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史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政治哲学的古典形式，他们对“好社会”以及诸如正义、自由、人性等政治哲学的主题抱有严肃的探究态度。但是，在传统与创新的二分中，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传统还是创新、是否比附于柏拉图哲学以及古典传统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几乎与通常的观点相反。因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意旨、立场、取向首先在于有助于摆正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在反叛柏拉图主义方面马克思比谁都有成效，他看待问题的基本原则与柏拉图的迥然不同，他不会为了原则而放弃人的现实生活，而是试图为人寻求一种在此岸而非彼岸过上“美好生活”的方案。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但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教和犹太人存在意义的阐述却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一方面，对国家理性及其法的正义的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文本。长期以来，在法哲学的特定领域，我们考察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有意在伦理意义上将国家神圣化进行的批判及其中私人利益与国家理性之间的冲突。由此马克思所说的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的疑问”得以呈现，但这个疑问的进一步和具体规定是穷人的需要与富人的财产诉求的冲突。国家在法理上无法整合穷人的习惯法与贵族的习惯法所包含的内容。问题的暂时解决并不取决于为穷人的需要在法理正义上的批判，而取决于这个疑问所必然展现出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逻辑展开。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重视马克思对伦理的正义概念的批判。在学术界，关于伦理、正义和马克思哲学的争论，已然推动了对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结构的思想根基的广泛讨论。我们认为，这种讨论从一开始就应当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某些预设：关于马克思是否在其现代社会批判当中援引伦理准则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的重新释义来做出否定的回答的；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是后黑格尔的，马克思把康德“形式主义”“空洞”的普遍主义伦理学，转变为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基的探究，由此对一切人的自由的预期，也只有作为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本质的东西的理解才能合法化；正是在马克思对伦理立场的基础性批判中，现代主流的合法性正义仅仅是最低层次的“正义”才得以绽露，但它却被现代道德政治哲学张扬为正义的一般形式，唯有此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不可能萎落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

在所有权批判方面，马克思与蒲鲁东等人之间的差异及斗争不容忽视。将所有权分为私有和共有，并向此种观念的主体分野投以批判的目光，乃是马克思的创造。要想颠覆以往所有权取得合理性的最终途径，只能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中求索。马克思所有权批判与公平正义观整体的联系，被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提出来，对其深刻含义的理解，取决于历史原则和人的解放原则。马克思的坚持，不在于反对一般意义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而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反对作为带有剥夺性质的财产权利，反对一种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前提的垄断、威胁，从而宰制他人存在状况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的批判表明，对每一个法权制度的“扬弃”，只可能诉诸实际的现存关系的必然性的改变。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应当找到劳动之于财产的生活理想，从而通过与之相关的观念、规则和立场使基于共同富裕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轮廓得以形成，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话语。

最后，关于“什么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原理”的问题，萨拜因按照运用某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结果，尤其将其嵌入休谟反对自然法和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角度来判断，并诉诸用逻辑学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位置的做法，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当辩证法只是被萨拜因视为外在于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基础而作为一种思维技术时，我们必定会对萨拜因建构马克思哲学与其共产主义原理的联系方式形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事实与价值之间、历史的逻辑认识过程与赋予历史的现实性之间可能的长期冲突复又带到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原理之中，这一冲突直到今天不仅尚未调停好，而且萨拜因错误地将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原理理解成通过反复思考或从某些想法中推断而来的结论。简言之，那种所谓主观的、偶然的哲学，也包括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原理。不言而喻，这是从萨拜因自己的哲学出发的。他的论说不仅仍然局限于理性科学形而上学之中，而且也无法以如马克思自己声称的“历史科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原理，并因此重新牺牲掉历史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UvM52i14vmDdO5GjXUjzp/83xWzSGrcdIsrnYNjA8KDQNXRaX5e7888rT82Wj+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