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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哲学意识和历史使命

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起点的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巨大意义，是众所周知的，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更日益显示出它的意义。没有这次大讨论就不可能从理论和思想上破除“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就不可能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新集体，就不可能迈开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步伐。一句话，中国就仍然不能摆脱“文化大革命”后的困境，而只能在“左”的路线轨道上继续陷于灾难，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中国现在这样的新局面新形势。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次大讨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它所具有的全民思想解放意义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

我在这里着重从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角度，谈谈从这次大讨论中得到的几点启示。

第一，我们经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往往容易把这个命题看成是新哲学体系的创造，似乎与我们普通的哲学工作者无关。这样一来就只有某一哲学的出现才与时代有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应用，也就永远达不到把握时代精神精华的地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给我一个新的认识。实际上，具有真理性的新的原理的创造对于一个哲学工作者来说固然重要，而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结合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同样是个创造。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谁能正确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谁就是在创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正在于它抓住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是率由旧章还是改革旧的体制和制定新的路线政策的大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命题是老的，可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却是新的。用一个似乎是老的命题回答了一个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似乎是陈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真理性和威力。

可问题是懂得这个原理的人不少，几乎可以说任何一个哲学教员都讲授过这个原理，或许有的还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却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意识到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从理论上看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面对实际、面对时代，而不能只是在抽象的原理甚至概念中打圈圈。这就是我所说的哲学家的哲学意识和使命感的问题。马克思说过，哲学家绝不能做沙漠里的高僧，绝不能只是面对自我，醉心于自我直观即我们中国哲学所说的向内用力，而必须面对现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必须具有的哲学意识是实践的意识，即哲学应该为实践服务的意识，而不是“玩哲学”，即把哲学当成概念游戏满足于思辨的爱好。我们的使命是用哲学的方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我可以断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会不断提出问题，其中包括哲学问题，或者最后会上升为哲学问题。我们哲学工作者要有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哲学意识和使命感。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的倡导者，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是当时坚持反对“两个凡是”的某些中央领导。可放第一枪的哲学家们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他们自觉地为实际服务的哲学意识符合时代的需要，这就是功劳。这个功劳从哲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就是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第二，哲学的作用是长期的。有人说，“真理标准”的文章恰逢其时，符合需要才能有这种作用；现在这个问题已解决了，谁再写这样的文章就会被视为反对改革开放政策。这个说法我以为是不对的。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总是有针对性的。现在并不存在1978年前后的情况，当然没有必要把同样的文章当成与1978年的文章具有同样的政治和理论意义。可这绝不是说，这个原理现在不适用了，只能用一次，而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在这些新问题面前同样要坚持实践标准。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政策，根据是什么？就是实践经验。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这个过程就是继续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的措施和政策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就是实践标准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实用主义者。一个正确的原理绝不能只适用于一时一地，只适用于他人而不适用于自己。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甚至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必须坚持这个原理。我们党坚持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其中就贯穿着实践标准。究竟是不是真的实事求是，标准是什么？只能是实践。究竟是不是真的解放思想，标准也只能是实践。离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否真的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都难以判断。而且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不仅有个全面准确的问题，还有个坚持和继续发展与推进的问题。这都离不开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治和思想解放意义具有特定的历史性。但这个原理的真理性是普遍的，它不会随着某个时期特定问题的解决而终结它的真理性。所以我们从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尊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我们的改革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三，实践标准讨论的意义也为我们的哲学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哲学家们都热切地关心并讨论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我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思想走的是这条路，邓小平理论走的也是这条路。这条路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从而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一旦与实际相结合，从中生发出来的新的内容以及它的实际效果就会远远超出原来基本原理的范围。这就叫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一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的内容和作用是无可比拟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陈旧，意在创新，来点新花招。我总是说问题不是面孔的新与旧，而在于真与不真。一个具有真理性的哲学体系，只要密切结合实际（包括自然科学成就和人类的社会实践），是能够不断增值的。相反，没有真理性，任何所谓的创新都是经不起实践碰撞的泡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西方出现过不少哲学家和新的哲学体系，可真正能解决人类命运、指导科学研究的并不多。当然多了一些学者、多了一些哲学家，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并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发挥实践检验真理讨论所蕴涵的精神，即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实际中提出的问题，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永葆青春。试图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另起炉灶，我认为是没有出路的。列宁的话是对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昭示的重要结论，也是2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道路的一个小结。

（原载《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