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叙事是融合了特定时期、地理、空间、观念和书写的时空综合体。透过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想象、表意方式和神话建构，可以探讨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的互动关系。这样一种考量试图在美国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上做些尝试，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内部（领土和疆界），而是着眼于动态的考察，关注由内及外、由外向内、内外交织的运动。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民族叙事的构造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过程，反映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成中相互交织的文化和政治关系。在民族叙事的框架下，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想象、表意方式和神话建构可以围绕共同体的身份、书写、叙事来讨论。1823年（《门罗宣言》）至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美国国家现代化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领土扩张、海外殖民，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美国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国际地位迅速攀升并开始进入世界体系、民族叙事和帝国话语并行不悖并主导美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时期。19世纪，美国社会的发展史也见证了国家叙事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张力贯穿始终，使社会发展的各阶段都携带着帝国话语政治的印记，不仅彰显了美国社会观念的变化（这些观念包括宪政共和主义、清教伦理、天定命运、边疆理论、西进运动、美国例外论、多元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悖论关系、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变革等），而且反映了美国人的疆土意识、帝国想象和身份意识。

本书着眼于美国文学中帝国意识与民族想象的话语实践，揭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叙事之间的张力如何作用于文学创作本身，探讨文学作品与帝国话语政治的关联性。处于民族建构和帝国想象的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美国文学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承载着民族叙事的重任，复制、折射或强化现代共同体的秩序和观念。在美国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叙事和帝国话语的交织和互动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奇特景观。当然，在想象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历史建构中，帝国的存在是一个极为棘手，有时甚至是令人尴尬的事实。作为民族国家的起点，民族叙事彰显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集体想象和叙事策略的结果。在美国历史中，民族身份建构与帝国话语之间有着一种持续的悖论关系。在关于民族国家的叙事建构中，帝国的强暴、征服和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相伴而生、密不可分，甚至并行不悖，构成了美国历史上一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暴力。美国早期的西部定居和扩张都依赖于帝国扩张和殖民征服的理念。帝国的暴力成为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忆，导致沉重的集体负罪感，因此帝国想象彰显民族身份话语建构中的文化矛盾。帝国想象对于美国人的疆土意识、美国例外论、进步史观、西进运动、美国国民性的再现、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文学的形成都至关重要，而由此形成的张力凝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文学作品之中。在美国文学中，民族国家的构想滋生了帝国版图的想象，也增加了对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疑虑，反映了美国民族文化的深层矛盾和情感焦虑，这种情感渗透在原本乐观、自信的爱国主义话语之中，困扰着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探讨美国文学与民族国家历史命运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美国民族性与文化身份的内在张力、揭示文学的社会功用、在文化政治和历史语境下重新解读文学经典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美国历史上，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宏大叙事蕴含了“想象的共同体”与多元文化构成之间的张力，民族叙事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这种张力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一方面，美国人在对新大陆的拓荒和殖民经历中，需要重新想象民族国家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格局。由于社会构成的多元性，民族统一的愿望变得十分强烈，这种需求往往会克服甚至压制多元化中的分裂倾向，强调统一性，即使政治、文化层面迫于各种压力需要不同程度地赋予多元话语以一席之地，但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权宜之计而发生的。作为现代国家的美国在族群政治上始终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国家不仅需要在认同问题上建构、维持和巩固一个全体国民共享的民族认同，而且需要承认、保护或支持族群各自的身份话语。与此同时，作为民族国家的总体叙事，国家需要避免族群固化自身的认同，特别是当民主与帝国捆绑在一起时，向心力的维持和诉求就会成为刚性需求。毫无疑问，这种两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就会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在美国历史上，这种对立模式的确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耗和精神重负。帝国想象和民族叙事之间的张力也反映在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中，对作家身份意识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美国文学展现了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复杂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彰显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张力，这种张力本身也是美国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并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暴力是国家主体的行为特征，也是常常需要被压抑、掩盖、粉饰、消除的因素，被消除的要素构成了民族叙事的盲点。例如，民族国家历史起源的叙述往往可以通过预设读者对“民族”集体身份的默认将其纳入历史主旋律之中，而共和国那段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却被遗忘。显然，这种关于共同体的预设掩盖了历史的断裂和文化多元属性。民族叙事要求人们认同和接受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核心价值，却忽略或“忘却”了帝国的建构在民族认同过程中所造成的代价。美国文学也不断地暗示记忆与忘却、延续与断裂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的痕迹，揭示了共和国历史中无法抹去的张力和冲突，也谕示了民族叙事与帝国想象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是美国国民身份的悖论。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学承载着特殊的政治任务。如果说文学作品有意回避或“忘却”帝国历史中的暴力的话，事实上，这段被放逐的历史却依然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之中，并以独特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浮现出来。文学反映了民族叙事的创痛，也渗透着帝国想象的修辞和隐喻，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断裂成为了民族记忆挥之不去的愧疚和民族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

本书的论题首先考虑的是美国民族叙事中民主与帝国的关系。要深入探讨这个论题，仅限于美国文学本身的考察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政治学、美国史、地理学、地图学等跨学科领域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解析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中所包含的民主与帝国之悖论，在不同学科交汇的场域对相关史料、观念、理论、文本进行辨析。通过考量这一论题，笔者希望能为作家与文本的案例分析提供一个政治批评框架，也希望通过这一尝试，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关注，共同来破解这个论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民族的方法》中谈到如何将文学与民族主义研究结合起来时，也谈到帝国与民主的关联性。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一书中指出，一旦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联姻，便有可能转化而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事实上，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以缔造国家为结果。资本主义是一种滑稽的民族主义，民主与帝国二者并非水火不相容。“民族主义不是意识形态，没有普遍性的内核。每当涉及民族主义议题时，需要先置入具体语境之中。当一个民族的情绪膨胀到具有侵略性时，我们须得警惕。当民族沦为弱势群体时，又得换个角度看待他们的民族情绪。” 安德森所提到的民族国家的两面性特别适用于讨论美国问题。

本书所讨论的民族叙事更多地指向民族叙事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来源于民族国家的构成，即民主与帝国、统一与多元、内部与外部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与19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中，关于帝国的政治话语与美国民族叙事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呈现方式：并行不悖，相互渗透和相互矛盾。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爱默生、亚当斯、惠特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都有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或作家的不同创作阶段，这种关系的表现方式都会有所变化。在共和国创建时期，杰弗逊总统关于民族国家的构想就是在殖民关系语境下、特定的历史时刻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提出了确立“自由帝国”理念之上的宏大构想。19世纪30年代（特别是从1823年的《门罗宣言》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是美国国家发展的加速期，西进运动、对内殖民和海外扩张经历了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美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叙事和帝国修辞或并行不悖，或相互渗透，或互为印证，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以极其显赫的方式浮现出来。这一时期总体上应该说是共和国之初杰弗逊提出的“自由帝国”理念的延续。其实，民主与帝国作为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两个方面，从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在一起，形成后来美国政治、文化中持续的悖论。也正是因为这种纠缠不休的局面，我们看到了美国人在共同体问题上对帝国或隐或现地存在所持有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美国历史上既承认又否认帝国历史存在的这一事实之中。

当然，“自由帝国”理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首先，这个概念不同于大英帝国关于自由的理念，如贸易自由作为自由帝国的基石，殖民制度、坚船利炮与自由贸易、移民自治、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自治原则、“文明的使命”、福音传教与征服开化、印度与贸易通道、全球贸易与战略防卫体系等。对于年轻的共和国而言，杰弗逊并没有或复制大英帝国的野心，他有的只是部分地承袭欧洲帝国的传统，同时加入美利坚共和帝国的内在需求。无论如何，“自由帝国”理念延续了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性。这一点，就连杰弗逊总统本人也供认不讳。杰弗逊也意识到民主体制、自由理念和共和原则与帝国潜在的功能和需求有着不可调和的紧张。历史证明，这种张力造成了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断裂。对于这种矛盾体内在张力的担忧和对帝国命运的忧虑，始终困扰着美国历代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种普遍的关于共同体的焦虑在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19世纪上半叶的“哈德逊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 of Landscape Painting）画家的代表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帝国的进程》（The Course of Empire)和约翰·盖斯特（John Gast）的《美国进步》（American Progress）就是两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这些作品中，19世纪普遍存在的对共同体命运的担忧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民族叙事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张力体现在美国人的疆土意识、民主理念、帝国想象和民族身份之间。虽然这几个方面分别属于不同话语范畴（地理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但关于“帝国”和“民主”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即兼容性与排他性并存。帝国的构造和刚性需求可能会把这种排他性和压迫性推向极致，而民族国家的界定则更是包含着领土化、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的过程。对民族叙事或帝国话语的微观权力力学进行细致的考察，或可发现民族叙事的机理。

一、民主与帝国的悖论

民主与帝国的张力是近年来美国研究学界尤为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政治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性质、内涵与功能的细致考察，质疑民族主义隐含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可能导致的种种危险。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这是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一个基本的共识，因为民族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而言是一个狭隘、扭曲和异化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在清算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为它做了审慎的辩护，肯定民族主义在结束殖民统治制度中发挥的进步作用。 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承认革命的民族主义在反对殖民主义方面厥功至伟，是“成功的政治力量” 。民族主义在反帝反压迫过程中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它极易堕落为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作为一种普遍性、规范化的权力体制，一旦走到极端，会导致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个极为矛盾的政治现象，包含和潜藏着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因子，可能释放出排外、冲突和对抗的负能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和解构主义哲学背景下，民族和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被去本质化，确定性被消解、解构，但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仍然是能够将社会群体凝聚团结起来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个时候，民族所具有的强大的政治功能就显现出来，它不仅能够把个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集体，而且能够为这个集体设定一个共同的理想并为之奋斗。民族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乌托邦、集体尊严与利益等也成为一种道德观念或政治伦理。所以，一方面，国家内部团结需要一种基于公民身份、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国家内部存在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破坏国家内部团结的一种力量来自基于族群身份、以特定社群为中心的微观层面的民族主义。族群认同始终具备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潜力，特别是在社会运动的组织上。族群认同几乎是天然的社会运动的基础。因此，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国家利益与公民权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时候国家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上升为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秩序与非秩序、统一与多元、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国家治理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现代国家始终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不仅需要在族群认同问题上建构、维持和巩固一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国族认同，而且需要承认不同族群各自的身份认同和公民的集体文化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必须避免族群固化自身的认同，或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起来。

在《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特别指出了帝国构成中潜藏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和殖民暴力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旦得以释放，将产生巨大的危害。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即便民族—国家是有效的武器，它也带有一系列压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 在国家和帝国的建构行为中，共同体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一个想象的层面之上的，该层面隐藏或消除差异，而它又同种族压迫、社会清洗的现实层面相呼应。构造共同体的第二种行为是让一个拥有霸权的集体、种族，或阶级代表全部人口，一次性掩盖内部的分歧，而这第二种行为亦得到了第一种行为的帮助。代表群体是有效的国家概念之后的活跃动因。法国大革命中的热月政变到拿破仑执政时期，国家概念展露出它的本质内容，它就如一剂解毒药，中和了革命的概念和暴力。社会的秩序性必然设定目标的统一性和手段的协调性。在法国革命的早期岁月里，国家概念为大众霸权建立过程中提出了第一项假设和一个社会阶级所做的最后公告。当国家概念把自己展现为革命之时，它的反动性也达到了顶点。然而，革命尚未结束，历史也未终结。从革命性活动到建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精神建筑，这一发展历程是不可避免的，也存在于概念自身之中。

哈特和奈格里都指出，包含民主和帝国两个侧面的共同体国家兼具国家主权的进步、正面意义与压迫性、暴力的两面性。国家主权和大众主权成了精神建筑，也就是同一性的产物。它聚拢起、固定住已完成和实现的东西，在霸权的永恒之光中为它们大唱颂歌。帝国等级就是权力：国家是它的总体化代表，人民是它牢固的、自然的基础，国家主权是历史的顶点。因而，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超越了一切异于资产阶级霸权的历史选择。这一资产阶级国家主权概念的公式远远超出了先前的一切现代主权公式。国家特性成了潜在的共性，长期发展中的一切线索现在都被编制到一起。在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中，也就是在它们的精神实质中，有一片包含文化意义的领域，一个共同的历史，以及一个语言共同体。但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个阶级的胜利的巩固，有稳定的市场，有经济扩张的潜能，有投放资本、文明教化的新空间。简而言之，国家同一性和帝国的刚性需求再次达成一致，帝国的建立保障了共同体利益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加强，也保障了不可亵渎、不可压抑的统一的权力。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机理内部，主权是链接民主与帝国的中性概念。主权概念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凭借同国家概念和人民概念的结合，现代主权概念转变了自己的中心，从冲突和危机的调和一跃变成为国家—主体，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同经验。在这一点上，帝国主权与国家主权实现了微妙的重叠。国家始终需要采取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社会成员在个体层面同时保持多重的身份认同——既要有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又要保持其自身族群身份的集体归属感，社会需要尊重这种多重认同的每一个维度，这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能否实现这种平衡，是区别于民主与帝国的根本点，这在国家利益发生危机的时刻尤其如此。

关于共同体的民族主义趋向，詹姆逊从全球化的语境为其找到了正面的价值。在詹姆逊看来，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复兴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和正面意义。全球化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蔓延开来，渗透到一切领域与空间之中，而“文化和民族的自我肯定也同样构成了对帝国主义、标准化和由全球化引发的民族特性的消亡的抵抗” 。所以，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和帝国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当想象中的国家尚不存在时，当国家还只是一个梦想时，民族主义的共同体想象具有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一旦国家开始形成，成为一个主权体，它的先进性就开始消退。随着民族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主权的所有压制功能都不可避免地全面释放出来。

在这方面，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资源对本书讨论的民族主义议题有着重要启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来自后殖民批评对殖民关系所做的历史性考察。印度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主张深刻反思民族主义潜藏的局限和危害，采用历史的观点，拒绝用抽象的理论来评判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带有某种预定本质和价值的统一体，而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有些是进步的，有些具有危害，有些阶段是进步的，有些阶段是反动的。“一种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性力量，能否产生出积极的文化实践，取决于那些掌握和运用它的权力集团在建立自身霸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性质。大多数民族主义的逻辑反对文化上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差异性，而主张排他性、纯正性。民族主义往往成为种族主义的同类品，极具复仇性和攻击性”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甚至会达成共谋。

关于民主与帝国的张力问题，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记述了欧洲17、18世纪自由主义兴起过程中发生的“帝国主义转向”，并尝试从政治学理论层面解释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虽然皮茨主要关注的是欧洲的情况，但她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演变过程的考察对于理解美国这样一个从立国之初就以民主为理念的国度而言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不仅如此，欧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与帝国之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延续性，我们可以借此探究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变化。皮茨所探讨的问题是从《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19世纪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论自由》的作者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切入的。皮茨的问题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和密尔都曾强烈地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他们为什么持这种立场？这种立场对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意味着什么？托克维尔早在1833年（《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之间）就写了《如何使法国获得好的殖民地》，从法国人的国民性中找出了法国未能建立强大海外殖民地的原因，呼应了其在1830年《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末尾处）中的感慨，“在一个时期，我们也曾有可能在美洲的荒野上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同英国人在新大陆上平分秋色。但是，一连串不胜枚举的原因，使我们失去了这笔客观的遗产。”1837年，托克维尔发表了两篇文章，分析法国如何能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维持统治。1839年，当选国会议员的托克维尔对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兴趣日增。1846年他两次访问北非，一如在美国一样，留下大量笔记。托克维尔在1837年《阿尔及利亚信件》中明确表示，“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树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自由与帝国：一边是温文尔雅、追求自由和自治；另一边则是征服、压迫和暴力。而且，托克维尔写作的时间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颁布的很多年以后，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存在知识界的语言中。这是同一个思想家吗？如何解释矛盾？皮茨将“帝国自由主义者”（imperial liberalist）放在更为广阔的政治思想史脉络中，寻找一些历史变化模式，进而探索这一变化的意义所在。比托克维尔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边沁（Jeremy Bentham）都是反帝国主义。皮茨把这些18—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帝国主义对外征服的态度做了历史纵向比较，从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在18世纪80年代左右，对特定帝国主义行为和无限制的扩张计划的怀疑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识。然而，仅仅50年之后，我们就很难看到有重要思想家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确，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和斯图亚特·密尔，都是热心的帝国主义者。

皮茨使用了“自由帝国主义悖论”（paradox of liberal imperialism）这样一个奇特的矛盾语，但正如她在书中所阐述的，帝国与民主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强调普适性价值，自由、平等和个体尊重。这种价值被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对外征服和扩张，然而，在另一些时刻，又可以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对普世价值的过分强调往往导致文明话语的单一性和文化等级观念，对外征服可以被解释为更高级的文明向外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需要借助于暴力和强制，但其目的却是世界大同和普世自由。《简·爱》中的牧师约翰·里夫斯正是遵循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前往印度去执行文明使命的。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由主义往往持有狭隘的进步观，无视地域中文化群体的特殊性，这使它天然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倾向。西方帝国主义在信念上的基础正在于此，他们相信帝国主义政策是正当的。皮茨认为自由主义是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思想形态，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自由主义理论，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极端的例子。

皮茨指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期间，国际形势的几个重要变化可以说明自由主义思想的矛盾和困境。英国对印度、南非进行殖民扩张。同时，法国失去北美和亚洲大片殖民地，试图从非洲找回一点面子。不过，随着欧洲向东方的扩张，文化交流并没有加深文化间的理解，相反，却加深了文化间的隔阂。欧洲人对于欧洲文明的普遍的优越感以及当时流行的两元对立观也影响了知识分子，这种学术氛围也影响了政治家和文人的态度。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在19世纪已经让位于单一、封闭、线性的普世主义进步观。托克维尔非常强调共同体的价值，但当时法国在大革命后因专制和动荡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因此，法国亟须加强国民凝聚力和共同归属感，于是对外扩张、发动战争，借此来凝聚民心。这使他倒向民族主义立场。由于在自由与帝国的概念中，自由也包含共同体的独立和自主。在托克维尔眼中，如果法国被降为二等国家，整个民族将沦落到被其他国家支配的地位。这一结局与法国人的自由观相悖。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帝国似乎并没有乍看上去那样相互矛盾，而这种自由主义观念似乎更符合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传统。斯图亚特·密尔也曾支持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从道德和文化层面论述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认为专制主义是对付“野蛮人”的合法的统治方式，目的是让他们进步，所采取的手段因这种目的而合法。从欧洲思想史、政治史的例子中，可以发现贯穿在不同时期民族叙事内在的张力，具体体现为民主与帝国之间的紧张，或许这也构成了民族叙事的悖论。从这个意义上看，皮茨发明了“帝国自由主义”（imperial liberalist）这一矛盾词语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连贯的统一体。按照流行的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的研究，共同体作为一种建构的产物始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其定义、想象、缔造和实现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张力在国家主体逐渐显现的漫长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在的方式埋藏在共同体的构造之中。在共同体的兼容性与排他性、中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等一系列关系中都包含着紧张的要素。由民主共和的理念所支撑的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强制性手段甚至国家暴力的支撑，在关键的时期，需要兼容性的措施和手段，而在另外一些时期，为了巩固共同体的基础并使其得以延续，则不得不采用排他性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对于前者，作为共同体的建构原则，与集体记忆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相关的民族身份认同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些建构原则在确立之初需要排他性来实现。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记忆和忘却属于两种不可或缺的强制性行为。在想象民族国家这个政治统一体的过程中，暴力不可避免，又必须被忘却或掩盖。历史和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昭示政治和社会秩序形成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尽管这些行为的结果可能对后人有益。从这个意义上，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家把“强制性忘却”视为民族国家的起点，揭示“同质的、空洞的历史时间维度”（homogeneous empty time，本雅明语）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而产生的结果。美国文学就其发生学的意义而论，通过记忆与忘却的强制行为建立完整的民族话语和历史叙事，反映了民族国家/帝国的历史行程。民族国家的观念肇始于忘却的时刻，“忘却以便记忆”，霍米·巴巴将其称为“文化现代性的阈限时刻”（liminality of cultural modernity）。这个阈限时刻可以用来解释前面提到的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的三种呈现方式。

正是由于共同体建构中民主与帝国之间或含混不清、或紧张冲突、或相互交织、或相互借用的复杂关系，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叙事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作家、艺术家和诗人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态度和认知也需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某些作家的整体创作中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甚至他们在同一时期、同一部作品中表现出自相矛盾、焦虑困惑的情况，可以归咎于美国人对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历史语境的认知和理解而导致的混乱或差异。总的来看，在美国历史上，“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复杂性与多元文化构成之间的张力贯穿在各个时期。一方面，美国人需要想象民族国家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多元化的格局。由于社会构成的多元性，民族统一的愿望十分强烈，这就要求建构的主体克服甚至压制多元主义中潜在的分裂倾向，维护社会统一性，这时候，帝国本身的内在特质和刚性需求就会乘虚而入。

在美国的民族叙事中，美洲大陆的殖民经历是最为令人不安的历史阶段，成为美国人一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导致沉重的集体负罪感，渗透在民族叙事之中。拓疆殖民与国民性的历练、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文学的形成不仅同步发生，而且相互影响。这种负罪感凸显了民族叙事的局限和身份话语的矛盾。美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历史。爱默生、惠特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亨利·亚当斯、杰克·伦敦、弗罗斯特等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体现了这种紧张的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底层或潜意识。例如，在马克·吐温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叙事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中，焦虑、困惑的怀疑主义与乐观、自信的爱国主义并存，有时候，关于帝国的想象会强化甚至主导民族叙事的主体，还有些时候，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忆也会渗透并困扰着原本自信的爱国主义情愫，修正甚至瓦解着美国民主政治的理想和自命不凡的宏大叙事。从美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家远距离审视这一矛盾时的高度自觉，又能够体察到特殊历史时期对统一体和民族身份的渴望所导致的民主与帝国理念的紧张。

本书并不是关于19世纪美国文学史的考察，或者对19世纪美国文学特定主题的个案研究，而是专注于共同体核心价值与核心文本之间在多重语境下和多重媒介中的解析。这样一种关注与过去20年间美国研究学界的走向是一致的。2000年以来的跨民族美国研究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围绕民主与帝国在构造美国民族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国家本体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和张力展开的。2006年10月至2009年10月之间南加州大学、自由大学和波茨坦大学、洪堡大学分别召开了几次美国研究学术会议，美国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包括John Carlos Rowe，Donald Pease，Winifried Fluck等）都悉数参加。这些会议的主题就是跨民族美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跨民族美国研究的地缘政治语境以及问题领域，涉及跨民族美国研究（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概念的功能定位。跨民族转向导致美国研究领域的重新想象。跨民族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也是过去20年来美国研究协会年会上主旨发言的潜在文本或主题，以及无数学术会议的论题及多个学术刊物和系列学术专著的思路和主题。“美国”一词虽然仍然是美国研究学会中的核心词语，但“跨民族”一词已经取代了“多元文化”、“后殖民”和“后民族”而成为最频繁使用的修饰词。 “跨民族”的这种学术地位已经取代或囊括了所有关于美国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和主题，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历史性转向。跨民族视角改变了美国研究学者想象他们与其著作、研究对象和学科规范以及所研究的领域的关系。本课题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跨民族的学术对话，来强调美国研究中的历史意义和跨民族视域。

首先，“跨民族”与“全球化”有着近似的含义，这两个概念都是用来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的概念。跨民族并不受制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语境，从而具有一种普遍性指向。在美国传统词典中，“跨民族”有两层含义：作为形容词，“跨民族”指的是介于或超越民族疆界、包含多个民族或种族的概念实体；作为名词，“跨民族”指的是跨越国家边界。在21世纪，跨民族还与其他若干个词语相联系，如：跨文化、跨阶层、跨地域、跨地区、跨差异，描写全球经济机构、非国家因素和非民族进程中的跨界现象。跨民族并没有语义连贯性，也不包含社会态度，并不代表始终如一的政治态度或主题整一性，它可以在不同的句法层面指涉不同的特征，既可以指实际状况，又可以指一种阐释框架。作为形容词，“跨民族”还指涉身份的不确定性、杂交属性和流动性。无论作为批评性的概念还是描述性的概念，“跨民族”都可以作为一个宏观范式，用来思考西方社会的不确定性、民族身份和文化指向等。

具体而言，在美国研究领域，跨民族与其说是一种话语，不如说是一种视域，旨在探索潜藏事物、群体和地域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抵制甚至消解任何一种关于身份的连贯性和整一性。对于有着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而言，跨民族概念质疑民族归属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跨民族视域并不否认人们对于历史的再现，它强调的是在新的时空秩序下重新思考民族性和文化本体问题。跨民族视域旨在拆解民族叙事的整一性，分析其中的矛盾和断裂。跨民族不同于国际化，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可能性，即民族不是单一封闭的实体。在民族中，领土和人民是合一的，在跨民族体系中，民族是开放的。但跨民族又不是民族的对立面。作为对整一化（对话语、民族国家、文化和身份）的消解，跨民族并没有起源和终点，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之中的。在美国研究领域，跨民族视域是观念的转变，它把美国同时置于全球经济体系多个原本互不兼容的系统中，生成一个动态的领域，重新整合既往的主题、再现、意象、概念、方法和问题领域。在关于疆界的思考中，美国的内部和外部被重新界定，与其他文化共同体或秩序相融合或并置，多种地域、传统和实践同时并存，跨民族思维改变了学界和美国研究学者们关于各自学科目标和实践语境的思维方式。当然，跨民族美国研究有着多种形式。作为一个动态的范畴，跨民族话语可以使学者超越民族国家概念自身的限制，指向一个多元的领域，各种学科方法、区域、研究对象和实践者都处于持续不断的动态关系网络之中。

一方面，跨民族视域兴起于多元文化和后殖民范式的衰落；另一方面，跨民族美国研究的出现应该说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巨变的表征。跨民族视域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的认识论框架，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背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地缘政治背景下，国家的疆界、领土主权、移民潮、人口地理、族群形成和社群意识发生了巨变。 在美国研究领域，部分学者把多元文化视为抵御种族国家同化力量的重要基础，也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有着某种共谋关系。对多元文化持批评立场的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不过是跨民族国家在后福特时期经济体制下的不同运作方式，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中的差异的再现。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美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殖民帝国。如果避而不谈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的方式，新自由资本主义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一部分理论家把全球化等同于“隐形殖民主义”，是欧美全球殖民的第三阶段。

关于民主国家的内在矛盾，美国学界近年来出现了颇有洞见的研究，这些研究从法律和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国家本体的实质性问题，特别是对于民主国家的体制性构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质疑，完全改变了传统美国研究的方向和问题领域。例如，安妮·罗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认为，美国国家帝国和殖民管理方式是建立在主权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在包容和排斥的问题上采取多样化、庞杂的运行机制和标准，决定人民、种族、土地、主权、身份的问题。这些自相矛盾的标准需要持续不断的政治和法律调整。美国国家管理体制中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种族和文化差异基础使得特殊的族群可以享受特殊的法律政策。 美国国家的设计者们缔造了许多美国例外论的空间，这些机构、体制、空间或概念或隐或现地存在于美国的政治肌体中，啃噬着民主的肌体，因为这些异质性的存在超出了共同体的同一性原则，使得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处于悬置或 “混乱”的状态（anachy, Amy Kaplan）：印第安保留区、边疆、未纳入联邦的领地（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内部墓地、保护国（protectorates）、中转站（transfer stations）、囚禁中心、委托人制度，还有那些属于州但却不属于美国整体的占有地等，这些另类空间构成了美国的多元化和多民族统一体。关于这些另类区域或群体的设定，美国有着庞大的法律和政治决策机制，为这些例外群体获取例外的保护和合法性提供了支撑，但与此同时，作为美国民主体制和核心价值基石的宪法也因此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跨民族美国研究认为美国国内的文化和经济问题取决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在跨民族美国研究的想象视域中，全球化是一种兼有领土化与去领土化特征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权力和抗争总是以空间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空间通过命名机制划定领土的身份。另一方面，美国研究学者更加关注想象的空间概念和地缘政治，取代按天然疆界划分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图谱，并据此重新测绘美国与美国各地区之间以及与其他帝国占领地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想象的地理谱系（imagined geographies）。 这些跨民族地理谱系反映了地缘政治区域内部的权力网络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研究正在经历研究对象的转变：研究对象不再是美国例外论框架和形式范畴之内确立的本体或实体，而是超越美国民族国家领土疆域、超越美国例外论框架去探讨美国特性问题。 跨民族美国研究导致了研究视域和学术想象的重大调整，把目光聚焦在美国在国际政治语境下的关系和互动，这些问题包括民族性、国民性、文化身份、传统、美国例外论、清教伦理、边疆等。这样一种转变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整理和评价美国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以及美国研究从传统范式走到跨民族视域的必然性。

二、美国研究学术史的考察

虽然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对帝国、文化、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但美国学界对美国特性与帝国问题的关注应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新美国研究学派”（New Americanists）那里得到发扬光大的。学者们将后殖民研究的论题应用于美国研究领域，将传统的美国研究问题领域置于跨民族的语境下（Dirlik，2007），这种研究虽然不成体系，但由于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这一类研究蔚成风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跨民族美国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出现了新视野、新观察、新方法和新问题，如，“帝国主义诗学”（Cheyfitz, 1997）关注“美国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Kaplan and Pease, 1994，Pease, 2002，Rowe, 2002）；“文学生产与帝国主义”致力于文学发生学的研究，把美国文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追溯到18世纪末美国革命至20世纪40年代（Rowe, 2000）这一时期；“后民族主义时代的美国研究”修正冷战以来在美国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民族主义和美国特性的研究模式，以跨民族的、地缘政治的视角重新考量该领域的问题，质疑美国民族叙事中的帝国话语和边疆神话（Rowe, 2000）。近几年，出现了较为宏观的、细化的研究，如关于亚太的“帝国想象”（Eperjesi, 2005）、美国文化构成中的“帝国的无政府”（Kaplan, 2005）、“美国研究关键词” （Pease, 2007）、美国文化、文学和美国研究（Fluck, 2009）、“新美国例外论”（Pease, 2009）；属下政治、现代性和全球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跨民族性”（Saldívar, 2011）。美国研究领域的“跨民族转向”和“后民族主义视域”导致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学术资源的重新整合（Pease, 2011, Rowe, 2010），也对传统美国研究方法论、历史分期、研究视域和地理分布等提出了质疑（Fluck，Pease，Rowe, 2011）。如今，跨民族已经成为过去十年间重大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和系列学术专著的主要议题。跨民族研究成为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历史性转向，改变了研究对象、学科规范、学者构成和学科结构本身。

相比之下，无论是在美国文学史研究还是在作家个案研究方面，国内对民族主义和帝国话语的讨论都很少。本书旨在在跨民族语境下探讨美国文学中的国民性、疆土意识、边疆神话、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等相关问题领域，致力于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本书尝试从美国文学中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之间的张力切入，考察自1832年至1919年间美国文学中主要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库柏、惠特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覆盖了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如门罗宣言、天定命运、宪政共和时期、西进运动、19世纪联邦政府印第安立法史、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发展史等，涉及美国人的边疆情结、帝国想象、民族叙事、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民族身份、历史与记忆、历史书写等理论问题。

上文提到，本书的论题与近期美国研究学界的方法论变化（包括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分期、机构化、学科化等方面）有着某种契合。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的研究旨趣在学界内部并非顺理成章，而是要面对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压力。在深入这个论题之前，关于美国国民性的讨论和对美国研究学术史的发生学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们大体上可以勾勒出两条相对清晰的主线，即学院派或传统派和新派美国研究学派。学院派美国研究的视域可追溯到对清教起源的发生学考察，在这方面，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和萨克凡·博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的著作成为经典甚至具有某种范式效应，对后来的美国研究学者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这一传统主要从文化思想史的历史渊源探寻美国特性的衍生、发展、形成和变异。这一传统后来分化为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例外论”。这一研究范式在整理和规范核心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方面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一学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学术积淀，它同时具有学科奠基性和方法论意义。为人所熟知的美国学界早期的著名学者无一不是安于此道、以此起家并确立起学术地位和影响的。“美国例外论”作为一种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中的普遍信念，将美国视为与众不同的国家共同体。这种思想观念自北美大陆殖民时代就初见端倪，后来经过独立革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逐渐成为美国人自我认知和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学说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美国学界、民间，甚至美国政治和外交领域，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并积累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概念体系。这些价值和信仰可以追溯到美国早期殖民地定居时期的清教思想渊源。美国在殖民地时期最早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在新英格兰垦殖的清教徒所信仰的契约论、特选子民等新教教义。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洛普将此理念表述于山巅之城的修辞隐喻中，即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须成为世上其他国家之模范社区，这一隐喻被广为接受并流传。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式世界观在后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清教教义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性的建构，其价值观绵延至今。新教传统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后又与共和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的融合，美国革命期间带有欧洲大陆影响痕迹而衍生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启蒙运动的原则理想也随之被引述为美国例外主义发展史里程碑的事件。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们（如托马斯·潘恩）和政治领袖（如杰弗逊、麦迪逊、亚当斯、华盛顿等）首次表述美国并非欧洲之延伸，而是一个新天地，是一个有着巨大潜能和发展机遇的国家。

近年来，对传统清教起源以及其他美国例外论研究范式的怀疑论导致了美国研究学界内部的分歧，或结构性断裂。随着美国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学科内部的分歧也开始形成，分化为两个有着相对明确分界的领域：关注殖民时期和共和时期的“早期美国研究学派”和主要关注1835年以后的民族国家发展时期的研究学派。研究领域的分化也导致了各自组织建制的分道扬镳，出现了各自的机构、学会、期刊和对话。两个学派各行其道，很少交流和对话。在早期和后期美国研究领域中，“帝国”都是一个核心概念。跨民族主义、比较主义方法和多语言论在研究早期和后期美国问题过程中都是重要的概念。然而，由于缺少持续不断的交流和对话，分布在两个领域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往往自说自话，缺少基本的交流与合作，在历史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这种分歧对于讨论美国研究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民主与帝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民主和帝国是当下美国研究最重要的议题。因此，寻求早期与后期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某种持续的对话和交流是连接二者的有效途径，是有效探讨民主和帝国概念的演变并最终寻求一种超越或弥合派系之争的学术理路。

美国研究领域这种奇怪的分化某种程度上来自学术界关于清教起源论与整一性历史观怀疑论之间分歧的结果，当后期美国研究学者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他们并不是不约而同地指向所谓“共识历史”。美国例外论的历史研究（如清教起源论）提供了一种关于美国民族发展的同一性的历史叙述。 这种大一统的历史为反对派研究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早期的“民族叙事”研究范式对历史采取了简约化的处理，忽略了对美国历史的当代反思。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美国研究学会主席谢丽·菲什金（Shelley Fischer Fishkin）教授在2004年美国研究学会年会（ASA Annual Conference）主旨演讲中曾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她批评至今在美国的中小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课中那种将美国历史进行消毒处理的研究范式，呼吁美国研究学者们关注“令人困惑的、暴力的区域”，和那些能够“打破唱赞歌式的民族叙事”传统的历史记忆。 事实上，所谓“唱赞歌式的民族叙事”在过去几十年间在美国学术界内部和外部都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在美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课程在过去几十年里始终是文化战争的兵家必争之地，充满了剑拔弩张的学术纷争。90年代初期，历史学家盖瑞·纳什（Gary Nash）就曾主持过政府基金资助的修正公立学校历史教学改革项目，使公立学校的历史教材、教学和课程与时下学术界多元化历史的共识相一致。公立学校的历史课教学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改革。

上文提到，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兼容性和排他性原则、集体记忆与强制性忘却往往同时并存。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民主共和历史叙述中，帝国的行径是必须被掩盖或忘却的。换言之，强制性忘却可以说是民族叙事的机理。在民族叙事这个巨大的历史工程下面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早期的美国政治家或民众并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或断然否认美国的帝国性质，殖民历史中存在的种族暴力、土地掠夺、奴隶制等，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升华为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叙事而留存下来。托马斯·杰弗逊就是美国历史叙述中盲点的制造者。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是奴隶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这种两面性早已渗透在美国政治和法律话语之中。例如，《独立宣言》只字未提美国的奴隶制问题，有关抗议和谴责英王强制性地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奴隶制和从非洲贩奴的文字并没有通过其他几位立国元老的审核，其中关于奴隶制问题的言辞激烈的文字被整体删除了，以至于在今天的《独立宣言》中根本见不到。直到墨西哥—美国战争，这种两面性及其所掩盖的道德虚伪一直困扰着美国的政治和法律话语。墨美战争后，破天荒地出现了指向美国帝国历史存在的政治话语。 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兼并古巴和夏威夷、美西战争、美国在东南亚确立殖民地之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批评话语。

归结起来，围绕美国特性的争执，美国研究可以概括为民主与帝国的兼容性问题。显然，这个问题需要发生学的考察。杰弗逊的“自由帝国”具有两面性，即向善的一面和向恶的潜在倾向。无论哪一种倾向，暴力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民族国家的确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暴力手段来实现，而帝国的扩张和维护更需要暴力的国家机器，必要时需要诉诸战争和殖民，附带领土占有和资源掠夺。二者之间究竟在哪里划界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暴力帝国：美国民族身份的诞生》（This Violent Empire:The Birth of a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博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深入解析了美国社会中民主与帝国的悖论。罗森博格指出，对外部异质文化的压制和暴力来自帝国的内在需求。这种对外侵略和对内施暴的倾向形成于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并延续下来，反映了美国根深蒂固、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心理危机。这种暴力倾向形成于共和国的早期阶段，构成了美国民族性格和身份。 美国革命后，美国人面临重新整合新兴民族国家统一体的重任，打造新的民族身份，抵御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同时还要面对国家治理与种族危机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导致美国文化对待任何威胁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平衡的异质文化都充满戒备心理，在对待诸如女性、土著人以及包括非裔在内的少数族群方面，在社会秩序和身份构成方面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罗森博格追溯了美国清除印第安人的暴力历史，特别提及了宗教与美国国民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明确使命观”虽然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但在美国革命前就已经成为美国民族性的一部分。美国历史中最深刻的矛盾在于其无法调和它在普遍相信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时却在实际行动上进行帝国侵略与扩张，这一民主与帝国的悖论反映在建国前后对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党政，如《独立宣言》在奴隶制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措辞和解决方案，以及南北方各州在立法问题上所作出的妥协，都反映了这种矛盾。帝国的刚性需求反过来又强化了美国例外论的核心价值观，使其侵略、武力和扩张的行径进一步合法化，成为其对内殖民、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身份建构过程中所隐含的暴力倾向有助于解释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姻缘”与矛盾。

罗森博格虽然追溯了美国革命以来的暴力历史，但他并没有找出美国悖论形成的原因，而是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描述了民主与暴政相互渗透、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的现象。这样一种现象的描述本身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自由帝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两类相互矛盾的要素。这样的理解的确开启了我们在开始提出的理解美国悖论的另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在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r）的《掌控命运：美国东西海岸扩张始末》（Seizing Destiny: How America Grew from Sea to Shining Sea）一书中可见端倪。克鲁格指出，美国西部边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也成为美国殖民最强大的动力。定居者对土地的贪欲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西进拓荒运动。 1630年，温斯洛普带领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们承载着庄严的使命，“我们将会发现，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以一当十，上帝将赐予我们荣耀，我们要将周边的种植园变为像英格兰一样的土地。我们将要成为山巅之城，所有的人民都将拭目以待。” 在美国历史上，这种使命感释放了强烈的扩张主义的能量。

在美国历史上，领土扩张是进步与发展的核心动力。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有土地勘探经历，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和罗德岛这样的小州无时不在觊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弗吉尼亚州的丰饶土地。他们甚至将独立战争视为一场争夺土地的战争，而不是为了捍卫人权而发动的战争。殖民地与英国的谈判也是集中在独立后的美国所能够获得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占有面积上。而在《邦联法案》的最后几年和新宪法实施的头几年，在许多州与州之间的政治争议中，土地纷争占据了主要部分。从1803年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购地案开始到55年之后的Gadsden Purchase收购土地案，构成了美国大陆扩张的历史。从杰弗逊和麦迪逊总统开始的机会主义者周旋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欺压美国印第安人，扫除印第安人对美国进步的障碍。后来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更是有过而之无不及，他对印第安人恨之入骨，更是将墨西哥人妖魔化。杰克逊残酷的“移除印第安人”政策推进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西进运动，也加速了帝国的进程。

要理解美国悖论，需要沿着帝国的理路去寻找答案。在2000年以来的美国研究学界，“帝国”这一概念又重新备受青睐，反映了当代国际秩序的一个新动向。我们首先需要对当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概念及其来龙去脉进行辨析。“帝国”一词，按时下流行的用法，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并不相同。其实，在许多学者看来，“帝国”这一概念并不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最佳概念。帝国泛指领土广阔、拥有强大统治和主导地位、拥有极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帝国”一词并没有准确的科学定义，使用十分混乱。根据使用的场合与习惯该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狭义的“帝国”一般仅指领土辽阔，统治民族众多，拥有持续传统的强大君主制政体国家，“帝国”称号的使用一般需要国际上普遍的认同。帝国君主通常为世袭，但也有通过选举和指定产生的，如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些国家常称为“帝国”，或把“帝国”一词写入正式的国号（如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限于这一概念对领土规模、政体和国际影响力的要求，几乎所有狭义的“帝国”都出现在亚欧大陆。广义上的“帝国”的范围宽泛很多，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或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帝国”。通常这些国家只需达到狭义上帝国的标准中的一点（领土广阔）或几点，而不论其政体是否为君主制。这些国家本身一般并不称自己为帝国，而是自称王国、共和国、联邦、联盟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如Robert Gilpin, Kenneth Waltz, and Robert Keohane）认为霸权（hegemony）更合适于描述当今世界上的所谓的帝国。美国学者如阿兰·比诺思（Alain de Benoist）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把“帝国”一词的含义限定在美国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到威尔逊总统的世界主义，二者一直影响了当今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于2002年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认为全球化之下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导致威斯特伐利亚帝国体系的消失。世界不再受控于国家政治体系，而是受制于单一的与现代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去中心、去领土化的政治体系，与族裔和传统民族价值体系无关，其核心价值在于其普适性的价值体系。正因为如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较为适合于描述当今世界新型的全球霸权。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不同于建立在国家之上的世界体系，原因在于功能方面的差异。帝国主权的目标既不是征服、吞并或对从属国家进行政治和领土占领，这些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相反，新型的帝国霸权是通过政治机构和法律手段来实施的，以确保所谓的全球秩序，即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前提下的世界和平。帝国起着世界警察的功能，必要的时候采取战争。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是对当代全球政治秩序的一种概念描述，有独特的含义。帝国是“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作为当代世界总体状况的“帝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这一概念假定了一种体制，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统治了整个文明世界。二是帝国是一个成功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固定正在存在的事态的秩序。三是帝国的规则操纵着所有延伸到群体世界每个层面的社会秩序。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

在考察民主与帝国的悖论过程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帝国在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按照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帝国”是对今日全球权力关系的概括。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催生了帝国主权。帝国和帝国主义表明的是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统治形式。帝国主义正在衰落和消失，而帝国机器正以新的权力形式在全球运转。新的帝国主权同旧的帝国主义权力发生了断裂。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寻求世界市场，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秩序的断裂。全球权力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帝国主义方式的一种完善，全球权力关系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其他地区的宰制。帝国是对民族国家界线的超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有限压制，帝国要变成一个权威机器，要确立整个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将这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充满秩序的等级关系中来。帝国就是这样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化结构。帝国横跨了所有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所有运动都只能在帝国制定的秩序之中找到它的意义。但是，帝国获得全球性的强大的宰制力量，能够制定规则。在解决既存冲突的国际共识之链时，帝国形成，干预才能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扩大共识的区域来支持它的力量。帝国的干预就这样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并写上了正义的名字。帝国发起的旨在解决冲突的战争，就这样变成了正义战争。现代国家的政治在呼唤新的主权，现代国家的主权又必须维护和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主权就开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一架庞大机器。美国的现代性一开始就同殖民主义如影随形，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在其民族国家拓疆的历史进程中对土著居民的殖民，既是内在与外在的对立，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是自我和他者的对立。美国正式在持续不断的对立中确立美国例外论的核心价值观，维持着既是西方人又是美国人的两难身份处境。从哈特和奈格里的定义看，当代的帝国定义及功能似乎又回到了当时杰弗逊总统对“自由帝国”所下的定义。

但是，由于全球化的来临，民族国家开始衰落，殖民主义逐渐式微，预示了新的主权，即帝国主权的来临，哈特和奈格里所提及的关键性的统治秩序，即帝国主权同样是一部包容差异性机器，它同样是对现代主权两极对抗性的抛弃。帝国正在成为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之后的新的全球控制秩序，这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秩序。这种帝国主权同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相比而言，有什么新的特性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主权最基本的特点是，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打破了内部与外部的分界线，这就是它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区别。对民族国家而言，主权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实施，一般来说，对现代主权的构想是建立在一片(真实的或想象的）领土以及这片领土同外界的关系之上的。现代主权的所有这些界线以及内外之分，在新的帝国主权和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开始消失、模糊，浮现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外边界的划分方面实现了终结。帝国拆毁了这种封闭空间，让内外之分的界线趋于模糊。

从这个意义上看，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的帝国概念更为贴近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帝国。伊格纳季耶夫认为美国是一个新兴帝国，它秉承市场经济、人权和民主等一些基本理念，扮演着类似于奥托曼帝国和英法殖民帝国在过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如此看来，集主权、人权、民主、暴力于一体的现代帝国也是历史的产物，其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在美国政治史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尼克松和里根时代的极权政治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民主制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伊格纳季耶夫在论述“9·11”以后美国社会的矛盾时精辟地分析了民主社会的悖论: 当国家利益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的维护就需要规制、秘密行动和诈欺，甚至侵犯特定人群的权利。在“大恶”（bigger evil）面前，为了国家利益（如反恐），“小恶”（lesser evil, 指缺乏任何公义基础的权力或暴力）就会无限膨胀，损坏甚至摧毁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一旦出现危机，极权主义对美国政治价值体系便会造成决定性冲击。对美国知识界来说，这个忧虑远远超过对美利坚帝国历史地位的考量。伊氏认为，在与恐怖主义这种绝对的罪恶较量时，更应该谨慎观察“小恶”是否会变得如脱缰之马一般无限膨胀，从而损坏美国民主政治的根基。“9·11”后民主社会最可怕的就是过度的政治恐惧：一旦发生相类似的恐怖攻击，美国人民会突然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所谓国家安全变得至高无上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封闭的疆界、经常性的身份证检查、永久性和不需理由地监禁恐怖分子或可疑分子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那时我们会生存下来，但我们会认不出我们自己。我们会变得坚强，却会失去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的自我认同。” 这场运动不过是“小恶政治”的一个契机，也是国家利益与公民社会之冲突的缩影，预示着独裁势力的猖獗和公民自由的潜在危机。在美国历史上，因国家利益与公民自由发生冲突而导致民主危机、濒临极权主义的情况并不鲜见：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尼克松主义、80年代的里根主义，以及“9·11”以后的反恐。美国人不得不在突如其来的恐惧之下采取前所未有的态度调整：允许政府在国家安全至上的考虑下限制甚至收回部分公民自由，采取一些逾越法律和宪法权利的强制手段，允许对弱势族群的歧视和仇恨心态成为某种社会和文化的常态，允许在保卫自由和西方价值的口号下突破政治规制的禁忌。这时的美国，公民自由和民主理念将受到重创，民主与帝国的极致便是二者同流合污，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噩梦。

三、民主与帝国的话语转换

如果说有着巨大潜力的跨民族美国研究有朝一日会取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或者说至少使人认识到民族叙事的张力和断裂本身，那么从学界而言，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的确立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这种研究需要准确地呈现复杂的殖民化进程和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复杂的历史境况，而不是仅仅提供民族叙事的一般性的历史图景。在这方面，历史批判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对过去几十年早期美国研究学派的著作进行评判和审视，在将这些史学研究著作与跨民族美国学研究进行必要的联系和对接时，界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性质。关于早期美国研究学派与新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批评和争议，需要注意史学理论在其中的作用。早期美国研究的批评旨趣意味着学术探索与当代社会的关联性的割裂，而新美国研究学派的批评则指向当下关注在锁定研究框架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伦（Pierre Rosanvallon）关于民主和政治的探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历史的视角。罗桑瓦伦认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反映“传统的重负”或通过研究过去为当下提供“无聊的娱乐”。历史应当是“一连串当下的序列”，这些序列可以为我们当下提供有益的启示，并可以复活这些过去的时刻。 早期美国研究学派与新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争论还与历史研究的方法有关，有助于我们反思“早期美国研究学派”与“跨民族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关系。例外论历史和其他宏大历史叙事试图确立历史思维中的主导性运动，而不是践行历史学实践的具体方法。现代性的出现就是这样的运动，而对“美国”意义的探索也是这样的运动。这些宏观的历史依赖于历史发展趋势或关于历史学的一般性结论，而非专注于历史学的精细探索，与更加具体的历史书写方式在方法论和专注力方面有着质的区别。普遍史对传统的“神话和象征学派”（myth and symbol school）提出的尖锐批评就很能说明问题。

对目的论历史的批评有时还可以产生别样的历史叙事。例如，唐纳德·皮亚斯（Donald Pease）对美国研究中“神话与象征”学派的批评。皮亚斯认为，这些研究试图以宏大历史叙事来构筑意识形态的大厦，以此来支持冷战时期的“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叙事旨在确立一个“超历史行为中的普遍主体”。这个普遍主体（典型的美国人的自我个体，如“美国亚当”）被设置在一个“探索型传奇框架”之下，进入荒野，从夷狄人的魔咒中拯救我们的处女地。这样一来，“神话和象征”范式中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通过巧妙的移花接木，把哥伦布的“新世界”的“大发现”的叙事移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叙事中来，从而也把哥伦布叙事做了巧妙移植：哥伦布征服美洲被转化成为解放话语，而民族叙事在这里被用来遮掩民主修辞背后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样的叙事旨在取代美国历史的例外论叙事，一个关于帝国的故事。

这种将民主与帝国进行移花接木的情况在美国文学中屡见不鲜。比如在弗罗斯特的后期诗歌中，这种移花接木之后的张力都保留了下来。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民主与帝国的话语互换：承认与否认共存的历史。的确，在官方层面，美国一直都否认自己是帝国。尼尔·弗格森在《巨人》中对美国政治史中关于帝国的承认与否认互动的历史做了颇有心得的研究。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1939年就宣称：美国不会成为罗马帝国，也不会成为大英帝国，美国就是美国。尼克松在2000年的《回忆录》中说道：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周边邻国中不走帝国路线的大国。此观点在过去被政策制定者所推崇。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就说过，“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非帝国的全球大国。”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对尼克松和博格的说法也做出了呼应，“美国从来都不是帝国。我们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有机会成为帝国而拒绝成为帝国的大国。美国宁取崇高的理想而舍弃强权，宁取正义而舍弃荣誉。”入侵伊拉克之前，小布什在一次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演讲中说道，“美国无意决定伊拉克要建立怎样的新政府，那是属于伊拉克人民的选择——我们只在需要的前提下驻留伊拉克，不会多待一天。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作出这样的承诺，并在和平年代恪守这样的许诺。打败敌人之后，我们留下的不是军队，而是宪法和议会。”2004年4月10日，他在对伊拉克人民的电视演讲中重申美国无“帝国”的企图，“我们会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和平的代议制政府，这个政府会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在这之后，我们的部队将会撤离，伊拉克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主权国家。”2014年5月1日，奥巴马总统登上“林肯号”航母，把话讲得更为透彻，“历史上其他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打了胜仗都会驻留下来，占领并剥削这些国家。美国人打完仗后除了回家，什么都不做。”这句话被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引用：

半岛电视台：当你们入侵伊拉克时，这种无理行为可能会让人感觉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帝国，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你是否会为此感到担忧？

拉姆斯菲尔德：嗯，我想一定有些人会那样说，但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是殖民国家。我们从不曾是殖民国家。我们没有带着部队于世界之中游走，到处掠夺别人的房产或别人的资源、石油——那恰恰不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那样的事情，也永远不会那样干。那不是民主国家的行为。缔造帝国的苏联是那样做的，但美国不会那样做。

事实上，这是美国政府所有达成一致的少数观点之一。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并不追求成为一个扩张疆域的帝国。我们从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寻求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的，而非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享受的自由、繁荣、和平的世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抨击集中于对解放神话的叙述。艾米·卡普兰（Amy Kaplan）和唐纳德·E·丕斯（Donald E. Pease）主编的《美国帝国主义文化》（Cultures of U.S.Imperialism，1994)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美国研究领域中遮遮掩掩的情况。卡普兰和丕斯指出，帝国的问题“在美国研究的基础性话语中是奠基性的，但如此重要的议题却一直被断然否认了” 。

在卡普兰看来，米勒的清教本源论不过是“美国身份认同”的历史净化器。《美国帝国主义文化》的锋芒指向美国研究基本命题的盲点，指出了文化研究、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学研究等美国研究领域中始终存在的“对帝国的否认”。卡普兰和丕斯认为，对帝国的否认具有双重作用：首先，在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否认帝国的暴力和刚性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民主共和理念之下的共同体形象。记忆与忘却的矛盾构成了民族叙事不可或缺的机理。其次，对帝国的存在及其历史的否认有助于美国例外论的话语建构。关于传统帝国主义的定义和历史分期，应特别注意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化进程中梳理国民性问题和核心价值的嬗变，包括美国的国际地位对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内外结合的研究视角突破了国际关系研究与美国研究之间的学科界限，把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内在的文化整合过程和关系体系来研究，探究美国在美洲大陆以及海外的扩张如何改变了美国文化，包括在跨民族语境下的种族、性别、族裔、阶级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

确立帝国首先要掩盖帝国的行径。在这个历史工程下存在着一种共识。早期的美国公民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帝国性质及其危险性，即使意识到，他们也不愿意承认。在民族主义话语中，殖民历史中涉及白人对土著人实施的种族暴力、土地掠夺、奴隶制等诸多事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粉饰并升华为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叙事而留存下来。托马斯·杰弗逊就是这种美国历史叙述中的盲点的制造者。直至墨西哥—美国战争，杰弗逊的两面性代表了美国政界的主流立场。我们可以从《独立宣言》草稿中被删除的一段话中发现这种两面性是如何交织在美国政治话语之中，成为民族叙事的盲点的。

He has waged cruel war against human nature itself, violating its most sacred rights of life and liberty in the persons of a distant people who never offended him, captivating and carrying them into slavery in another hemisphere, or to incur miserable death in their transportation thither. This piratical warfare, the approbium of infidel powers, is the warfare of the Christian king of Great Britain. Determined to keep open a market where MEN should be bought and sold, he has prostituted his negative [veto] for suppressing every legislative attempt to prohibit or to restrain this execrable commerce; and that this assemblage of horrors might want no fact of distinguished die, he is now exciting these very people to rise in arms among us, and to purchase that liberty of which he deprived them, by murdering the people upon whom he also obtruded them;thus paying off forme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one people,with crimes which he urges them to commit against the lives of another.

在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被删除的段落中，杰弗逊首次触及了英王在北美殖民地强行推行奴隶制的问题。这一段文字对英王从非洲向北美殖民地贩卖奴隶的行径进行了抨击，认为这一行为是英王无视北美十三州的主权。由于杰弗逊的版本中有一段严厉抨击英王从非洲向美洲贩卖奴隶的措辞，所以原文在宣言起草小组讨论中没有通过。可以推测的原因是，起草小组成员担心一旦独立战争胜利，共和国的立国领袖们也将自身难保，因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本身也都是蓄奴者。因此，这段措辞激烈的文字从人们所熟知的《独立宣言》中消失了，并没有进入到最终的版本。这段引文以华丽的辞藻和堂而皇之的政治修辞表述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但除此之外，它在许多方面暴露出美国民主的基础性文献的盲点。作为一部弘扬人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纲领性文献，《独立宣言》在奴隶和奴隶制问题上保持了沉默。正如1791年的《权利法案》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表态一样。《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没有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不可以被剥夺。奴隶是财产，奴隶主对财产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可以随意将奴隶带到自由州或其他领土。《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作者斯托夫人的锋芒所指向的正是美国社会中奴隶制与基督教并存的现象，由此来揭示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矛盾和虚伪。在这部小说中，斯托夫人敦促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们严厉审视自己的生活，检讨他们虔诚的祷告和坦白是否问心无愧，质疑奴隶制的行为和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斯托夫人应当说是最早公开揭露美国政治理想与美国社会现实之矛盾的美国作家。

从斯托夫人开始，美国文学开启了反帝国的批判话语。在墨西哥—美国战争后，一种明确的反帝国政治话语破天荒地出现，迫使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帝国的现实。 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兼并古巴和夏威夷，美西战争开始确立美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后，才出现了真正的、成熟的帝国主义批评话语。1893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作家荷西·马蒂（José Martí）、查尔斯·切斯纳蒂（Charles Chesnutt）和马克·吐温对美国政治领导者的虚张声势和殖民主义提出了公开而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为美国帝国的研究提供了历史探源的方法，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历史问题的思考，在这些问题中，最引人注目、最令人困惑的是：美国是否从一开始就志在成为一个帝国？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如何将帝国主义与《独立宣言》中坚定不移地、明确地表达的民主自由观念加以协调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美国早期政治思想史出发来进行考察。杰弗逊关于“自由帝国”（Empire for Liberty）的构想其实就已经包含着我们在一开始就注意到的民主与帝国这两个看似矛盾但又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对立面。这说明，至少有一方面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个悖论已经埋藏在美国建国的核心理念之中了。“自由帝国”是杰弗逊总统为承诺美国的世界使命、向世界传播自由民主理念而提出的口号。杰弗逊认为，美国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做出榜样，西进运动和海外扩张正是这样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后来的美国政治史中找到信奉这一理念的历代总统，包括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在美国外交史上，“自由帝国”理念为美国人发动“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冷战以及反恐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在《美国，自由帝国：新编美国历史》中提到，美国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把杰弗逊的“自由帝国”视为美国历史的原动力，描述了这个抵抗大英帝国的国度如何最终成为历史上最大的超级帝国，并对帝国的构造本身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对其合理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自由帝国”是一个神奇的概念，谕示着美国的辉煌和帝国的张力。雷诺兹把美国国家发展的历程建立在帝国演进的平行轨道上，揭示帝国与民主这一矛盾作为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的主题，最终使得当年以殖民地人抵抗英王为起因、以“明确使命观”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演变成为一个以暴力体系为支撑的现代国家机器。

杰弗逊最初使用“自由帝国”这个词是在1780年，当时美国革命还在进行中。杰弗逊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帝国，来阻止大英帝国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在国内建立一个商业部，等到美国革命之后，我们还要为美国统一体建设一个抵制英国加拿大省威胁的防线，建立一个自由帝国，将那些危险的敌人皈依为我们的宝贵的朋友。” 在杰弗逊的构想中，这个自由的“帝国”将从美洲大陆一直向西部延伸到他认为对美国未来十分关键的地域。在他执政期间，帝国的梦想是通过土地扩张的措施来实现的，如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美国从法国手中买到了相当于原来北美洲共和国两倍的土地，消除了西进的障碍。杰弗逊声称，“我不得不说，我期待这片两倍于从前的地区能够使我们的自由政府更加强大，为子孙后代造福。” 他还在1809年写信给他的继任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们应该把北方（加拿大）纳入到我们的邦联中来，建造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帝国，我也相信，我们的宪法是为我们扩张的帝国和自治政府而确立的人类历史上最完备、最有远见的宪法” 。即使到了晚年，杰弗逊依然心心念念憧憬，“一个进无止境的帝国愿景”，“随着永无止息的帝国脚步，野蛮人将在历史进步面前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

杰弗逊早年就对美国西部探索充满兴趣。他的父亲彼得就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地图绘制员和土地勘察员。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皮尔迪蒙的西部山区长大，虽然并没有远走他乡，但他一生都在致力于争取美国对西部土地的拥有权和拓展权。他比任何一位同时代人都更准确地认识到美国西部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那里绝不是一片不毛之地，而是居住着众多拥有主权但相互冲突的国族和部落。早在执掌国政之前，杰弗逊就曾经多次组织西征探险队。担任总统后，杰弗逊在1803年又成功地从法国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并派遣路易斯–克拉克远征队去密西西比河以西及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和地理测绘。他还派遣了许多探险队前往阿尔萨斯和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探险和考察，搜集科学资料，了解当地土著人的情况。在确立“自由帝国”的过程中，杰弗逊影响了美国联邦政府对美国土著人的政策和立法，并将奴隶制引入西部。杰弗逊虽然一直对土著美国文化感兴趣，但他所倡导和制定的都是剥夺美国土著人土地、破坏土著部落生活方式的政策。1874年，杰弗逊反对将奴隶制带到西北部边疆，但后来他又支持西进扩张，因为他认为限制奴隶制就会导致内战，从而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直到任职期满，杰弗逊仍对横跨美洲大陆的帝国愿景有着无限的憧憬。

如果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为杰弗逊实现共和帝国排除了道路上的一些障碍，它同时也暴露了杰弗逊共和帝国视域和民族想象中自身的矛盾。帝国的正常运转需要西进运动和商业扩张，因此也需要一个更加咄咄逼人、富于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以巩固共和国的地位。杰弗逊及其追随者总是不断地夸耀美国的孤立和独立，但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美国共和主义需要确立一个开放的国际商业秩序，从而在美洲大陆的竞争中抢占先机。美国若想在外交事务中实行孤立政策，避免卷入国际冲突，就需要放弃西部扩张和自由贸易的计划。这就意味着放弃杰弗逊共和理想蓝图中最重要的内容。换句话说，杰弗逊所谓自由扩张的共和帝国（republican empire）与共和文明（republican civilization）意在使美国能够毫无阻力地占有海外市场。因此，这个共同体不可能是杰弗逊学派们所预想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实体。假如实现共和理想需要采取干预主义的对外政策、领土侵略、移除印第安人甚至发动战争，这种行为的结果会不会颠覆民主自由理念的初衷呢？换句话说，帝国的理念、功能和刚性需求与共和的理念和原则能否在“自由帝国”这个政治框架下并行不悖、和平共处呢？这是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从常识来看，民主与帝国是两个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矛盾概念。在《民主与帝国》一书中，社会学家弗兰克·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指出，民主建立在帝国的废墟上，而帝国的确立则意味着专制主义对自由的压制或颠覆。吉丁斯描述了英美两国强调平等主义价值观，并在殖民地推行自治，将民主和帝国的理念合而治之的做法。 照此说法，美国可以说是实现了埃德蒙·布克（Edmund Burke）和托马斯·杰弗逊关于自由帝国的构想。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奈格里认为，帝国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而民主与战争则是势不两立的。类似的观点也渗透在约翰·卡洛斯·罗伊（John Carlos Rowe）的《文学文化与美国帝国主义》（Literary Culture and U.S. Imperialism)一书中。罗伊比较了两类作家，一类是具有“新帝国主义”倾向的作家，另一类是对美国政治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作家。 艾米·卡普兰认为民主与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对一些忽略帝国问题的美国研究学者提出了批评，其中包括菲利普·费谢尔（Philip Fisher）。

相比之下，“民主”则是一个核心概念。在美国研究的奠基时期，民主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之一。例如，F.O.麦西森（F. O. Matthiessen）的《美国文艺复兴》（The American Renaissance)确立了美国文学经典，而经典的标准则是“忠实于民主的多种可能性”。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从革命到内战时期的美国精神》（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从宗教、法律和科学层面追溯19世纪美国精神的民主化进程。不过，尽管“民主”在美国研究中频繁出现，却很少人对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现代民主的含义包含多方面内容，如代议制或直接选举式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性别和种族平等。作为政治概念，当今广泛使用的关于民主的两个定义都是源于冷战：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近年来，迫于历史的压力，学界对民主的定义也更加趋向于历史化。约翰·杜恩（John Dunn）在《民主的历史进程》（In Democracy: A History)中将民主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至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直至1945年以后民主作为国际政治话语的主导概念的出现。杜恩指出，“从1796年至今，人们关于民主所要求的政府机构形式并没有共识。”皮埃尔·罗桑瓦伦（Pierre Rosanvallon）则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不断地探索和实验、努力理解自身的过程” 。一个包括探索和实验的历史进程似乎在暗示早期美国民主经历的实验性和偶然性特征。

美国研究领域这种奇怪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学界关于清教起源论与对整一性历史观的怀疑论之间的分歧。此外，现代性理论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现代性理论把大规模的移民、城市化、多元化、文化全球化视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美洲社会的历史就是上述这些元素构成的历史，有大量证据表明美洲大陆文学中的跨民族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批评方法存在于20世纪之前。谢丽·菲什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在2004年美国研究学会年会上阐述了跨民族研究范式以及能够体现这种跨民族研究视域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实践。她指出，“美国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的跨民族文化交汇处（transnational crossroads of culture）。随着跨民族视野越来越成为美国研究的主要关注，我们就会更多地注意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思想、商品的历史根源，更多地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政治、语言、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交互影响和渗透。” 关注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流动对于从事殖民时期和早期立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时下学术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主流趋势。但在菲什金教授提到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研究早期美国历史和文化思想史的著作。跨民族美国研究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把民族国家作为美国研究知识生产的框架，而是注意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以外的知识领域，这些历史研究对于专注于后期历史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反帝国主义和后民族主义批评提供了一种学术上的矫正，使学术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民族国家的形成、后果和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有三部研究殖民时期文学的文集引人注目，它们分别从后民族主义框架来研究殖民时期的文学，包括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和米娅·荷兰（Myra Jehlen）的《美国的英语文学：1500—1800》（The English Literatures ofAmerica, 1500-1800), 苏珊·卡斯蒂洛（Susan Castillo）和艾维·施维茨（Ivy Schweitzer）的《美国殖民时期的文学》（The Literatures of Colonial America)和卡拉·穆尔福德（Carla Mulford）的《早期美国论著》（Early American Writings)。这些著作对于以往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寻求一种多样化的、比较的视角。这些研究重新想象了殖民时期的文学研究，采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关注各类差异问题，走出了传统国民性研究的线性模式。除了这些文集中提供的大西洋和美洲各国不同区域特色的研究外，这一时期还有运用后殖民研究方法探究定居者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这些研究无疑可以为探究民主与帝国、民族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的联系提供新的参照。

四、美国研究方法论的断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主与帝国是无法兼容的两个概念。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境时，在谈论帝国的问题时总是言不由衷。在美国研究语境下，“帝国”更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敏感、在知识上不易言说的话题。

近年来，美国研究学界单刀直入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始终在否认其帝国历史？这个问题又引人思考另外一些历史问题，即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否认其帝国历史的？从何时开始承认二者互不相容、相互矛盾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蓄意掩盖或执意忘却美国的帝国起源的？当年拿破仑也曾经打着民主的旗号建造帝国。杰弗逊总统极力主张民主体制的同时，自己也是美国帝国的主要缔造者。通过对美国研究学术史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国民族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民主与帝国的观念相互缠绕、纠缠不清，这种情形是导致美国学界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发生断裂的主要原因。

当然，对于早期美国研究学者而言，帝国的发现不啻是个令人不安的事件，但这又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几个世纪以来，美洲早期历史通常被书写为美洲人与大英帝国之间冲突的历史。关于帝国的强调和兴趣虽然在史学著作中减弱，但从未完全消失。美国立国之父关于帝国崛起的呼声和言辞从没有终止过，“美国的光荣崛起”，“帝国向西挺进”之类的呼声不绝于耳。杰弗逊曾立志要将埃德蒙·布克（Edmund Burke）的帝国观念升华为“自由帝国”。他在1803年之后开始构筑联邦帝国的梦想，“一个没有都市的帝国，一个基于普遍赞同而不是胁迫强权的政府”。彼得·奥努福（Peter S. Onuf）在《杰弗逊的帝国：美国民族的话语》一书中指出，“在杰弗逊的帝国中，统一体（union）就是杰弗逊预想的在美洲大陆连绵不断地发展的新共和帝国，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美国民族国家是迈向共和千禧年的第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而全世界自治的民族都将加入这一和平、繁荣、和谐的联盟”。在杰弗逊看来，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构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他试图采取同化或教育土著人和非洲殖民的方式来消除这一障碍。 杰弗逊自认为他所构想的帝国不同于以往的欧洲帝国，而是一个致力于解放的帝国，特别是为欧洲血统的人民提供一个持久和扩张的帝国，而不是像以往历史中昙花一现的帝国。在整个19世纪，历史学家们在研究杰弗逊的帝国理论时，非常重视殖民主义和帝国对于历史书写和历史观念。当时的历史学家包括George Bancroft, Francis Parkman, William Prescott等，他们都曾写过大量的史学著作，来讨论民主帝国的发展动力。

自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的意识在美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初露端倪。华盛顿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里就展示着艾曼纽·洛兹（Emanuel Leutze） 1861年创作的巨幅油画《帝国的西进历程》（We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现在这幅画悬挂在美国国会山众议院大厅西侧楼道的墙壁上。这幅画展现了19世纪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明确使命观”在美洲大陆所向披靡的历史进程。画面展示了早期大西洋海岸的拓荒者穿越西部，最后抵达太平洋西海岸的情景。画面中的拓荒者们和大篷车队宛若一支朝圣大军，越过重重险阻，向着西部边疆的理想国挺进。画面的左侧是旧金山金门海湾，画面中的朝圣者们从山顶上向辽阔的大海遥望，这些姿态各异的拓荒者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画面的右侧是一个幽暗险峻的山谷，暗示拓荒者们曾历尽千难万险的艰苦岁月。这幅画场面壮观，气度恢宏，颇有民族史诗的气度，因此被视为美国民族精神在西进运动和拓疆探险进程中的形象体现，也是美国例外论和“明确使命观”的形象再现。洛兹创作这幅旨在弘扬美国精神的壁画时正值美国内战即将爆发的时刻。向前簇拥的人群暗示了西进大军穿越美洲大陆，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的艰难历程。油画边框中的摩西和以色列人象征着神圣的使命和拓荒者们憧憬的希望曙光，预示着19世纪美国人的神圣使命感。

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中，帝国意象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托马斯·考尔（Thomas Cole）的《帝国的历程》（The Course of Empire）就是一幅呈现帝国历史的史诗巨作。不过，这幅帝国兴衰史组画隐隐约约流露出对于共同体的担忧，反映了艺术家对于帝国因内在矛盾和张力而导致走向没落和崩溃的焦虑。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展示一个帝国兴亡的历史？帝国衰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组画所流露出的对帝国命运的忧虑与美国社会现实有何关联？《帝国的历程》是托马斯·考尔从1833年至1836年创作的组画，共分为五个部分：《荒蛮时期》（The Savage State）、《田园时期》（The Arcadia or Pastoral State）和《帝国之巅》（The Consummation of Empire）、《帝国的覆灭》（Destruction）和《帝国的衰败》（Desolation）。组画反映了当时美国人的时代精神，把田园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阶段，同时担忧帝国的欲望导致混乱和膨胀，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组画描写了一个虚构的大都市（山巅之城）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座城市坐落在一条河谷入海口的山谷，远处河水流入海湾。每一幅画中依稀可辨的是山谷的轮廓，一座巨大的石崖高耸入云，俯瞰着山谷里的城市和人类的兴衰。《帝国的历程》的创作灵感来自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恰尔哈德·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考尔在画中引用了第四部分的一段诗行：

There is the moral of all human tales;

‘Tis but the same rehearsal of the past. First freedom and then Glory – when that fails,Wealth, vice, corruption – barbarism at last. And History, with all her volumes vast, Hath but one page...

第一幅画“荒蛮时期”展示的是山崖对面的海岸，拂晓时分，天色阴暗，山雨欲来的景色。画面中有一个猎人穿着兽皮在荒野中追逐着野鹿；溪流之中有独木舟荡过；在河对岸依稀可见一片草坪绿荫，一群人聚集在篝火旁边，似乎象征着未来即将出现的城市的中心，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尚未被人类侵蚀的健康、自然、和谐的世界。

第二组画《田园时期》中描述的是天空晴朗无云，空气清新的夏日的早晨。在河谷的下游，岩石位于画面左侧，更远处隐约可见分叉的山脊。原来的荒野都已经成为定居的土地，耕地和草坪随处可见。背景里的人们在从事着各种活动：耕作、造船、牧羊，近处有人在翩翩起舞，一位老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丈量着什么。在山崖下的河畔旁，一座殿堂威严耸立，祭祀的“硝烟”袅绕升起。这幅画中的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让人联想起理想化的、田园时期的古希腊社会。这些意象暗示，虽然自然环境已经被改变，但人类尚未受到威胁。

第三幅画《帝国之巅》所描绘的是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河谷两岸矗立着大理石建筑，画廊和拱门，石阶探到河水里。早先的庙宇似乎已经被建造成一座富丽堂皇的巨大建筑，河湾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整个画面呈现出一幅歌舞升平的景象。河两岸一片欢腾，人们载歌载舞，喷泉、断桥、拱廊、廊柱、殿堂等看上去酷似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不过，城市已经开始隐约显露出衰败的迹象，预示着这个巨大的文明帝国似乎有了某种不祥之兆。

第四幅画《帝国的覆灭》与第三幅画的视角和取景位置大体上相同，前景变得更加宽阔。这幅画展现了帝国遭到毁灭的情景，远处可以见到黑云压城，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一群敌舰入侵海湾，突破了城市的防线，一直开进了河谷，士兵们进入城区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原来游行队伍走过的桥现在已断裂，临时搭建的桥体在士兵们和逃难者的挤压下坍塌；廊柱都已经破碎，宫殿的上层火光冲天，前景中的武士石雕的头已经断裂，身体依然向前倾斜着，朝向不确定的远方；在落日黄昏之中，城市街道上尸横遍野，曾经富庶繁荣的帝国化为废墟，一片狼藉。

第五幅画《帝国的衰败》展示的是多年以后的情景。画面中呈现的是迟暮之中城市的废墟，帝国又退回到了荒蛮时代，人迹全无，只留下了断壁残垣，破败的石雕仍然占据了画面的前景，断桥的拱桥部分以及庙宇的廊柱已经坍塌，成为鸟儿的栖息地，还有惨淡的月光。萧条、破败、惨淡，展现着帝国覆灭之后的场面。

这幅帝国历史的图景一方面展现了对辉煌的帝国历史的眷恋和憧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19世纪美国人对帝国未来命运的担忧和焦虑。这种担忧和焦虑来自内忧外患，除了外敌入侵外，还有共同体内在的矛盾、混乱和危机引发的衰败。这两个例子流露出19世纪美国社会对民主帝国的共同体前景的普遍焦虑。从《帝国的历程》所暗示的主题看，帝国的确包含着矛盾因素，而且这种矛盾似乎无法调和。帝国从巅峰走向衰败的过程预示了共同体自身的痼疾，即民主与帝国的矛盾可能会导致共同体的危机、溃败甚至消亡。

五、美国文学的张力空间

在政治层面，民主与帝国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共同体的结构性断裂，也是共同体必须面对的“帝国的混乱”。在美国文学中，民主与帝国的政治含义体现为民族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文学作为反映民族国家历史变迁的表征，其地域想象、再现方式和叙事策略与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呈现出一幅民族建构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历史，不仅彰显了美国社会观念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美国人的边疆神话、疆土意识、帝国想象和民族身份建构。通过梳理这种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流变，可以揭示美国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帝国想象之间的交互影响。

库柏可以说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视野开阔并取得了规模效应的小说家。库柏的小说创作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美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在他的作品中，帝国和与民主进程相关的土地、疆域、种族、阶级、身份主题相互交织，呈现了复杂的历史图景，对后来的美国文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库柏是公认的美国“民族叙事”的奠基人。 从其思想背景看，库柏本人深受欧洲与美国政治历史和大西洋两岸史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库柏思想的形成与1812年战争之后的国际局势以及拿破仑战败等历史事件有关，民主和帝国的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其生活的历史时期都甚为突出。在关于共同体的治理上，库柏认为经常性的、统一的、公开的法律程序对于民主共和国是必不可少的，而帝国政治与民主法治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库柏的政治思想体现在关于民主和法治之关系的阐述中。在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库柏的作品中反映出的政治框架集中于美国与欧洲的对比。他认为法治应符合人民的利益，应尊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认为法律上的程序民主化和体制化是民主制度最本质的要素，是抵制帝国的有效手段，因为它源于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具有抵制帝国诱惑、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潜质。库柏在1823年到1841年间出版的《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反映了殖民主义与帝国版图的关系。初看起来，这些系列小说在描写美国西进运动中“明确使命观”的具体历史经历过程中，同时暗示了帝国巅峰时期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势头。但《皮袜子故事集》在另一个层面又再现了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领土扩张和对土著居民的殖民史。小说的主人公纳迪·邦波（Natty Bumppo）体现了普通人的民主化概念。这个系列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敏感地记录了逐渐显现的民主的多元化含义，特别是民主与帝国相互交织、矛盾重重的复杂关系。

这部美国边疆的史诗的创作过程是曲折的。作品的写作时间与小说中的历史时间并不同步，库柏先从主人公的老年开始写，写到主人公的青年时期，这个创作时间的选择与库柏的经历和他对共和国历史的理解的变化密不可分。库柏的《拓荒者》（The Pioneers）出版于1823年，但背景却是1793年，当时邦波已经年逾七旬。《杀鹿者》（The Deerslayer）出版于1841年，是库柏最后出版的小说，但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则处于1740至1745之间，当时邦波还不到25岁。在写作《皮袜子故事集》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之间，主人公从老年回到青年时代，回到了他自己的父亲尚未出生的年代，一个完全是他想象的时代。同时，邦波所经历的美国也从独立和创立宪法开始，踏上了共同体国家的未来之路。在1824年至1840年间，库柏重新想象了皮袜子的故事，从老态龙钟、孤独无助的老人又回到青年时代。在《拓荒者》之后，库柏又创作了四部作品，《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和《大草原》（The Prairie），分别出版于1826年和1827年，《探路者》（The Pathfinde）和《杀鹿者》，出版于1840年和1841年。在《最后的莫希干人》和《探路者》中，邦波处于中年时期（《最后的莫希干人》中的邦波与作者当时创作时的年龄相同）。随后，在接下来的另外两部小说里，邦波或者是被置于青年时期，或者是被置于老年时期，无论哪一种情况，时间的节点都很重要，邦波都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在《杀鹿者》中，他从青年迈向成年；在《大草原》中，他面对死亡。主人公壮烈的一生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

民主与帝国的主题在《大草原》和《刺客》（The Bravo）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大草原》是库柏到了法国以后完成的，那是他第一次去欧洲。库柏从欧洲贵族旧世界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政治生活。库柏在《大草原》的序中暗示，大草原上的居民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白人移民潮的冲击。在后来的作品中，库柏对帝国扩张主义的图景流露出某种焦虑和担忧。如果说《大草原》流露出作者更倾心于国家内部发展模式、抵制帝国领土扩张，那么《刺客》则从欧洲大陆的视角重新界定了民主与帝国的关系。《刺客》的写作背景是18世纪的威尼斯，演绎了民主与帝国之间的互动历程，触及了民主进程的合理性问题。库柏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性。在库柏所生活的时代，“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词语刚刚开始流行，民族国家的政治、政体和政府的实验方兴未艾。通过宪法的制定来缓解松散的联邦体制，统一民族国家身份之间的张力，建立起能够将分散的政府统而治之的机构，这些是19世纪初美国社会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1835年的美国还是一个被奴隶制分裂、危机四伏且十分脆弱、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兴共和国。库柏小说中的政治承诺应该说是关于民主与帝国之间张力的文学诠释。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可以说是库柏之后在民族叙事方面比任何一位美国诗人都走得更远的作家。所谓的“惠特曼的民族诗学”指的是惠特曼试图在诗歌的空间里建构一个民族统一体，同时兼顾个人的权利。这两个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围绕统一民族身份与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和谐建构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毫无疑问，惠特曼要完成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显然，他最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不过，当我们考察惠特曼的诗歌创作和政治理想时，诗学传统和政治理想的历史遗产所产生的持久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在这方面，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可以说是惠特曼遗产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试图将民主理念与民族叙事连接起来。

美国的立国之父试图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美国第一部宪法旨在确立一个保障个体权益和财产、在普遍赞同基础之上的共和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无疑有着致命的弱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关于共和的自由理念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自由所滋生的多元化和无政府而最终瓦解。一个自由的共同体如何才能够持续？这的确是19世纪的问题。这样一个建立在主要基于个人利益和超个人理想的承诺之上的秩序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依赖于公民的理性、忠诚和良知，需要共同体的公民认同。这种担忧并非美国独有。在西方，启蒙运动将理性的个体置于中心地位，这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已经蕴含了多元和无序的潜在因素。对于脆弱的现代民主国家而言，主要的担忧是后期维护问题，这关乎美国早期立国领袖们深思熟虑的治国理念。关键的问题是自由国家在观念和构成上如何维护并延续。答案之一是将它转化为强大的统一体，一个通过制造公共情感凝聚力来稳固其统治的共同体。这无须大张旗鼓地去论证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因为这是不争的事实，需要讨论的则是构成民族国家实体的那些成千上万的个体之间如何在民族国家统一体中达成一致。这当然也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从共和国早期开始，强化联盟便一直是公共政策的目标。今天，美国仍然需要有效治理和控制多元主义、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倾向。假如这个标准也是政府行动的指南，那么需要回答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民族主义者所设定的关于统一体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思想，在某种条件下的多元性本身是有可能成为同一性的资源的。关于社会整体性的观念，社会的多元化依赖于相互补充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按照这一理论，社会共同体是有机的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西方政治学思想史上，在不同语境和学科体系下，自由与统一体的模式有许多变体，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平等的还是阶梯式的，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学的。早在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极力推崇有机社会统一体的理念，这也在美国政治思想界和文学界得以体现。在美国，有机共同体的概念在林肯和惠特曼那里发扬光大。应该说，惠特曼在美国最为紧迫危急的时刻提出了颇具前瞻性的思想。在惠特曼的诗歌创作和其他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超出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意义，但他对共同体的关注、对民族统一体的诠释却是充满激情且贯穿始终的。本书讨论惠特曼的目的并非在于探究这一思想的根源或影响，而是关注他对民主体制、国家叙事和统一体思想的独特解说，这样一种解释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惠特曼诗歌及其思想体系的价值空间。

在惠特曼之后，将诗歌作为民族叙事的集大成者的是美国现代诗人弗罗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为我们讨论文学在处理美国历史中民主与帝国的矛盾和张力方面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案例。诗人在处理美国早期历史的过程中，这种复杂的历史意识无处不在。例如，在《家史》这首长篇叙事诗中，弗罗斯特以调侃和讽刺的口吻把自己的家史与共和国的历史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突出了民族叙事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诗人对民族国家的历史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通过含糊其词的文字来暗示早期美国历史的集体记忆和仪式化的场景，对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殖民暴力的历史进行反思。在弗罗斯特的民族叙事中，这种张力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导致一种特别复杂、曲折、自省式的叙述形式，即叙述的同时刻意解构叙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显露出叙述者的矛盾，由此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共和国（或叙述者的后代）的良心，告诉读者这段历史是如何“一直沉重地压迫着我多少有点世故的良心”。面对民族国家的确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叙述者的态度是复杂的，在戏剧化地呈现这段难以忘却的“家史”时，“家史”也演化为民族历史的隐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叙述者也是那段历史的继承者。对于自己并没有亲身参与却从中获利的历史品头论足或横加谴责并不显得比前辈或同时代人更高明，因此诗人嘲讽自鸣得意和居高临下的历史姿态。弗罗斯特深知，作为历史的参与者，祖先的暴力行为也是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弗罗斯特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已成为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这一转变说明这一段殖民经历已深深沉淀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不过，这种集体记忆在后来肯尼迪总统就职仪式上宣读的《彻底奉献》（The Gift Outright）中却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诗人在国家庆典上朗诵的关于帝国历史的诗中，遗忘或有意忽略了《家史》中的国家暴力。弗罗斯特在国家庆典上背诵的《彻底奉献》中，明确地把当代美国人视为早期拓荒者的后裔和文化遗产继承人。诗中代表民族的“我们”与言说“我们”的个体叙述者之间有着自然的过渡，戏剧化地呈现了叙述者的公民意识和民族意识。《彻底奉献》讲述的是诗人曾经在《家史》中反思过的美国殖民经历。诗中的“我们”一词指涉作为共和国建设者和历史参与者的美国公民的文化身份和集体记忆。在这里，叙述视角的盲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诗人预设了读者对“我们”这一民族集体身份的默认，将其纳入美利坚民族历史的主旋律，把其他少数族裔（包括土著居民）作为殖民历史的参与者和分享者一并置于民族叙事之下。在对民族国家起源的回顾中，诗人似乎忘记了《家史》所描述的血淋淋的历史，为下文按照官方历史来演绎其既往经历作了铺垫。

在这里，弗罗斯特似乎在有意回应惠特曼的族体观念。不过，在弗罗斯特的共同体概念中，惠特曼的共同体已然瓦解。在诗人预设的普遍赞同的修辞里，历史被框定在民族国家的线性逻辑之中。显然，这种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预设掩盖了历史的断裂。在声称“在我们属于这土地前她已属于我们”之后，诗人以“我们”呼唤读者的公民意识，敦促读者的参与和认同。为了确立共同体这一观念，诗人需要“忘却”这片土地真正“属于我们”之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诗歌通过“拥有”、“拯救”、“奉献”等隐喻传达了民族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愫，迫使他们去认同和接受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核心价值，同时又“忘却”这种民族认同的代价。诗人还把拥有者变成被拥有、把印第安人的战败简化为殖民地屈服于美国的隐喻（“这奉献的行动就是战争的伟绩”），在历史的忘却中确立集体记忆和民族叙事。历史上，拓荒者对这片土地的“彻底奉献”与印第安人的战败（surrender）同步发生，“奉献”（surrender）也是“拥有”（possession）和“剥夺”（dispossession），但这些都被诗人忽略或“忘却”了。殖民暴力被置于括号内，“把自己彻底奉献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于是我们立刻在奉献中获得了拯救/（这奉献的行动就是战争的伟绩）”。在一系列双关语中，奉献（surrender）成为一种强占（possession），“行动”和“伟绩”（deed）暗指国家暴力，括号里面的诗行所暗示的剥夺（dispossession）被华丽的辞藻所遮盖。弗罗斯特昭示了民族叙事建构中记忆与忘却的张力。诗人把“奉献”（surrender）与“拯救”（salvation）并置，使这一隐喻有了复杂的政治寓意。

这也正是笔者在此引证弗罗斯特的用意所在，不仅弗罗斯特的作品需要在他与惠特曼的关系的基础上来理解，而且惠特曼之后的美国文学均可理解为与惠特曼的持续不断的对话。《彻底奉献》追溯了美国民族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超越历史和现实，着眼于未来——“那时我们所拥有的尚未把我们拥有，我们如今不再拥有的却拥有我们”与“她过去是这样，将来也定会如此”相呼应，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呈现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图景。如果说《彻底奉献》有意回避或“忘却”美国殖民史中的暴力，那么，历史的幽灵依然萦绕着这片土地，导致了殖民者后裔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美国人继承了征服者的愧疚，也继承了被征服者的创痛，这种精神分裂和心灵剧痛也成为美国民族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弗罗斯特的诗歌反映了民族国家历史中令人不安的张力，揭示了民族叙事中文化心理的断裂。

如果将美国19世纪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的历史背景主要在美洲大陆，下半叶的场景则集中在美国在其本土以外地区的接触和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共同体身份认识的复杂化过程。如前所述，在考察19世纪美国内战前的美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民族身份与“想象的地理”（imagined geographies）延续了共和时期早期的身份之辩，反映了时代和民族关于空间、边界、版图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种种张力空间。这种张力空间也反映在19世纪的文学图谱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限定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民族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这种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里，国家、地理和疆界都是作为实体进入想象视域的，民族国家与地理疆域有着内在的联系。文学作品中关于“想象的地理”映衬出民族国家地理空间和身份边际的变化。这种地域想象也是惠特曼那些旨在建构美国国民性的创作的主要特征。惠特曼把民族的起源追溯到了东方，组成了他的所谓“西部海洋”的繁花似锦的半岛和香料海岛，这一想象视域与19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是契合的。在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中，从库柏的西部小说、惠特曼的地域想象、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域外游记、迪纳和梅尔维尔的南海情结、马克·吐温的夏威夷经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克·伦敦的创作转型，美国文学经历了从大陆到海洋、从西部大草原到浩瀚的南海的历史性过渡，也是从边疆情结向南海想象的过渡，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文学中与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历史进步观相默契的一条线路。美国文学中关于南太平洋的地域想象和文学再现与以“明确使命”和“边疆神话”为主题的西进运动等相关联的历史构成了两个交相辉映的主题。

无论是在美洲大陆还是在美洲大陆以外的地区，美国文学与美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贯穿于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域外游记中，能够看到时代所特有的美国人与民族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的民族国家意识。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人对圣地的狂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巴勒斯坦游历的记述，从19世纪初到1882年间，大量的游记、见闻、札记、考证，图书、杂志上刊登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件、绘画、照片等。关于圣地的文学读物还包括宗教文本（宣传册、布道、备忘录、传教士笔记等）、旅行手册、历险叙事、考古以及地理、地形地貌研究著作（特别是与《圣经》预言有关的史料考证类的书籍），还有传奇故事和诗歌。这些圣地游记文学读物的涌现，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圣地的狂热兴趣，而这种兴趣归根结底是与美国人关于民族国家的立国理念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美国人在对神圣之邦的凝视与断想中把超验的价值观与殖民定居的经历作了逻辑连接。美国人对《圣经》和圣地的联想是美国殖民扩张的核心观念，游历圣地使美国人得以在《圣经》发生地亲历《圣经》的故事和寓意，重新想象并演绎宗教和民族/国家的神话，最终以美利坚共和国的新耶路撒冷取代《圣经》里的圣地。这些美国人把近东的游记文学与19世纪美利坚帝国的宏大叙事相联系，成为19世纪整个西方在近东兴趣和狂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描写异域的文字其实更多地指向美国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和文化定位。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美国的“新边疆”——波利尼西亚（主要是塔希提岛、马克萨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已成为美国作家创作的重要题材。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包括理查德·亨利·迪纳（Richard Henry Dana）的《两年的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泰比》（Typee）、《奥穆》（Omoo）和《白鲸》（Moby Dick），查尔斯·沃伦·斯托德（Charles Warren Stoddard）的南太平洋游记，马克·吐温的《艰难岁月》（Roughing It）、《我们的野蛮同胞》（Our Fellow Savages）演讲系列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关于太平洋的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太平洋海域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该是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必然。不过，在领土扩张后出现了新的矛盾，联邦政府与新获得的领土之间产生张力，美国突然发现它不得不进行宪法的调整，设法协调民主理念与帝国扩张的矛盾。美国在北美洲大陆扩张的意义和历史作为一种厚积薄发的民主化进程，为铸造美国人的国民性格提供了恒久的精神动力。美国在太平洋海域的扩张更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美国进入亚太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人在“明确使命”口号下进行的西进运动的延伸，美国在美洲大陆和大陆以外地区的扩张有着明显的类似的意识形态相似性，反映在美国文学中，关于南太平洋地区的自然风光、居民和文化风土人情的描写与美国西部地区的文学再现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梅尔维尔的叙事体现了19世纪美国在海外的扩张带来的国内矛盾，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或冲突中，个体人格与民族认同之间发生了断裂。梅尔维尔通过刻画主人公个人的海外历险，反映了美国社会在国家走向海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梅尔维尔描写了杰克逊总统执政期之后19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内部分裂的状况，区域争端愈演愈烈，奴隶制、种族歧视和领土扩张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张力在梅尔维尔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本身的文化张力。

从上述情况看，如果说历史进步主义构成了美国内战到“进步时代”的基调和时代精神，那么在其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实则潜藏着矛盾和危机的潜流。当美国从美洲大陆迅速进入太平洋以及以外岛国地区，民主和共和的理念实质上已经遭到帝国政治的刚性需求的绑架。所以，知识界和文学界的困惑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解释。即使像特纳这样极力倡导边疆学说和例外论的学者对于美国进入太平洋这件事本身也感到困惑不已。美国文学中的太平洋书写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太平洋的“世界化进程”。这种世界化指向19世纪美国太平洋书写与美国海外经历的关系，同时加速了关于该地域的知识生产，将其纳入美国人的公众视域、知识谱系和地理图谱。这种“世界化”发生在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迅速扩张的时期并非偶然。无论如何，美国文学反映了19世纪美国的帝国想象和民族叙事中的领土化、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进程，昭示了美国民族国家发展与帝国海外扩张的关系。美国远不只是一个渴望摆脱大英帝国的所谓“后殖民焦虑”的国度，而是一个建立在扩张使命基础之上的帝国。帝国话语实践除了以经济、贸易、军事等物质形态存在，还通过语言、修辞和文学等得以实现。这就是本书后面几章所要讨论的话题。 IfQRxfQqEuNzLUj+Lrjydn54pJnZU1QWk2eJHoybTNuLFYNw+0rQsm6fqAwefv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