次出场并非必然带着其古典希腊的精神特质,而是在很多具体的措施上为当时的作家提供了资源,比如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中不乏《理想国》里的举措,但初衷和目标已经大相径庭。
进入到现代世界以后,我们可以从卢梭(Rousseau)以及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如乔维特(Benjamin Jowett)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人那里找寻柏拉图的身影,虽然具体的讨论方式和观点也已经转变到了现代国家或共和国语境之下。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性质再次引发激烈论战,像卡尔·波普尔在其著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柏拉图列为需要替极权主义背书的思想家,而与之相对,也有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等欣赏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学者希望重新激活希腊传统,进而审视西方文明的历程。
从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影响史来看,发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体,追求公民的德性养成的政治思考模式,在后世帝国、王国、城邦、民族国家等政治体中,并在希腊、基督教、伊斯兰、东亚等文明体中,都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反映和体现。随着历史上几大文明的交流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于世界秩序的主导,以柏拉图政治思想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思考传统也需要不断得到重新审视,而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是对其政治思想源发结构和问题意识的努力把握。
张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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