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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二卷。这一卷承担的内容，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涵盖了从汉代至明末清初的漫长岁月。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国语境里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古老的裂土而封的封建制已经解体，秦统一六国尝试以郡县制来建设中央集权的新型国家体制，却因片面重视发展硬实力和过度崇尚以暴力来维护和运行权力而成为短命王朝。汉代先以黄老治国，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独崇六经”，才确立了新型大一统王朝和立国宏轨。即便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一些作为治国理论依据的儒家经典，协和一个广土众民的庞大国家依然绝非易事，历史的种种处境留给每一个王朝的政治问题都很复杂，新兴王朝或者面临重新选择主导意识形态问题，或者面临王朝最高领导人产生方式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面临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政治正统性问题，或者面临王朝内部如何改革调适的问题，或者甚至面临君主政制是否还有必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史、思想史以及相关的政治制度史，绝非某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学者眼里所谓的循环与停滞，而是种种具体生存处境下的认真思考和努力应对。如果缺乏对古代中国历史的认知，那么便难以了解中国先民曾面临的具体处境，从而也难以对古代中国人治国的思想和得失有清醒明白的认知。比如，在今人的印象中宋代似乎是积贫积弱的王朝。毫无疑问，宋朝的确不是一个统一了中国传统疆域全境的王朝，只不过拥有传统疆域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然而国力上强盛的汉唐在宋人的口中却是“百世无善治”，所得评价很低。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广大区域难逢敌手，宋王朝却持续抵抗了半个世纪之久，宋的襄阳、樊城军民仅依靠邻近的两座城池，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下勇敢抵抗达七年之久。宋人所达到的文明成就与抵抗外族所展现的不屈与韧劲，让所有回顾历史的人不得不到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儒学形态——理学中去寻找观念上的原因。人们只有努力找出宋人那些对于美好生活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的思考与共识，才能理解宋人为什么如此深爱自己的文明成就和生活样式，才能理解宋人为何为保护维系王朝国家而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同样，只有从史书上了解到明代以前在野蛮的草原民族长期屠杀和残害下，中国这方土地上生民十不存一，人口从一亿多骤降至不足千万，在这种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极端困境下，人们仍然未曾放弃他们对文明和野蛮的理解，未曾放弃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自己的文化，再去阅读其时儒生的著作，才会理解古代中国人是在用生命书写文明，他们凭着韧劲去驯化野蛮民族，最终使马背上的征服者为中原文化所征服，也才会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未中断文明历史的国度，自然也才会明白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突然衰落了这个问题完全问得多余。本书的作者们致力讲述古代人的政治世界，在他们看来，我们愈是了解古代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愈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离我们虽然遥远，但他们关于人类应有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样式的种种理解，对我们今人依然充满启迪和鼓舞人心。
作为本卷的前言，在此有几个问题，分别向读者作些交代。
第一，关于政治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的区别。
虽然整套“政治哲学史”都面临着上述问题，但在此也尝试着就本卷承担的具体内容作些说明。我们以往读的那些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学说史著作，以及某些名不符实的政治哲学史著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着重于全面、系统地阐述传主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学说，将其中的主要政治观点和思想逻辑介绍清楚。而政治哲学史的出发点则是政治哲学，依据政治哲学关注的政治价值、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诸要素，集中阐述古人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构成此种美好生活应有的秩序和达成理想之治的具体实现方式。政治哲学的视角和启发无疑来自政治哲学这一学科，对此不用讳言。政治哲学借鉴自西方学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来重新理解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相较于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或许更接近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特质。诸子百家皆务于治，而中国人对“政治”一词的理解，简单说就是“政”达成于“治”。什么是“治”？一谈到“治”，自然就涉及作为评判政治好坏的政治价值、作为理想之治的政治秩序，以及从政治价值出发达成理想之治的政治制度。比如，儒家在政治哲学上从“仁”或“仁义”的价值出发，试图通过“选贤与能”、礼乐刑政的方式达成“大同”之治，道家、道教则以“自然”为政治价值，在神权及其代表“大贤良师”的导引下达成“太平”之治。自从汉武帝时代确立了儒家在政治上的正统独尊地位，其后历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不断回溯和重新理解儒家的“仁义”之道以调整或解决王朝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直至明末的思想家认为君主制的躯壳再也容纳不下儒家的“仁义”内核，他们有的主张重新恢复“封建”以回归仁义，有的主张探索“虚君”、士人众议的新型政治制度以回归仁义。总之，政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和理解古代人政治思想的视角和维度，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和致思方式。
第二，关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以往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分期，要么按照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学术史的分期办法，诸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当成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学术史的附庸，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按阶级形态来划分时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描述中国历史发展，这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着争议，现在学术界通常都不再采用这种做法。笔者认为，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实际历程来看，中国政治哲学史大体上应当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典籍中所传述的唐虞三代。唐指唐尧，虞指虞舜，三代指的是“三代之英”，夏、商、周（西周）的杰出代表，也就是圣王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被后世作为历史“故事”取之法之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从礼崩乐坏到“独崇六经”。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从“古之道术为一”到“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这个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作、百家争鸣。“百家”，并非指学术派别划分的“家”，而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家”。《汉书·艺文志》具体罗列了189家之多。可见百家实有其数，并非虚指。“独崇六经”，后世称为“独尊儒术”。治国之道从秦用法家，经汉初用黄老之术，再到独尊儒术。汉代人重视“术”更甚于“道”，先秦的“道术”一词到了汉代人那里，说法就变成“术道”，术放在道的前面。这个阶段是从“道术为一”，经过“道术为天下裂”，再重新到“道术为一”。在政治实践的检验中，单纯讲求效率和硬实力的法家、清静无为的黄老先后被淘汰，儒学被定于一尊，但这时的儒学就像汉初的黄老一样，业已过了学术上对百家的兼采、融汇阶段，“霸王道杂之”。前两个阶段的内容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一卷中得到反映。第三个阶段是从“独尊儒术”到近代以前。这是在儒家处于独尊地位以后，每个王朝不断根据自身的处境来应对自身政治问题的阶段。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段，有中原民族与统治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断上演的侵袭与反侵袭，数个成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的主动汉化，有的则建立起种族统治；有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取天下甚至改朝换代的武装起义，像汉代的黄巾起义，就是有指导思想、有政治纲领、有严密组织、有实施计划和步骤来夺取天下的造反起义；有君主扩张君权与士大夫依据儒家道义限制君权和匡正君主的体制之争。这个时段由本卷政治哲学史来反映。第四个时段，则是从清末西欧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产生“天崩地解”的影响开始，也就是最先殖民侵略全世界的西欧国家及后来兴起的俄、美、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内有愚昧、残暴的清王朝野蛮统治，外有西方强盗国家野蛮侵略，在这双重野蛮压迫下自强、求新、求变，重构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时代。这一时段的内容由《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来反映。
第三，关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选材问题。
本卷选取了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人物、历史事件和政治文献作为分析对象。在政治人物方面，选取了董仲舒、王通、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陈亮、叶适、黄宗羲等人。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提出“复古更化”“独尊儒术”的儒学家，不了解他的思想也就说不清汉代意识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内在理由。王通是隋末唐初的儒生，其门人弟子称其为“王孔子”，他的著作被称作“王氏六经”。王通是比韩愈等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更早发起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很早就意识到儒学的危机，也很早就提出了要重新复兴儒家的仁义的思想。在民族杂糅、融合的时代，他也很早就从理论上来处理道统与正统这样的政治课题。王安石和司马光则是北宋变法问题上的对头，虽然他们的学术出发点都是儒学，依据的是同样的儒家经典，但王安石提供了一套支持变法的儒家学术，司马光则提供了一套批评变法的儒家学术，儒家学术的解释力和创造性在变法问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朱熹是宋代理学中道学一系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集中展现了宋代儒者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统一的角度重新理解儒家以仁为核心政治价值追求，把仁解释为主宰着气化流行生生不已，作为“生理”与“仁理”合称的“天理”，并从天理的角度重构中原民族应有的充满生生之仁的天理世界。他的学术思想重申了二程兄弟对遥远圣王时代的取法和对后世历代与现世政治的批判，“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人欲横肆”“千载无真儒，百世无善治”。为皇帝授课每日只讲“诚意正心”四字以“格君心之非”的理学，拥有已经迈向近世甚至现代门槛的学术气质，展现了宋代士大夫从儒家经典出发构建理想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极致，这也成为后世许多学者将宋代视作中国古代历史文明水平顶峰的原因。陈亮、叶适则是宋代理学之外的儒学派别功利之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功利的角度解释儒学的功能，以纠正宋儒中普遍存在的过于重视义理而轻视功利的片面性。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度，认为君主制度已经从施行仁义、造福人民的器物变成妨害仁义、残害人民的桎梏，儒家仁义之道应当另寻新的下达之器，他提出了“公其非是于学校”“虚君”等许多设想。虽然在文化上、观念上、制度上野蛮落后的入主中原者打断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从黄宗羲“明夷待访”等候来者的思考中，仍然能看到儒家文化积极解决自身问题向近代化或现代化自发演变的内部可能性。
相较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哲学史、中国政治学说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视人物而轻视重大事件和重要政治文献的倾向，本书希望在选材上尽量照顾得全面一些。这样选材的理由在于，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形成的政治辩论和重要政治文献记载的有关政治问题的集中讨论，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本身的认知。相较于单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这些事件或文献，对于生活在如今时代的人们了解古人的政治生活及其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思考，提供了聚焦式的直观观察。
关于政治事件方面，我们选取了王莽受禅与改制这一重大事件。以往有关王莽受禅与改制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研究方面，研究者们的兴趣往往在于讨论王莽受禅究竟是合理的禅让还是精心的篡夺，分析王莽建政失败的原因。本卷的研究者则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讨论围绕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时人之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观点，从禅让问题、德与位的问题、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与维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完全按照儒家经典所描述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政治条件之间关系诸方面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在政治文献方面，我们选取了汉代学者和官员讨论治国道术的文件汇编《白虎通义》和汉代流行且被黄巾起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道书《太平经》。在由汉代中央政府召开的以治国指导思想这一重大国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呈己见，相互问难、辩论。研究者尝试从中整理出《白虎通义》这一政治文献所反映出的汉代人的政治意识、政治问题、政治语言和政治思维。《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以“自然”为基本政治价值，以“太平”为理想之治的政治哲学，相较于儒家以“大同”为理想的“中国梦”，《太平经》则提供了另一种以“太平”为理想的“中国梦”。
最后说一说本卷的写作分工。本卷的写作是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每位撰稿人承担的论题都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并进行过深入的前期研究。撰稿人以此为基础，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严谨地分析和论证，用心地向读者表达他们的真知灼见。本卷的具体分工如下：彭永捷撰写了“前言”并负责组织和初审稿件；秋风（姚中秋）教授承担了关于董仲舒的部分，曹婉丰博士承担了有关王莽受禅和改制的部分，秦际明博士承担了关于《白虎通义》的部分，秦晓慧博士承担了有关《太平经》的部分，刘璞宁博士承担了关于王通的部分，杨汝清博士承担了关于韩愈的部分，梁涛教授承担了关于王安石的部分，段海宝博士承担了关于司马光的部分，岳晗博士承担了关于朱熹的部分，任锋教授承担了有关陈亮和叶适的部分，王心竹教授承担了有关黄宗羲的部分。作为本卷的主编，对参加本卷写作的各位学者的辛勤写作和通力合作表示感谢！
彭永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