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编者注）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上。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新中国与旧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再者，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界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但是，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了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2001年6月

序

一般而言，信息具有收益时的非排他性、消费时的非竞争性这两个特点，属于公共物品。对于公共物品，无法运用市场手段有效配置。不过，我们仍看到不少致力于信息生产的媒体仍为市场主体，支配其运行的主要机制仍为市场机制。为何如此？原因在于国家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制定的版权／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赋予媒体所生产的“作品”（产品）至少具有排他性——权利人（生产者）可以将不付费者或未获许可者排除在外。如此，媒体便可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完成生产，传媒便可形成产业，版权便成为传媒产业的基础。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传媒业版权意识淡漠恰恰反映出其与“产业”仍存在距离。

中国新闻媒体的多重属性使其版权问题一直处于复杂纠缠、界限不清的状态之中。不过，近些年，随着中国传媒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及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媒体的版权意识日益觉醒，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明确地将版权列为发展战略，积极保护自己的版权，自觉尊重他人的版权。中国传媒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在世界版权／知识产权市场中已走出“价值洼地”，具有与他国相竞争的自信与优势。

传媒版权管理的规范虽让消费者产生“免费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抱怨，但纵向比较来看，的确带来产业规模的扩大：国家版权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版权产业增加值已由2004年的7 884.18亿元增加至2014年的46 287.81亿元，期间增长了近五倍。客观地看，中国对版权／知识产权的尊重表明：中国不仅能得益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所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还可以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中国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受益者，而且还是人类文明规则的遵守者。

尽管如此，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媒版权意识与版权管理水平从整体层面来看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从个体层面来看机构与机构之间差异较大。整体水平仍有巨大提升空间与整个社会的版权理念有待进一步涵养、中国传媒版权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成熟等有关；而传媒机构个体间情况的参差不齐则与媒体性质、主管领导的思想意识差异等相关。

中国传媒版权管理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还远未达到成熟水平。但是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传媒在版权领域内的实践与理念已具有被系统研究的价值。本书即为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丁汉青博士作为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开拓者，其研究与著述为该领域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颇多贡献，本书则是她对于传媒业版权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企业层面上版权管理诸多重要和关键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这本学术专著的突出特点是：第一，从内容安排上看，既有国内外对照、点与面的结合，又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深描的映衬；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综合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使整个研究显得扎实可靠；第三，从结构设置上看，以总论篇、概览篇、调研报告篇、专题研究篇构架全书，并以导读性文字清晰勾勒各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总的来看，本书是一部“将理论从尘封的密室搬到阳光普照的广场上”的学术专著。

当然，尽管本书为中国传媒版权管理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但许多问题仍待进一步细化，譬如传媒版权管理所涵盖的每一垂直领域及诸多垂直领域的相关关系等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研究者在此著作奠定的基础之上深耕细作，产出蔚为大观的丰硕成果，以奉献于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包括传媒业在内的中国智慧产业。

喻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