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库柏小说中的种族关系和疆界问题是值得注意的。评论界过于关注库柏与欧洲文化的“姻缘”而忽略他与美国地理、政治、种族和文化的关系，导致对库柏乃至19世纪文学本身的评价失之偏颇。虽然库柏关于易洛魁部落的历史叙事有违史实，但他对美国东北部的土著部落的了解是有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的。库柏的研究者们通常把《最后的莫西干人》以及其中的美国印第安人物解释为象征着美国文学中关于消失的美国土著人的某种历史节点的象征，预示着土著人最终将会被纳入到美国大一统经济模式之下，为年轻的共和国向西部挺进、完成其历史使命奠定基础。在普通读者看来，这部小说往往被解读为美国国家拓荒起源的历险故事，正如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所记录的英国原始荒野中的居民注定要在历史中消失一样。

对于19世纪的美国读者来说，民族叙事可以满足他们对于新兴国家身份的好奇心和归属感。由于他们急于找到统一的、有着独特历史传统的新兴国家合理化论证，印第安人在确立美国身份的独特性并使之区别于“旧世界”传统方面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这种致力于美国特性的经历包含了定居和扩张所带来的阵痛和创伤，同时也丰富了笼罩在欧洲阴影之下的美国民族文学、艺术和历史传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印第安人在美国人想象和缔造国民性方面功不可没，但他们却是美国在美洲大陆向前推进的主要障碍，因此，美国文学中关于拓疆、殖民和国家建设的经历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欧洲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冲突。

对于19世纪初的美国人而言，他们迫切需要寻求他们在北美洲大陆的存在的合理化。美国身份中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在美国人的文化想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出来。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人才对民族国家起源的故事情有独钟，以各种方式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关于集体历史记忆的叙事。沙立夫·洪多福（Shari Huhndorf）的经典论著《本土化：美国文化想象中的印第安人》（Going Native, Indians in the American Cultural Imagination）与菲利浦· J.德罗里亚（Philip J. Deloria） 的《充当印第安人》（Playing Indian）都谈到北美殖民地时期身份意识的变化，探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美国人对印第安人实施的武力和军事征服，欧洲美国人已经挪用或吸纳了土著文化并将其融入到美国民族文化之中，以便注入新的活力。在洪多福看来，“本土化表达了美国人对于文明征服的焦虑，试图虚构白人社会的天真来重新整合这段可怕的历史，同时，这些事件确立了白人的统治地位。”

关于《最后的莫西干人》中的种族、民族和文化张力，有论者强调了欧洲人在土著人面前的道德沦落以及这种道德沦落的社会后果。著名美国文学评论家菲尔德指出，“所谓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对立完全不是地理事实的对立，正如库柏笔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也完全不是人种学意义上的对立一样。小说中的地理称谓其实暗示着腐败与天真、复杂与单纯、审美与道德之间的对立” 。应该说，库柏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史料和素材，传奇叙事和现实主义历史再现的结合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形式去探讨美国民族国家叙事中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以及相关的心理、社会和道德矛盾。虽然库柏强调并认可19世纪美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进程的总体框架，但他的小说依然流露着一种失落的情愫，而并不完全是对于进步的乐观。这种失落可能是印第安人的失落，但也是征服者的失落，因为他们对土地的拥有总是携带着血迹斑斑的历史印记和令人不安的愧疚回忆。库柏小说的解读一方面对美洲大陆殖民征服和拓荒定居持有批评和怀疑，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文学批评视野的局限性，即只专注于欧洲人的心理和伦理层面，忽略美国印第安人在其中的生存境况。

在许多方面，《最后的莫西干人》呈现了美国西部复杂的种族关系。在库柏笔下的美国西部，万花筒般的人物画廊中有着众多的种族、民族、肤色的人物。库柏在描写易洛魁部落时关于美国东北部土著居民的历史知识可能部分地源自于他儿时居住在该地区的经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反映了当时美洲西部边疆的真实境况。除此之外，印第安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语言、文化、亲缘、部族、性别、家族和习俗等方面的张力，从不同的部落和部落语言中可以看出亚细亚文化影响的痕迹。库柏的确曾流露出对印第安人野蛮性的恐惧，这恐怕可以解释为菲利普王战争之后的被俘叙事（capitivity narrative）之所以会流行的原因。菲利普王战争是发生在17世纪晚期北美殖民地的一次种族冲突，是印第安原住民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在北美殖民史上影响重大。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清教徒移民到北美东北部，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到17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的人口已经增长到5万多，重要的城镇和区域如普利茅斯、波士顿以及罗得岛等都快速地发展起来。同时，白人殖民者的活动越来越引起当地印第安土著的不满。事实上，白人与印第安人在新英格兰的早期合作还算顺利：1620年万帕诺亚格部落的老酋长马萨索伊特曾与英国人结盟，以对抗北方更强大的其他部落。一些印第安人也皈依基督教。然而，这种处于权宜之计相互利用的同盟关系没有维系多久。新英格兰人长期窥视印第安人土地，在印第安人不断为边界地区的划分争论不休时，白人已经逐渐侵占了更多领土。年轻一代的印第安人开始不满前辈与白人结盟的做法。梅塔科迈特(Metacomet)是印第安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s)的首领，英国人称其为“菲利普王”。菲利普王率领族人在1675年夏天发动了对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攻击，冲突持续了近一年，最后以英国殖民者胜利告终。战争结束的时候，有数千白人殖民者丧生，印第安人的死亡数则两倍于此。战争造成了巨大损失，约90个清教城镇中有52个遭受袭击，十几个被完全摧毁，数以千计的住房成为废墟。印第安人发动的战争给英国殖民地造成了重创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损失惨重。印第安人村落的破坏则更为惨重，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战争中丧生，包括梅塔科迈特年轻的妻子和一个九岁的儿子在内的许多幸存者后来被当做奴隶卖到西印度群岛。菲利普王战争是印第安人的一次反抗暴力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当遭受破坏的新英格兰地区从废墟上重新建设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必再顾虑印第安人的阻挠，至少南部地区印第安人的势力已经被消灭殆尽。

在关于各自部族文化历史经历的叙述中，邦波和钦加哥都触及了美国历史中具有争议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既有对各自先辈们的丰功伟绩的回忆，也有对他们各自的错误和劣行的批评。虽然荷兰人导致钦加哥部族人民背井离乡，但钦加哥也很遗憾他的先辈们没能成功抵御敌人的侵略，他们由于欧洲人带来的酒精的诱惑，无法坚守阵地，最后败下阵来。在这段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双方都对这段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吸收了历史和文化的互补性元素，放弃了两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在这两个人物的对话中，库柏捕捉到美国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多重历史维度相遇的时刻，同时也暗示了西部边疆所承载的道德和文明的冲突。可以看到，库柏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存在着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钦加哥部落的传统是崇尚天道合一的处世哲学，战争只是维系生存的手段，而邦波所代表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冲突。这两种文化传统在小说中相互交织，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线，呈现了美国民族国家诞生前后的历史。相对而言，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想象中的美洲大陆截然不同，库柏笔下的美洲大陆呈现出复杂的景观，孕育着多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在美国西部具体的环境空间中来确立各自身份的，一旦这些空间发生改变，失落和错位就会如期而至。美洲大陆的领土化、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进程都时时刻刻左右着个体和集体身份构成、人与土地或环境的相互关系。例如，小说中的钦加哥被迫背井离乡，离开他的族人曾经世代居住的海岸，无法像他的先辈那样看见太阳从海上升起的壮观景象，也不能去祖先的墓地祭拜先辈。他被历史粗暴地从家园分离出来，地理错位和迁徙使他对未来感到绝望，“鲜花盛开的夏日已经不在！美好的日子消失了。我的家人全都相继离开人世。虽然我还站在山顶，但很快就要下山到山谷里，恩卡斯会跟随我一起下山，再也不会有塞加摩尔人（Sagamores）的血脉延续下去，我的儿子也将成为最后的莫西干人”。

邦波同钦加哥试图通过与自然的关系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们同样感到焦虑。这种心理和文化层面的张力与大自然中的和谐和宁静形成鲜明对照。

瀑布既没有形状也没有连贯性……白天的时候，你需要攀岩到这块岩石上去观赏瀑布湍急而下的水流。飞泻而下的水奔腾不息，汪洋恣肆，或腾空而起，或急速下落，时而水花四溅，洁白如雪，时而绿色如茵，碧绿清澈。时而深不见底，漩涡密布，时而蜿蜒曲折，潺潺流转，绕过礁石，涟漪清澈。河流看上去信马由缰、无拘无束。开始平缓绵延，蜿蜒曲折，延伸而去，朝向远方；时而又调转方向，朝向海岸。有时候水流看上去像是逆流而行，似乎不情愿离开漫漫荒野，去与大海汇聚……当河水随心所欲地颠簸起伏穿过嶙峋山谷之后，开始缓缓流向大海，就像它命中注定要从它的原发地走向海洋一样。 (63-64)

在上面这段描写中，库柏精确地捕捉到美洲大陆的人民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刻的经历，正如奔腾不息的河水汇入大海一样，美洲大陆上的各个种族也在相互间的冲突和张力之中向平原挺进。与钦加哥所描述的荷兰人到来之前的生活类似，邦波也回想起曾几何时微波荡漾的时刻。他把瀑布比作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正如他自己心系美国印第安同胞但却有着欧洲人血统一样。在小说结尾，邦波看到自己部族的人民渐行渐远而感到无限失落和怅惘。显然，与特定的地理空间的亲缘关系是他的生活动力和精神源泉：“鹰眼回到那片内心向往的地方，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渴望团聚的渴望。他刚好来得及最后看上一眼恩卡斯的面容。”对于有着混杂身份背景的邦波而言，森林荒野才是他了此一生的归宿。当然，在库柏的小说中，自然界并不是一个抽象物，而是与人类行为和权利关系相互交织的场域，最能体现这一张力的莫过于小说中关于暴力场面的描写，暗示着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历史代价。

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暴力往往是民族叙事中被刻意省略或掩盖的成分。在民族叙事中，暴力是历史再现不可回避的主题。在《最后的莫希干人》的结尾处，库柏展现了暴力无所不在的叙事场景。随着印第安人开始屠杀退却的英国人，哨所逐渐成了屠杀和暴行的场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到处是一幅穷凶极恶的暴力场景，人类所到之处无不留下暴力和为生存而挣扎的痕迹：“在这里，在浸透着人类鲜血的土地上，随处可见在荒野之中一簇一簇丛生的玫瑰。这片曾经和谐平静的大自然，到处弥漫着生命垂危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这些场景见证着人类赤裸裸的暴行，发生在文明冲突过程中的暴行和毁灭。在看似和谐的大自然中，人类的纷争使得平静的自然变得危机四伏。文明与自然的分界线也不再具有传统的稳定性。社会、自然和文化的边界对于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而言都具有不确定性，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因美洲大陆的复杂的殖民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个体的身份也因种族、民族和部落之间的相互冲突而游移不定。库柏在小说中刻意凸显了文明冲突背景下的身份话语的复杂性。不同肤色的人物之间、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白人与红种人之间、欧洲人与土著人之间、欧洲殖民帝国之间以及印第安人与欧洲各国殖民者相互结盟所形成的混杂同盟之间，凡此种种，使得美洲大陆成为一个充满利益纷争、殖民冲突且战火连连的场域，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各种观念、习俗持续碰撞。这些人物中有象征着所谓崇高野蛮人的美国印第安人，如恩卡斯和钦加哥，也包括像马瓜那样的嗜杀成性的野蛮人。这些人物都不能简单地采取善或恶的范畴来加以划分，因为在充满了地域纷争的西部边疆，社会关系和部族关系变得纷繁复杂。即使像马瓜这样的通常被认为是坏印第安人的人物也需要在北美洲的复杂语境下进行审视，欧洲人在美洲大陆的殖民经历和经济掠夺也使野蛮与文明的界定更加复杂化。

像克莱和其他人物一样，鹰眼和邦波也是穿梭于不同部族之间的人物，充当了文化使者的角色。邦波的一生其实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他的一生可谓试图在复杂多变的美洲多元文化环境中探求身份的精神苦旅。从头至尾，邦波特别关注如何对不同的文化信条和种族身份特指进行比较和平衡。这种复杂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反映在他与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之中，特别是与恩卡斯和钦加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他对文化和种族特性的敏感。

主人公邦波的身份在北美洲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变得很成问题，作为印第安与白人的混血，他的身份认同变得异常复杂。当他最后和钦加哥一起伫立在恩卡斯的墓前时，邦波感到他与印第安人的血缘关系更近，不得不面对他的双重身份问题。当钦加哥预感到没有恩卡斯的日子将会无比寂寞时，邦波提醒他说：“不。你并不孤独。或许我们的血色不同，但上帝把我们安排为同路人。像你一样，我也没有亲人，没有族人。他是你的儿子，红种人，或许你们的血缘关系更接近，但想起这个小伙子曾经与我并肩战斗的日子，想想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我们就是最亲的人，无论我们的肤色或气质如何。虽然他暂时离开了我们，但你绝不是孤独的。”这不仅仅是坦言倾诉，而是邦波自己对印第安血统的认同。在这里，文化上的差异，种族上的划分以及文化身份的不同重新塑造了复杂的身份意识。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系列小说虽然并不是18世纪或美国立国前后美国印第安人的真实再现，但小说中关于美洲大陆殖民语境下多种族、多元文化、多民族的融合凸显了美国民族叙事中土地、疆域和身份的复杂性。

这是库柏小说的理想维度。库柏似乎在提醒读者，每一代人都需要反思美国的边疆神话和民族叙事的含义以及种族主义思维定势在美国文化中的巨大历史惯性。小说的结局是悲观的，称之为西部的挽歌并不为过。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库柏并没有像其他当代小说家那样，把当代人的历史惰性归咎于历史再现的问题。在库柏看来，渗透着帝国想象的西部边疆的理念早已被强加于美国地理文化版图之上，负载着帝国的殖民暴力，将美洲大陆推向一条万劫不复之路。库柏采取了大跨度的历史叙述，探索美国人的边疆情结、帝国话语和民族叙事中的空间政治，关注美国人的边疆情结在美国文化史中的延续性和潜逻辑。应该说，小说延续了库柏作品一如既往的历史宿命感，同时，饱含了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疑虑和情感纠结。 J1Fp6UfttwbeVsMZN90Tadc+QU6z3db0QJ+luRreKTyjXHbwz/dSmnOYcQVwR9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