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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柏的创作中有着浓重的空间意识,他通过大量地理学和地图学的知识来展示种族、地域和文化冲突,而他对西进运动和国家发展的判断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宏观的地图测绘之上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地图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加大。美国诞生于一个地图测绘学方兴未艾的时代并非偶然,地图在美国民族国家发展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美国国父在早期职业生涯中都曾做过勘探员。乔治·华盛顿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地质勘探,曾绘制过上百幅地图;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绘制过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界地图,并与堂兄蒂莫西·福尔格合作绘制了第一张墨西哥湾地图;托马斯·杰弗逊的父亲是勘探员,他本人在美国革命后在英国出版了阿拉贝尔玛尔和伊利湖区的地图。有人甚至把美洲殖民史减缩为地图绘制的历史:美洲殖民无非是“在地图上划分边界线,界定和分配所有权……将土地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过程”。当然,这个关于殖民的定义忽略了殖民进程中的暴力和掠夺,但它从地图测绘史的角度描述了美洲大陆土地的私有化和国有化进程。18世纪60年代的“梅森–迪克逊线”不过是许多关于尚未被殖民的美洲西部的地标地界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分界线之一。这似乎从反面验证了鲍德里亚的论断,“领土不再先于地图;地图先于领土……地图生成了领土”。在库柏看来,“地域想象”为美利坚地理版图的形成提供了轮廓。美洲大陆的空间政治就是将北美洲大陆的土地加以条块分割,这种条块分割(地图上的线)掩盖了殖民暴力、地域纷争、种族矛盾和文化张力。库柏本人也曾面对迅速扩张的帝国版图,目睹了西部边疆迅速消逝的场景,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西部的土地被观测,被记载,被测量,被纳入已知的体系之中,逐渐进入大陆的版图。

《大草原》(The Prairie)是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系列第一组的最后一部小说,创作于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第二年。在小说开头的第一段,叙述者解释了路易斯安那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我们能够完全控制内陆的交通要道,把位于我们边境附近那些无数的野蛮部落置于我们的管控之下。” 第一句话就交代了小说的背景,把即将展开的故事置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历史争议语境下。“当时,围绕收购路易斯安那大片土地的收购问题人们谈论了很多。随着这些争论慢慢平息,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这项购地案的确是一项明智之举”。为了证明这些争论已经基本上平息这一事实,叙述者罗列了购地案的五大好处:对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著人的直接控制;开辟新的内陆贸易通道;开辟通向太平洋贸易通道的可能性;一旦出现东西分裂,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可以自行结盟;化解民族内部的不信任。 叙述者以非常自信的历史学家的口吻和爱国者的自豪感回顾了共和国的历史,对美国实施“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动机和壮举给予了肯定和赞誉。小说后来的情节发展也验证了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提出的论题,换句话说,小说的开头已经为结局埋下了伏笔。《大草原》第一章第一段的第一句就已经把结论开诚布公地告诉了读者:美国西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纷争和冲突,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为展现文明的冲突提供了舞台,但这些矛盾和冲突都已经得到解决,成为了过去,成为了历史。

关于小说对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历史性评价,评论界解释不一。有人认为《大草原》的结局暗示“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所获得的土地并没有人定居。 还有人认为库柏是赞同“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但他并没有预见这片新获得的土地被定居。 后来有评论家把米德尔顿队长、伊内姊太太、保罗·贺沃尔和艾伦·韦德的路易斯安那之行和肯塔基之行视为库柏关于英美定居者在西部定居的种种存在之一,尽管这种存在被表现得含糊其词。批评界通常认为布什家族回归定居地是一种反向迁徙,表明了英美西进定居的失败。然而,有种种迹象表明,虽然这些人物回到东部,第一章却明确地预示西进运动最终导致密苏里州的成立,“这些不安分的人们大批涌入密西西比河右岸的丛林之中”。叙述者庆贺密苏里州的成立,认为这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明智决策的结果。同时,叙述者还预言,未来不可避免的大规模移民指日可待,“人口众多、拥有独立主权的州,从个体居民手中分离出来,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被接纳到共和国统一体的怀抱,其发展势头异常迅速”。布什家族在边界踯躅不前的场面恰好证明了大批犹豫不决的定居者们准备西征的情形,“布什家族一行已经加入了成千上万西进大军的行列”,并完全融入了边疆等待向西挺进的拓荒大军。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规定位于北纬36度30分以上的各州确立为自由州,这也预示着大规模西部定居即将开始。1790年,南北双方就新州的身份问题达成协议,在北纬39度43分处划界,线以北为自由州,线以南为蓄奴州。可是到了1820年,国会在讨论密苏里州加入联邦问题时,南北双方又发生了争吵。密苏里州中有大量奴隶主,但密苏里州的土地在界线以北,该州究竟是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身份加入合众国,成为北部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场奴隶主争执的中心。随后,南北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从马萨诸塞州划出一个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而密苏里则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将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改为北纬36度30分,这条线以南的领土允许奴隶制存在,线以北的领土禁止奴隶制。这个协议表明,北部的资产阶级向南部的种植奴隶主做了让步。但是,由于南北双方这一制度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因此妥协只能取得暂时的平衡。

西进运动后来成为美国民族叙事和边疆神话的组成部分,穿越美洲大陆,将理性、秩序和文明带入荒野,代表着启蒙理性的胜利和壮举,产生了持久的文化影响。不过,对库柏来说,美国的西部边疆是复杂的场域,从某种意义上看,西进也是灾难性的。早期的库柏对美国西部可能具有的文化含义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在后来库柏所勾勒的美国历史图谱中,西进运动携带了巨大的历史惯性,成为“天定命运”的体现和象征。综而观之,19世纪初期种族、民族、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疆界的复杂性构成了库柏小说的张力空间。小说始终在强调路易斯安那地区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住着众多土著部落的居民,在叙述的开头和结尾,叙述者都提到许多土著部落的居民,包括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沃族(Sioux)和波尼族(Pawnee)。叙述者讲到,西沃族和波尼族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已经延续了几代人,早在英美定居者来到西部之前就已存在,成为西部历史的一部分。在小说的最后一段,叙述者提及皮袜子猎手的墓地一直都被波尼族人精心守护,并告知过往的游客和商人们,这里安息着一位侠肝义胆、刚直不阿的白人。土著人精心看护皮袜子猎手的墓地这一事实也表明这片土地世世代代居住着土著美国人,这里是他们很多代人的家园,但西部大草原开始受到白人定居者的侵扰和威胁。这些存在都表明边疆或西部的概念本身是成问题的,带有从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划分和建构的视角。这个充满张力的空间被库柏用模糊或暧昧的意象来加以处理,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地域和领土的纷争,有意回避了美国西部的空间张力和种族矛盾。

库柏在《大草原》中描写了美国西部逐渐向定居者开放的情形以及不挠的脚步。这是一幅展现民族国家历史进步的画面,颇有些民族文学的史诗气度。主人公纳迪·邦波体魄强健、足智多谋,最后在落日余晖中的大草原中宁静地死去,这样的手法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一种带有双重含义的神话色彩。一方面,在美国早期的拓荒时期,拓荒者怀着奋斗就能有所得的美好愿望开拓出了他们的世外桃源,把荒野变成耕地、农庄、城镇、工业园,他们远离社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道德和法规,成为这个小社会的执法人,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有了最根本的权利与自由。正是在这种拓荒过程中,美国人民形成了不畏艰险、乐观进取、勇于拼搏的精神。边疆的拓荒者、文明的逃离者也成为美国文学中不断重现的经典形象,这些形象的诸多特质都能在纳迪·邦波身上找到源头。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大自然和土著人的退却和无奈。小说的主人公皮袜子一直在向西部退却,目的是远离文明的脚步,远离拓荒者的斧头和犁具,逃避美国白人社会的法律和制度的束缚。然而,在《拓荒者》和《最后的莫西干人》中,纳迪·邦波逃避白人定居者咄咄逼人的脚步以及白人文明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纳迪·邦波向伊斯梅尔·布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流露出他试图摆脱美国白人定居者和西进大军的想法。针对邦波的问题,伊斯梅尔的回答则流露出白人西部定居者的扩张意识,“只要有钱,又不太挑剔,有大片的土地可以定居。在我看来,西部真的是越来越拥挤了。”伊斯梅尔把西部视为一片供白人定居者发财致富的廉价土地,但猎手希望生活在宁静的大自然中,远离尘嚣,无人打扰。虽然猎手本人也是一位来自欧美国家的白人,在一片本不属于他的土地上定居,但他却呼吁其他美国白人不要擅自闯入西部这片神圣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纳迪·邦波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

纳迪·邦波与伊斯梅尔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分歧反映了民主党与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之间的分歧。杰弗逊把路易斯安那地区视为适合白人定居和土著居民共同居住的地区,白人要同土著人进行贸易,而不是最终取缔他们。杰弗逊对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土著人的政策是: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让白人作为猎人和定居者进入印第安人的土地,除非白人与土著人发生冲突,这时候联邦政府将出面干预。库柏小说中复杂的关系反映了当时美国西部的社会现实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纳迪·邦波不幸卷入波尼族、西沃族与布什家族之间的土地争端。同时,东北部面临既要保卫土著人的家园又要帮助布什家族和其他白人抵御西沃族印第安人的袭击。这使他陷入土著人与白人之间的权利角逐的两难境地。

其实,库柏对于美国西部现实的解读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源于对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地理空间和人口构成的错误理解。他本人在西部问题上左右摇摆、前后不一的态度也导致评论界对《大草原》的误读。库柏把西部描写成一片广袤的、无人居住的地域,从而暗示美国西部扩张、西进运动的正当性,否认了土著居民对土地所拥有的世世代代的权利。在对北美洲地理文化空间的解读上,库柏的历史再现是模糊的。库柏似乎在西部作为无人居住的幻想空间与实际存在的无数土著居民的现实存在之间游移不定。因此,就其对美洲大陆种族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的认识而言,库柏的确有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库柏将西部作为无人居住之所,使其成为帝国版图规划之中的附属空间,同时,美国西部的各种族和民族之间、土著人和白人之间、土著部落内部及其各自与欧洲白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西沃族、波尼族和其他部族对土地的诉求所造成的矛盾与张力,使得路易斯安那地区的联邦政府政策中的民主共和理想成了问题。总之,小说并没有呈现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的形象,而是充满了剑拔弩张的地域纷争。从小说的情节和叙述过程来看,路易斯安那地区俨然成了一片弱肉强食的丛林。

《皮袜子故事集》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在白人咄咄逼人的脚步面前节节败退甚至濒临消失的场景的描述,再现了1740年至1804年在北美大陆发生的西部移民的边疆生活,也记录了美国疆域扩张的历史。由于美国建国和发展的主旋律就是边疆不断西移,库柏笔下的西部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历史、文化和心理概念。在西部的地域空间里,存在着文明和野蛮的碰撞及法律和自然的冲突。库柏的《拓荒者》以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呈现了在领土化、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地理空间、美国特性和国民身份的内在张力。皮袜子这个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这种张力。但是,把土著美国文化作为美国民族身份的构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崇高野蛮人的意象以及主人公与美国印第安人之间在精神和神话层面的亲缘关系的确可以为美国区别于英国提供一个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特征, 但美国土著人又是民族发展和扩张的牺牲品和受害者。美国历史一方面要弘扬官方的、统一的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同时又要忘却、缓解或掩饰这段历史中的集体暴力所造成的创伤。库柏的小说戏剧化地呈现了民族叙事与民族暴力之间的这种张力。

在库柏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暴力是殖民历史无法回避的,因此,对库柏的历史再现只有放在美洲殖民史的语境下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考察,才能够显示其意义所在。1493年,西班牙定居者在哥伦布探险队确立的第一批殖民地伊莎贝拉(Isabela)上用火枪火炮屠杀了泰诺族土著人,自殖民地确立伊始,西班牙人一直与这里的土著人有纷争。在这里,欧洲人与新世界的美国土著人之间的最初的冲突成为后来几个世纪里欧洲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冲突的雏形。在北美洲大陆,土著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接触大体上也基于这类冲突模式演进,佩科特人之战(the Pequot War,1637–1638)、飞利浦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 1675–1678)和法国–印第安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1754–1763)等都是这种冲突和暴力的代表性事件。这些战争虽然发生在不同地域和不同的时间,但其特征都是欧洲殖民者的暴力,最终也都是以土著文明被摧毁而告终。约翰·梅森中尉(Major John Mason)所讲述的发生在1637年的佩科特人之战就具有这些特征。当时英国殖民定居者在美洲大陆上滥杀无辜,采取了非常残酷和野蛮的殖民手段。在神秘村庄的大屠杀中,数百名印第安人,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都惨遭杀害。这场屠杀平息了佩科特人的抵抗,在飞利浦王战争爆发之前没有再出现乱战的局面,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和平。库柏对法国—印第安战争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小说中使用了莫希干人部落头领英加(Uncas)这个名字,因为莫希干人在战争中支持殖民地人打佩科特人,库柏对这场大屠杀的历史了然于心。法国—印第安战争也是同一模式,导致易洛魁人对俄亥俄河谷一带统治的终结。皮袜子这个人物形象刻画是矛盾的:他与土著人保持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欧美白人的文化素养,懂得以暴制暴,最终采用了导致印第安人惨遭厄运的暴力行为。这种与土著美国人的悖论关系使得小说叙事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暗示了美国民族叙事中的内在张力。 GWzztQW+793SVNqAhzawxbYon15kS0Zk8Oi3fJvoj23+7oQSMZaBjbPmSJcSdn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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