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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垂象于人主之最为重要的治国原则，则是好德不好刑。秦制之大弊在于以吏为师，专用刑罚。去秦制，不能不破重刑观念。此为复古更化之关键所在。
总体上，董仲舒的论说模式是：“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或以阴阳二气立论，如《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
《春秋繁露·基义》曰：
阴阳二物，终岁各壹出。壹其出，远近同度而不同意。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
首先，阳先出而阴后出，王者法此天道，先德而后刑。其次，阳多而阴少，故当厚其德而简其刑。
天道之最为显著的呈现是四时之节，故董仲舒亦由此论刑德关系，如《春秋繁露·阴阳义》曰：
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
四时之中，三时“成生”，这清楚显示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有长养之心，王自当以此精神为政。德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所云：
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不过，董仲舒也郑重指出，王者不应教条地依四时安排政令：
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此所以顺天地，体阴阳。然而方求善之时，见恶而不释；方求恶之时，见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时，见大善亦立举之；方致宽之时，见大恶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时有杀也，方杀之时有生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杀人也。当生者曰生，当死者曰死，非杀物之义待四时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当行之理，而必待四时也。此之谓壅，非其中也。（《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秦始皇之愚在于，没有完整地把握上天好生、长养之德，把水德之阴杀错误地当作治国之整体精神，而以苛酷虐杀为能事。董仲舒认为，重要的是完整地理解上天之德，那就是好生、长养。
天道如此，王者治理之基本精神昭然若揭：先德教而后刑罚，厚德教而简刑罚。这就构成董仲舒复古更化之核心主张。因为，秦制之基本精神就是严刑峻法，汉初延续这一政策，而在董仲舒看来，这是无助于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
故在对武帝第一策中，董仲舒对秦汉之政予以严厉批评：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明确批评“今”日之政只见任刑之意，独无德教之心，故难成天下太平。
然则，德教何以至关重要？董仲舒在对策中有所论述：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
据董仲舒的人性论，人皆有善质，但对绝对大多数人来说，对此善质之自觉、扩充，有赖于教化。若无教化，则善质难以扩充成善，奸邪并出，难免相互伤害。故以仁义礼乐施教化，就是王道。对武帝第三策曰：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秋繁露·威德所生》）这是天的客观的律法，因而，人、王者必须遵循。否则，“反天之道，无成者”（《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董仲舒甚至提出，“三代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春秋繁露·奉本》）。
王者当法天而治，首当据阴阳而重教化。五帝三王之伟大，也正在于他们顺乎天而立教化，先用教化，而后弼之以刑而已。教化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人并不完美，尤其是普通民众。他们有善质，但同时也有利己之欲。通过教化，其内在之善质才可发育而为善，利己之心才能受到抑制，如此而有自我治理之秩序。只有极少数人自外于此，方以刑治之。
秦则反其道而行之，弃教化而专任刑罚。孔子具有伟大的先见之明，在礼治崩溃而刑治刚刚兴起之时，就做了一个准确的预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预言，完全依靠刑治，民或者慑于强制而不敢为恶，然如朱子注云：“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民始终有侥幸之心，时刻寻找刑律之漏洞，为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如此，则必然风俗薄恶。
这样的社会秩序内在地不能保持长期稳定。此时，人完全依据利益计算决定自己的行为。强大的国家力量固可让民众恐惧，使民众被迫服从，然一旦这种强制威慑力稍有弱化，利己为恶之心就会爆发。而且，这些为利所驱动之人一定觊觎权力本身，因为，在权力控制一切的社会中，权力就是最大的利益，因其可以生产全部其他利益。太史公所记秦汉之际以项羽、刘邦为首的豪杰的心态
，均可证明这种民“免”之脆弱与“无耻”之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