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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库柏对美国西进历史的再现受制于历史的局限,但应当承认,库柏并非完全认同19世纪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明确使命观”。库柏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或顺应主流社会趋势,另一方面又对19世纪美国进步的话语持有恻隐之心,这使得他的小说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痕迹。由此可见,库柏的小说本身就是美国民族叙事和帝国话语之张力的载体和见证。民族叙事和帝国扩张话语交互渗透,互为前提又互为因果。例如,库柏的小说通常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以呈现历史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在使用这种叙述模式的同时,库柏刻意将作者代言人与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区别开来,从而获得某种历史叙述的可信性和真实性。但是,处于小说叙事之外的声音或视角总是来自于居高临下的权威性叙述,很容易使读者将其混同为某种全知全能的叙事,在不经意之间将历史小说定格在暗含的19世纪主流政治话语之下,为美国的帝国民族叙事辩护以及内部掠夺和压迫土著民族的行为埋下了伏笔。这样一种宏观和俯视的叙事策略将西部地域空间从观念、想象和叙事层面重新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和线性历史主题之下,为民族叙事的重新领土化做了铺垫。库柏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使得民族叙事看上去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在《最后的莫西干人》里可见一斑。

库柏1826年出版了《最后的莫西干人》的第一版,在随后的24年里,他把评述、旁注和标注汇总整理成为“序”“引言”和“附录”,添加在后来的版本之中。这些在元叙事层面所采取的操作无非是想强化作者的权威性,但实际上,这些文字并不能改变小说的叙述场域或改变小说书名所暗示的那个逐渐消逝的边疆以及其中正在消失的土著居民的历史记忆。相反,这些元叙事符号强化了作者的叙述权威性,使得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正在致力于将美洲大陆再领土化的历史合法化。库柏的小说以戏剧化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冲突为这一政治议程提供了历史的场景和舞台。18世纪欧洲人在美洲大陆实施去领土化进程的背景,如“法国–印第安战争”和“飞利浦王之战”等,为美国在19世纪在美洲大陆的领土化和再领土化进程确立了某种先在的逻辑。因此,在有意无意之间,库柏将其共和党派政治主张引入了潜在叙事文本,直接陈述一些从未被命名的事实,使得这些事实看上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卡伦·斯洛恩(Karen S. Sloan)曾细致地剖析《最后的莫希干人》中的话语指涉体系和元叙事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库柏通过不同层面的话语指涉,暗示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使小说的旁注成为美国历史进步和领土扩张话语的政治潜台词。

在故事情节叙述之外,关于莫西干人的陈述出现在1826年的“序”中,作者声称小说力求准确再现“真实”的历史,即这是一部关于1757年的叙事。也就是说,这一作品并非是关于历史的传奇和虚构,而是真实的叙述。《最后的莫西干人》如其书名所示,是一部关于1757年发生在美国西部大草原上的历史的小说。小说的叙述者以“发现者”自居,详读了印第安人历史,并在尝尽了生活的苦酒之后将这一段历史娓娓道来,而读者则被描写成“有着良好愿望但却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公众”。他对叙述者讲述的血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进行了先入为主的评价,告诫读者这部作品中历史再现的真实性,其中关于印第安人的野蛮和暴力的描写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热爱和平的勒纳普部落(Lenape)惨遭压迫、毁灭和屠杀,罪恶之手不是来自英国殖民者,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种族,来自“六大印第安国”的野蛮的印第安部落。库柏认为,18世纪对美国土著人的暴行是种族间的野蛮屠杀,是一段有案可查的、真实的、可耻的历史。书中关于屠杀的血腥场面的描写是这部小说最具争议的地方。

库柏小说中最引人注目、最具争议之处在于所谓“消失的印第安人”这样的一种话语陈述。库柏将这一历史陈述置于18世纪以来的美国进步话语、西部拓疆和民族叙事的宏大语境下,并预设了“消失的印第安人”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在不经意之间,库柏已经预设了历史演进的结果。正因如此,库柏在《最后的莫西干人》的序言里讲述了印第安国的消亡,如实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即18世纪末在美国边疆发生的印第安人部落消亡的故事。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认为这一段陈述为19世纪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的迁移和限制政策提供了合理化依据,但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本身是有问题的。按照罗兰·巴尔特在《历史话语》(The Historical Discourse)中所指出的,历史话语的主要特征,或者说历史话语的权威性,即来源于它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或时间的肯定性陈述,因此陈述的性质本身就是肯定性的。库柏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历史学家,见证并验证小说中将要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使得小说中关于印第安的野蛮暴行、阴谋诡计的叙述真实可信,暴露了历史学家的价值定位。叙述者还声称,小说中的历史叙述来自于一个正直的人,旨在“阐述或解释叙述中几个模糊的历史问题”。库柏把小说的史料来源归功于一本美国传教士写的书——《1820年印第安国的历史和习俗》(History,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Indian Nations,1820)。 莱斯利·菲尔德(Leslie Fiedler)说得更直接,他认为库柏的写作手法“通过强调印第安人本身的更深的罪孽,似乎巧妙地为白人的内疚找到了合理的缓解或托词 ” 。菲尔德的批评直接指向库柏小说中原本模棱两可的意向,特别是西部土地上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一语道破库柏本人在此争议中的立场。科内尔·贝克(Cornells Bakker)和玛丽安·贝克·拉布多 (Marianne K.Bakker-Rabdau)指出,“主要的社会动荡产生于关于领土权利的观念变化。那些按照新标准占有过多领土的人会有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如果不及时处理解决,就会削弱他们对领土的诉求” 。库柏的美国需要为《最后的莫西干人》的首发版本在1826年出版时正在实施“新标准”下领土不公平分配寻求一个自圆其说的托词,在1831年小说的第二版出版的前四个月,这个新标准由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签署为法律。《最后的莫西干人》表明,库柏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倾向在早期创作中也是存在的。无论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库柏的传奇叙事和历史再现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意向,即在有意无意之间为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进行辩护,使“将印第安人迁移到更适合于他们居住的地区”这一类的表述看上去自然而然,但不经意之中却流露出作者对19世纪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最后的莫西干人》的开头,库柏似乎预设了“明确使命观”、西进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时空框架,将西部大开发的壮举纳入19世纪美国民族国家大一统经济发展计划。库柏在序中谴责18世纪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与野蛮的印第安部落联手摧毁了北美洲大陆与世无争、爱好和平的勒纳普部落。库柏告诉读者,在美国将西部边疆纳入其领土范围时,北美洲大陆上残留的土著人尚未开化,依然是嗜杀成性、唯利是图的异教徒。正因如此,北美洲大陆的历史进程都是拒绝接受文明教化的野蛮的印第安人部落咎由自取的结果,这些残留在美洲大陆上的土著人必须顺应历史趋势,以便西进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在美国国会经过激烈辩论以及总统的重压下,美国联邦政府于1830年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使之成为美国联邦法案,强行推进土著美国人的大迁徙,加剧了民族分裂。《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是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的一部分,于1830年5月26日由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签署为法律。1823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布,印第安人可以使用美国境内的土地,但不能享有所有权。南方诸州热切期望得到文明化五部族生活的土地的使用权,于是支持迁移法案的通过。尤其是当时最大的佐治亚洲参与了一个有争议的与切诺基的管辖权冲突,杰克逊总统希望通过迁移印第安人以解决佐治亚州的危机。《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是很有争议的,它在理论上被认为是自愿的,但在实践中,美国土著人的领袖们是被迫签订了迁移条约的。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他们是否赞成印第安人迁移政策,他们都能意识到,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大多数印第安人将会不可避免地迁移出各州。一些原本激烈抵抗的美国土著人领袖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尤其是在杰克逊总统在1832竞选中获得连任之后。大多数欧裔美国人赞成法案的通过,尽管有重要的反对声音,许多基督教传教士抗议该法案的通过。在国会上,该法案在激烈的辩论后被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以暴力的方式被迁移到西部。该法案通过以后,第一个迁移条约《舞兔克里克条约》(Treaty of Dancing Rabbit Creek) 于1830年9月27日签订,巧克陶族割让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用以换取支付以及西部的土地。1831年的迁徙被人称为“泪水与死亡的足迹”。《新埃可塔条约》(Treaty of New Echota)(1935年)导致切罗基族迁移的血泪之路。塞米诺尔人不同意迁移,1835年到1842年发生的美国与塞米诺尔人之间的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导致了赛米诺尔的被强制迁移,只有少数人留下来。《印第安人迁移法案》颁布之时,居住在欧洲的库柏并没有对这一法案的通过发表公开言论,不过,从其一贯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主张来看,他显然是赞同这一法案的。 在《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签署后不到一年,库柏就在《最后的莫西干人》的第二版中强化了叙述者的声音,增加了引言和二十多处史料注释,所有的补充内容都是以现在时态来叙述的,作者的用意十分明显,一来是为正在美洲大陆上演的西进运动提供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框架,使之成为美国民族国家发展建设宏观战略的一部分,二来是为强化上述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提供更多的客观性事实,并强调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与白人定居者之间的矛盾需要化解,而化解的前提就是美国土著人顺应历史,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无论作者的意图如何,1831年的引言和脚注并非画蛇添足,而是旨在充实和加强这部充满了异乎寻常的事件、不可思议的人物和耸人听闻的情节的历史传奇。《最后的莫希干人》一方面援引了大量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史,以此作为印第安人迁移的史实基础,同时还补充了大量关于北美洲土著人的人种学和人类学起源的论证,以强化土著人与欧洲人之间人种学意义上的区别。通过这样的类比和论证,小说随后发生的历史故事及其结局具有了某种合理性。美国土著人的方言、群体行为特征、语言类型等都表明印第安人并不具有西方血统,为作者后来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印第安人政策提供了支撑。

小说中关于北美殖民地的历史记录了印第安人的血泪史,这部表面看来好似一部游侠骑士的传奇故事里充满了血雨腥风、野蛮暴力。英法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而发动了战争,对印第安人实施了诈骗、暴虐乃至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政策,埋下了战争和屠戮的根源。他们用高价收购印第安人的头皮,用“火水”和《圣经》来麻醉印第安人的斗志,欺骗和胁迫印第安人充当炮灰,挑拨印第安人各部落之间互相残杀,使之同归于尽。钦加哥原为莫希干族的大酋长,他的部落就是在白人殖民者的枪炮和奸计下惨遭覆灭的。他唯一的后嗣恩卡斯(Uncas)也死在同为印第安人的麦格瓦刀下。同莫希干族的遭遇一样,受法国殖民当局利用的怀安多特族,在最后的一场大厮杀中也被全部歼灭在霍里肯湖畔。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库柏采用了传奇写作手法,但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即历史的含量太过丰富,库柏试图缓解历史叙事与传奇写作之间的张力。库柏在序言中指出,美国印第安人关于印第安历史的记载都是十分专横武断的,因此是不可信的。正如那些好大喜功的民族一样,美国印第安人关于他们自己部落或种族的历史的讲述方式与其他民族的讲述历史的方式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往往夸大自身的传统美德,过分贬低对手或敌方的品质。作者在第二版的脚注里加入了大量史料,使得小说的叙述看上去真实可信,并试图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虽然文明的进程有时候令人遗憾,但却是不可逆转的。在序言、引言、脚注和附录中,库柏提供了大量的佐证,强化和重申了他一贯支持的美国人的流行观念,一方面兜售崇高野蛮人的刻板形象的商业化,另一方面又使得印第安人的去领土化进程成为“明确使命”意识形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框式叙述策略为库柏和他的美国读者们重新规划民族空间、建构民族历史叙事、净化民族叙事语言等都提供了必要的脚注。通过运用精心筛选的历史“事实”,呈现了美国历史的不可逆转性和天定命运的神性旨意,营造了一个种族纷争、道德混乱、暴力肆虐的黑暗的美洲大陆,而这黑暗的美洲大陆必将被白人文明所照亮,通过将虚构(传奇)确立为事实,强化作者对于历史的承诺,来表达其对于美国民族叙事的认同。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风格化的叙述之中,库柏通过运用不断变化的叙述视角,使看似单纯且无关痛痒的语言里渗透着特别的修辞目的性,尤其是使小说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字里行间暗含了对于土地或领土主权诉求的意向。库柏在1850年对1831年的序言所作的补充中增加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说明。1826年版的序言里作者称早期印第安部落试图通过采用各种名字来对不同的部落加以区分。后来,欧洲人又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命名部落、山川、河流等。到了世纪中叶,美国的领土扩张主义甚嚣尘上,其在公共领域的扩张主义言辞更加肆无忌惮。从这个意义上说,库柏1850年在序言中补充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他把乔治湖(Lake George)改为Horican,声称湖的法语名称太复杂,而英语名称(乔治湖)又太过平淡,印第安人的名称更是不好念。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命名之后,他说,“按照现在这样的命名或许更合适,不需要再去考据汉诺威,去寻找关于我们这片美丽的湖泊最原始的证据”。库柏使用所有格来强调所有权和所属权,虽然看似不经意,但这段文字的改动是耐人寻味的,无意间流露出浓厚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意识。小说中还有大段议论,指责野蛮的社区土地和财产划归没有尊重财产权。从小说开头叙述框架的确立,到重新命名土地、河流、湖泊,隐约传递了一种以主人自居的占有者意识。从库柏小说中的历史叙事看,作者试图缓解传奇叙事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张力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恰恰相反,传奇叙事与历史再现两种叙述手法相互抵触,暴露了库柏本人在民族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辗转不定的张力空间。 N/2oSbliH3irWuyK8RfBTsOPOO+3NMatVPjNvN2OhA6hmZLqbiBTS2OiaNWac/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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