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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化所欲达成的就是人伦纲纪，《白虎通义》将其总结为“三纲六纪”。政治哲学所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若人应当共同生活而不是离群索居的话，那么人群应当以何种方式组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共同体的秩序？根据现代西方理论，这种秩序是出于人所同意的契约关系而形成的；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作社会之基本组织原则的伦常并非出自人的设计与发明，也不是人可以选择的，而是出自天理自然。
中国古代社会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白虎通义》所总结的“三纲六纪”。三纲六纪乃人道之大端，而人道本于天道。在《白虎通义》中，天道是以阴阳、五行来诠释的，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世界观一样。“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众所周知，“三纲五常”一向被视为儒家最为核心的义理规定。《白虎通义》以法典式的庄重对古代社会的伦理纲常作了规定与解释。其文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又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白虎通义·五经》）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研究，我们必须对一个政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伦理原则进行探讨。因为政治行为本身并不是终极的追求，而是有其所要维系、所要追求的东西。政治现象究其根源来说是人们内心之价值选择的投射。亦即，站在政治现象背后的其实是一种价值秩序与伦理观念，而所谓政治，无非是为了挣得这些东西。正如今天的政治一再呼吁民主、自由与平等，古代的政治也同样需要表达其最为关心的价值秩序。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所要维系的无疑是“三纲五常”这些最为核心的东西。当然，反过来，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政治的表现形式。
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六纪，即“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从这些名目可知，三纲所要规整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六纪所要规整的是诸父兄、诸舅、族人、昆弟、师长、朋友。从国家政治到家庭伦理，再到宗族乡里与师长朋友，基本上囊括了一个人所有的人际关系与基本的社会关系。《白虎通义》在归纳五经之义时，将这些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规整到有尊卑、有秩序的“纲纪”中去了。
此所谓“纲纪”又是什么意思？人的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为什么需要一种“纲纪”？而人伦“纲纪”为什么又必然是这里所云的“三纲六纪”？这都是需要解释的问题，《白虎通义》也按照这样的逻辑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纲者，本义是张起渔网最粗的绳索，是网的主干，故释之以“张”；纪是渔网中的细绳，是渔网的具体条纹与理路，故释之以“理”。纲举则目张，如渔网张开粗绳，则细绳自然理顺；人道亦是如此，解决了最核心的关系问题，其余的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自然也就能理顺了。由此可见，人道之有纲纪，就是为了“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给社会人心以秩序。
人道为什么要有纲纪？在《白虎通义》看来，这根源于人的本性，“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而纲纪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化导人的五常之性与亲爱之心，使之落实于现世社会之中，从而更为完满地实现自身，“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纲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五常之性与亲爱之心在现实中落实展现为一种纲纪结构，这种结构便是儒家亲疏远近与尊卑上下关系的具体化，亦即展现为“三纲六纪”。若非如此，人的五常之性与亲爱之心就不能很好地展开与实现。
正是这一点可能遭遇的质疑最为激烈。“三纲六纪”中的尊卑上下与五常之性、亲爱之心不正好相冲突吗？当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所质疑的东西时，的确容易产生这样的疑惑。然而，无论如何，《白虎通义》需要对“三纲”的内容作出解释，对其何以如此作出论证。
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
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
这是《白虎通义》对“三纲六纪”的经典表述，也是对“三纲”的含义所作的经典解释。在《白虎通义》看来，人道源出天道。天有阴阳，并且阴阳之间相辅相成，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君、父、夫属阳，而臣、子、妇属阴，君臣、父子、夫妇互为阴阳之道，合而为三纲。
在目前广为流行的观念中，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谓臣要服从君、子要服从父、妻要服从夫，存在争论的只是服从的程度如何，是有条件的服从还是无条件的服从。然则此异乎《白虎通义》之所云。
君臣者，何谓也？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臣者，繵坚也，厉志自坚固也。《春秋传》曰“君处此，臣请归”也。
君，是人群之所归心者。臣，为“厉志自坚固”之意。《白虎通义》从“君”“臣”之字形中引申出其含义。君是一个群体的象征，为人所拥戴，这象征着一个政治体统一的原则。而臣之“厉志自坚固”，体现的是一种担当道义的形象。正是这样一种“厉志自坚固”的臣，才能辅佐乃至成就“群下之所归心”的君。这是对君臣之间“一阴一阳谓之道”恰当的解释。“君处此，臣请归”一语出自《公羊传》。《白虎通义》在解释君臣之道时重点引用《公羊传》里的这一句话，意义重大。
《春秋·宣公十五年》曰：“宋人及楚人平。”《春秋公羊传》释云：
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然而，《春秋》规定了高于政治与战争的东西，这就是人性。《春秋》经传惜墨如金，且依例本不书外国之间的媾和之事，但独独对“宋人及楚人平”大书特书，因为这里面有《春秋》所特别要表彰的东西。
宋国的华元对楚国司马子反陈说宋国国都里的情况，以至于“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尽管这个说法是为了博取对方的同情而不无夸张，亦可谓悲惨至极了。两国交战，能寄希望于敌国的同情心？难道这不是拿国家百姓当儿戏吗？但是华元能，因为他相信司马子反是君子。君子是超越国家政治而具有普遍道德情怀的人。司马子反听说之后亦以实情相告，说楚军也只有七日之粮，再拿不下就将撤军回国了。在这里若以军法论，司马子反实属向敌国泄露军事机密，无怪乎楚庄王大怒。楚庄王知悉宋国之情后仍想拿下宋国再班师，但子反于心不忍，便对楚君说道：“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意为这战争打得太残忍无道了，要打你打吧，我不想打了。楚庄王听后也没有再坚持，而是与子反一道撤兵回国了。“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不仅是臣对君之意志的违背，我们甚至可以听出司马子反对楚庄王的埋怨：攻人之国，何至于此？
由此我们看到，《白虎通义》之引《公羊传》此语以释君臣，表达了一种从道不从君，进而“致君尧舜”的原则与理念。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诚此之谓也。
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在《白虎通义》的解释中，父象征着规矩、法度，而子则是父的延续与继续，“孳孳无已也”
。子女无疑要孝顺父母，无违于父母之命，无害于父母之道。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白虎通义》在父子关系中只强调了一点：“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恰恰是子的“争”，才能成就父的义。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争”就是一种孝顺。《白虎通义》要突出的是：子女不仅仅是父母身体与生命的延续，更是父母之德义事业的延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父子之道亦是“一阴一阳”地相辅相成。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昏礼》曰：“夫亲脱妇之缨。”《传》曰：“夫妇判合也。”
与君臣、父子关系一样，《白虎通义》于夫妇关系中也着重强调“道”。夫“以道扶接”，妇则“以礼屈服”。《白虎通义》于君臣、父子没有刻画当前流行看法所认为的“服从”，而是强调臣之“厉志自坚固”与子的“争”，反而在最应“平等”的夫妇关系中强调了妇的“以礼屈服”。表面上看，在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妇须服于夫，这是“礼”的要求。然而，我们似乎更应该反过来理解，妇之于夫应“以礼屈服”，而不应“以非礼屈服”。
《白虎通义》之所以强调这些方面，可能正是为了“矫正”人们对君臣、父子、夫妇的理解。臣之阿谀其君，子之盲从其父，妇之以“非礼”取悦其夫，是社会流行的恶俗。《白虎通义》对“三纲”的规定也许是要从世俗所弊之处加以矫正。
《白虎通义》在讲夫妇之道时引用了《昏礼》中的“夫亲脱妇之缨”与其传解中的“夫妇判合”之语。五经论夫妇之道的话甚多，而这里只取这两句，无疑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强调了夫妇之道的两个方面：一是夫妇相亲相爱，二是夫妇相辅相成。
何谓“判（牉）合”？《仪礼·丧服》云：“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人不独生于世，而有父子、夫妻、昆弟诸伦。若无父子、夫妻、昆弟之道，则人不成其为成人。在《仪礼·丧服》的作者看来，父子如首足，夫妻如身体左右两边，昆弟如四肢，这样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夫妻有一体之义，互相匹配，在儒家看来，此乃成人之道，而不仅仅是为了发挥社会功能的组织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夫妻与君臣、父子有所不同，是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白虎通义》指出：“妇人学事舅姑，不学事夫者，示妇与夫一体也。”（《白虎通义·嫁娶》）为人妇者需要服侍长辈，而不必同样地服侍丈夫，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夫妇有一体之义，而非上下关系，“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白虎通义·嫁娶》）。
夫妇虽有齐体之理，但一家之中毕竟有主有从。在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是夫唱妇随。《白虎通义》云：“妇事夫，有四礼焉。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而朝，君臣之道也。恻隐之恩，父子之道也。会计有无，兄弟之道焉。闺阃之内，衽席之上，朋友之道焉。”（《白虎通义·嫁娶》）这一段话理论上规定得清楚明晰，但在实践中恐怕难以做到。在会计有无、闺阃衽席之间还是兄弟、朋友的夫妇，难道在别的场合就一定能做到如君臣、父子这样上下分明吗？夫妇之道既可以是君臣、父子之严，亦可以是兄弟、朋友之平齐，这种理论规范的落差，实际是承认夫妻作为一种最为亲密的关系，是理论难以规范的。《白虎通义》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这段话后面紧附了一句“闻见异辞，故设此焉”，其实就是承认夫妇关系实难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来比附，而是另一种特殊的关系。说它平等，似乎男女不平等；说它不平等，夫妇体齐明明又有最为平等的一面。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中，理想的夫妻关系乃是琴瑟和谐。《白虎通义》亦言：“昏礼贵和。”（《白虎通义·嫁娶》）这从义理上来说，女属阴而男属阳，阴阳需要调和，而男女亦以合和为贵。
古代大凡举人之穷困，恒曰“鳏寡独孤”。《孟子》云：“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梁惠王下》）人伦的缺失乃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儒家以五伦之道来讲人聚合在一起的道理，不唯是出于义理对人的要求，更是人性本身的自然欲求。人性本身欲求实现，欲求完满。这种实现与完满在天伦之乐中最能体现其自然的性质。
无疑，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甚大，道理甚多，《白虎通义》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概括其全部内涵，而只是点出最为关键的地方。
“纲”之为语，意味着一种伦理原则与组织原则。臣、子、妇不脱离于君、父、夫而自行存在，反之亦然。臣、子、妇以君、父、夫为纲，无疑是说臣、子、妇要以服从、扶助君、父、夫为原则。但《白虎通义》却恰恰在这一点上，于君臣中强调臣之“厉志自坚固”与“以道事君，不合则去”，于父子中强调子之“谏诤”，于夫妇中强调相亲相爱、相辅相成。这岂是虚辞？
《白虎通义》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理中选取了上述内容加以强调，一方面是义理之所当然，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社会政治伦理之时势有关。孔子当春秋衰乱之世，于君臣中突出强调尊君。孔子在国君面前极为恭敬、谨慎，以至于有人以其为谀。如其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在春秋这样的乱世，只有严于上下尊卑，才能免于灭国弑君。然而孔子严于礼纪的努力终告失败，天下不可避免地滑向诸侯国大规模兼并的战国之世。最终仍是通过严酷的战争的洗涤，天下才再度统一。然而此统一非彼统一，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同于往昔的封建制。天子高高于上，下无封建诸侯分享守土治民之权责，而代之以中央任免的郡守，天子的权威史无前例地高居于上。西汉之时尚有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廷与君主相对，而在东汉，废丞相，立三公，权归皇帝及其秘书机构，天子之尊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白虎通义》在论君臣之纲时就没有再继续强调臣对君的服从了，转而褒扬“君处此，臣请归”这种不服从的精神。《白虎通义》究竟是何种性质的书？是不是通常所说的为君主权威作神学论证之书？于此可见一斑。
从这里亦可见儒家伦理纲纪的精神，不在于定尊严于某一种伦理角色，不管是君、父还是夫，而是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相系相维的一面，因此我们需要特别重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观念，而不可作片面理解。而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意义即在于：社会伦理角色与纲纪伦常所规范的核心不是某一方面的权威，而必以其“义”为目的，以“一阴一阳”的动态结构为达成其义的不二途径，这就是“道”。而义不是某一种或某一类伦理角色所专有的，而是所有人皆有其“义”。不唯君、父、夫通过修身慎行可“居仁由义”，乃至“取义成仁”，臣、子、妇亦可成就其义。所谓道义者，天下之达道也，岂是某一类人、某一阶级得而私之者？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博大之情怀的体现。
六纪是对“三纲”的扩展与具体化。“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师长近乎君臣，“以其皆成己也”，这似乎难以理解。师长通过教育成就学生，而君臣如何“成己”呢？虽然《白虎通义》没有详细解释这一点，但其以君臣相互成就其道义来规定君臣一纲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诸父、昆弟近乎父子，是因为都是血缘之亲。诸舅、朋友近乎夫妇，取其没有血缘之亲而以“同志”聚合在一起之义。在这里，《白虎通义》似乎遗漏了族人这一纪，这可能是因为在《白虎通义》看来，族人一如诸父、昆弟而血缘稍远耳，如果不是《白虎通义》的文本有脱漏的话。
《白虎通义》于六纪之中着意解释了“朋友之道”。师长、诸父、昆弟、诸舅与自己的关系都可序一个上下长幼，而其关系的结合也多为先定而非自己可以选择。但朋友不一样，朋友之间虽然也可以齿相序，但大体是平等，朋友之间也是自由结识的。《白虎通义》以朋友之道拟配夫妇，既有助于我们理解《白虎通义》对夫妇之道的规定，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白虎通义》之谓朋友以志趣为准则。
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则谤其言，远则不相讪，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恶，其心痛之，货财
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托
。故《论语》曰：“子路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无所归，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朋友之道，亲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友饥，则白之父兄，父兄许之，乃称父兄与之，不听则止。故曰：友饥为之减餐，友寒为之不重裘。故《论语》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言辞至简的《白虎通义》在“朋友”这一纪花了如此多的笔墨，可见于《白虎通义》看来，三纲六纪中的“朋友之道”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何以如此？因为朋友相交不同于亲属关系，也不同于君臣、师长上下之严，而在于“同志”相好。朋友首先以道义聚合在一起，“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恶，其心痛之”。朋友正是这样以道义相期许，以道义相激励，不仅是个人情操的进益与友谊的升华，也是提高整个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朋友之道还具有社会调节的功能。朋友可通财共患难，以至于生死相托属。然而，人的社会关系是复合的，而非单一的。在朋友与父兄、妻儿之间须分出亲疏远近。《白虎通义》明确表示，朋友虽有共财相救之义，但如若有父兄在，则须综合考量自己的家庭状况与父兄的意见。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在“三纲六纪”之人伦关系中，唯朋友之间可以相责以道义，不合则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则不可纯以道义相责，还有社会责任与感情的维系。如若皆纯以道义相责，于君臣则政不统一，訾议横生，于父子则恐伤亲恩子孝，于夫妇则恐害相亲相爱、专贞不弃之义。但亦不能反过来说，于君臣、父子、夫妇就不能相责以道义了，“以道事君，不合则去”，子诤于父，妇扶助于夫，皆是以道义相合的一面。这表明“三纲六纪”之说所具有的极为深厚的内涵，体现了义与利、情与理之间所应具有的刚性与弹性。儒家义理之精严博大，于此可见一斑。
《白虎通义》通过“三纲六纪”对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作了全面的考量与规定。从“三纲”之严到“六纪”对“三纲”的拓展，表明了儒家对社会人伦秩序的全面建构。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理解与评价这样的人伦秩序呢？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当下的社会处境，更有赖于我们对“三纲六纪”的准确理解，以及对“三纲六纪”在古代社会的真实形态的客观把握。
《白虎通义》的政治哲学以成就每个人的五常之性，实现天下之太平为最终目的，以礼乐塑造人之性情为根本途径，礼乐之未能，则施以刑政。《白虎通义》认为：优良之治源自礼仪对性情的敦化，民之敦化反过来会促进礼仪风俗的澄明、刑政的宽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反之，民心恶则风俗薄，风俗薄则刑政苛，风俗刑政之苛反过来又会激发人之性情的刻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宽严厚薄之间，为政者当熟察之。
可以说，《白虎通义》之政治哲学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对五经之礼乐刑政的制度及其义理进行总结，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菁华所在。同时，《白虎通义》作为汉代经学会议所产生的经学文本，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体现出汉代人理解五经的许多特点。
从汉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说，经学义理全面塑造了汉代政治文化与政治话语方式。儒家的义理原则与治世理念成为汉代政治原则，是汉代政治的价值来源与施政依据，也是汉代士大夫们议论、批评政治所坚守的、所依据的准则。经学与政治的共同作用，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汉代经学为塑造中国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其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于兹塑造成型。汉代所流行的阴阳五行与天人观念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人最为基础的世界观，汉代之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塑造了此后儒家士大夫用世之范式。
《白虎通义》在阐述五经之义的基础上，表达了对宇宙自然、世事人情的深刻理解。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礼仪制度、社会教化等社会建制方面作了精致而全面的安排，而且在于将人的性命之大上推至天道自然，以天人一贯之深刻洞察揭示了生命的来源与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对经典中的礼仪制度作了深刻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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