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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考察物的方式来考察人的本性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抽象普遍性，而应该从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特点来把握人也是非常深刻的论断。可是如果认为类和类本性是表现人的本质最科学的概念，我倒有点异议。我认为，类与类特性并不是用来描述人的专门术语，更不用说是最正确的用语。不见得说人是类或类存在就是哲学思维的升华，因为所有动物物种内部都存在个体和类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就是说，任何动物中都存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不同的是人的类特性即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是劳动或者说是自我创造。正因为如此，动物的类与个体是同一的，或者像马克思形象地比喻的一窝蜂就是一只蜂。可人却不能说整个人类就是一个人，除非把人看成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然存在物，完全着眼于它的生理构造而撇开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只要从人的生命活动方式即劳动角度来理解人，就必然要超出纯粹个体与类的关系而进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类和类存在升华为社会和社会存在物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费尔巴哈的局限正在于他停留在个体与类的范围来考察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运用个体和类的概念，最突出的是费尔巴哈。类这一概念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特别突出的地位。它不仅是费尔巴哈批判宗教、阐述自己无神论的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没有类概念就没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类与个体是相对应的。在他看来，人就其感性存在方式而言是个体、是感性对象、是可感知的实体。每一个体都是我，是主体，可人不仅是我，在我之外还有你，类这个范畴就是用来概括所有个体的整体。可以说，个体是整体的部分，而类则是部分的整体，脱离类的个体，或排除个体的类都是不存在的。而人的本质，就是人作为类的本质，是类本质。这种类的本质应该是个体的共性——这种共性只能是人作为生物体的共性，即自然性，因而它是把所有个体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纽带。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运用过费尔巴哈的类、类本质、类生活的范畴，但其含义则不完全相同。马克思也说，人是类存在物，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人都能把自己的类或对象的类作为对象，即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因而能意识到你与我同属一个类，也能意识到对象的类即把握对象的共同本质。另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实践，说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所以这一点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即不是无意识的如其他动物那样的类存在物）。至于类本质，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不同于一般动物，人的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马克思说的其他动物的类的延续是通过交配与生殖，而人的生命延续即类的生活则是通过劳动，所以劳动这种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类生活。
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第二手稿中关于类、类生活、类本质的概念不同于费尔巴哈，但仍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和痕迹。在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又从个人与社会关系来考察人，强调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形式，也仍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因此，人的共同体是社会，人类的存在方式是社会而不是类。离开社会，类就是一个纯生物学的概念。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也偶尔使用类的概念，例如说在阶级社会中类的发展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实，这里所说的类的发展，就是以统治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他们经常说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利益矛盾的另一种说法。而不是认为存在一种超越阶级利益对立之上的所谓“人”（类）的发展。
或许人们会说：人难道不是类吗？当然是，我们经常说人类。人是一个类。当说人是类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作为无差别的共同物对待的。任何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因此只有从人的生物学本性来考察人、研究人，类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在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时，人是作为整体来思考的，人的类本质就是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质。可当进入到社会历史观时，类的概念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因为类强调的是个体的同一性。可人不仅存在生物学上的类的同一性，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由社会生活造成的社会差异性。因此要想真正认识人，就必须把人从个体与类的关系变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把握人的社会本质，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不能说人的类本质是永恒的，而人的社会本质是暂时的，实际上，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的。当把人这个类与其他动物的类相区别时要考察人的类本质，当考察人与人的区别时必须考察人的现实的社会本质。以劳动作为生存的方式可以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但却不能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能把不同时代和社会制度下的人区分开来。要区分人，要区分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在阶级社会中要区分人的阶级性，在无阶级社会中也应该考虑到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状况、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即把握构成特定人群借以生存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永远是一个类，是包括每个个体的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类，它具有生物学的共同性。但只要人是人，人就永远是现实的人，永远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作为类的人表明的是人的生物学特性，它并不能揭示人的本质。从类的角度来看待人和从社会角度来看待人是迥然不同的。
（1）从类的角度看人，强调人的同一性。所有的人都是人，都是一个类即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中的一个个体。这样，我们每个人的差别就只是生物学的差别，像当代生物社会学家强调的那样，人的一切差别都根源于基因的差别。从社会角度来看人，看到人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性，从而看到人的差异性。离开了人的社会性，资产者和无产者、奴隶主和奴隶都是人，可若从社会制度和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着眼，他们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奴隶主和奴隶。马克思曾说过一段有名的话，棉纱就是棉纱，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商品，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才是奴隶。所以从类的角度看人，除了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即性别和种族外是什么也说不出来的。它的最高的结论是：人就是人，如此而已。
（2）从类的角度看人，必须强调所谓类的利益，即所谓人的共同利益。戈尔巴乔夫是以鼓吹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著称的，但是西方对这种自作多情的卖弄却并不领情，照样把自己的阶级和国家利益摆在首位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不把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范围。特别是类概念往往成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全球问题尖锐化的时代，鼓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借口。我们并不否认，由于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以及各种联系的密切，使得许多问题普遍化，涉及各国人民的利益，例如，生态问题、核战争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在以往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毗邻国家的问题，如今都已成为世界性问题，成为与各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利益是相同的甚至是一致的，因为如何解决、对待这些问题是明显存在矛盾甚至斗争的。西方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本质上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例如核的问题涉及全人类问题，但威胁来自核大国。美国虽以全人类的名义反对核扩散，可它自己却绝不轻易削减核武器或者放弃核威慑。再如生态问题，发达国家自己注意环保，但却把洋垃圾甚至核废料运到别的发展中国家，把过时的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别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可美国却以人权为名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它究竟是要人口多还是要控制人口你无法弄清楚，只要对他们有利别国的人口多少它并不在乎。人们只要不被抽象的类的观点所迷惑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所谓全球问题上利益也绝非一致。这点并不奇怪，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穷国与富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否则就无法理解美国为什么要遏制中国，处处与中国为难。其实全球性问题与全人类利益（特别是与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不能画等号，在当今社会，全球性问题往往成为联合国有关会议或者各种国际会议斗争的问题。除了通过斗争得到的某种平衡或妥协，我们还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过。
（3）从类的角度看问题，把一切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会掩盖问题的本质。妇女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妇女是人。儿童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儿童是人。老龄化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老人是人。世界上没有非人的问题，只要是问题就总会涉及人。这样提问题看问题，就完全把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抽象的人的问题。其实妇女问题就是妇女问题，它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内容和解决方式，正如儿童问题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解决方式一样。马克思主义高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正在于它把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从抽象的人的解放问题还原为无产阶级解放问题，变为通过取得政权，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讲到人的解放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的个人自由和为一切人的自由创造条件问题，但那都是在经过革命甚至流血革命之后的事，是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最反对在保存剥削保存阶级条件下抽象地鼓吹人的解放。这里的确有个看问题的思维方法问题，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抽象为人的问题，而要善于在所谓人的问题背后看到社会问题。
我认为唯物史观和类哲学是两种哲学。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在考察人与动物区别的范围、在考察人的本质的人类学范围、在考察人的自然本性的同一性范围内，类是有用的概念。可如果把它提升为普遍的哲学原则，从类的角度去看待人和人的一切社会问题，就容易违背初衷走向抽象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问题是个世界潮流，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这种倾向，原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经历了几十年的人本主义化的过程。本来批评斯大林的某些“左”的错误、加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是完全正确的。但苏联哲学界一些学者抛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鼓吹抽象人道主义，把在人的问题上的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对立起来。从价值尺度来看，人当然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人最关心的、最宝贵的也当然是人类自己。在价值尺度范围内，人类中心思想是合理的。可若从科学角度来看，则人如何才能在改造自然与社会中达到目的又必须以对象为尺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地摆正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脱离科学世界观基础，片面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抽象地鼓吹尊重人的自由、平等，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变为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一系列价值观念，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任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都能接受的东西，表面上看像是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却由于不能正确理解人的社会本性和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而使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处于寸步难行的被动处境。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抽象人本主义的怪胎和产儿，它的最终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人的人格和尊严任意践踏，因而使人们更加重视对有关人的问题的研究，这是合理的、必要的。可以肯定，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进展，关于人的问题，例如关于加强人的素质的培养、关于“四有”新人的塑造、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宣传，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用科学理论塑造人、培养人将会在哲学研究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人，而不能用抽象的人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都纳入抽象人道主义的框框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把类的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异化了的类本质向自身的复归。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类本性的基础上，把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以及个人的自由与人类自由的关系，都放在社会形态的更替的范围内来考察，从而使一切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都双脚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过程是不应该忘记的。
（原载《世纪评论》，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