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哲学家们都热切地关心并讨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我以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仍然是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思想走的是这条路，邓小平理论走的也是这条路。这条路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从而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原理似乎仍然是“老祖宗”的，可一旦与实际相结合，从中生发出来的新的内容及其实际效果就会远远超出原来基本原理的范围。这就叫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正如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原理，一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们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我们有些人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陈旧，意在创新，来点新花样。我总是说问题不是面孔的新与旧，而在于真与不真。一个具有真理性的哲学体系，只要密切结合实际（包括自然科学成就和人类的社会实践），是能够不断增值的。相反，没有真理性，任何所谓创新都是经不起实践碰撞的泡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西方出现过不少哲学家和新的哲学体系，可真正能解决人类命运、指导科学研究的并不多。当然多了一些学者，多了一些哲学家，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追求的并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发挥实践标准讨论所蕴涵的精神，即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着力解决实际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永葆青春。列宁的话是对的：“
沿着
马克思的理论的
道路
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
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
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这是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通过邓小平的运用和发展所昭示的重要结论。
哲学贫困的说法现在非常流行。哲学圈子外的人这样说，以表示对哲学的轻视；哲学圈子里不少人也这样说，以表示对自己专业的无奈。其实，与蒲鲁东不一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贫困。贫困的是哲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工作者。我们要区分开哲学的贫困和哲学家的贫穷。《庄子·山木》中有个故事，说庄子身穿打补丁的破衣服，脚穿用麻绳绑着的破鞋去见魏王，魏王说您怎么这样疲困呀？庄子说，我是贫穷并不是疲困，衣服破旧、鞋子破烂是贫穷，有理想不能施行才是疲困呀。这个道理，与哲学的贫困和哲学家的贫穷二者的区别相类似。
哲学家是贫穷的，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并不因此而贫困。我不搬用我们的祖先，说哲学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哲学，中国灿烂的文化是不可设想的，也不搬用中国革命史，说《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作用如何如何，只需看到20年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认识路线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伟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就足矣。整个中国的历史、整个中国的革命史、正在进行的中国的实践运动，都证明我们的历史发展得力于我们丰富的哲学思维。哲学本身并不贫困。
仅就当前来说，现实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自然科学中，西方科学哲学家有的重新对世界物质性问题提出挑战。他们说：世界只有在未进入人类实践和认识范围时才是客观的自在之物，一旦进入人的认识范围，就成为为我之物，成为现象；客体是不能认识的，当它一旦被认识就转变为现象，即转变为在主体中呈现并依存于主体的客体。我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对立的陈旧观点。如果对客体的把握仅仅属于主体的构建，那无非是人为自然立法。按照这种哲学，自然科学就会完全丧失它的客观真理性，丧失它的实际效用。当今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其成功和失败不断地驳斥这种理论。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迫使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是如此。苏东剧变把历史有无规律性的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等等，都是当前存在的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面对丰富的社会生活、复杂的社会实践，哲学不会贫困也不能贫困。哲学家的贫穷不应成为哲学家投身哲学研究的障碍，更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轻视哲学的理由。中国自古就有“安贫乐道”的传统。我们应该改变对“哲学贫困”的看法，让贫穷的哲学家到富裕的哲学大海中去搏击。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一定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但如果不是爱好真理而是迷恋金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
我国正处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关键时期。我们哲学工作者肩负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全面准确地宣传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使命。同时，我们还要坚持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个难题。从延安整风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由纯理论工作者撰写的能称得上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是很多。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多停留在解释或注解某本著作或某个原理上，或介绍西方某些理论。这对于宣传普及和启蒙有作用，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当然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研究现实问题既要有勇气、有胆量，还要有条件、有水平。我们只有真正落实江泽民关于端正学风，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指导原则，造就一种面对实际的学风，才有望培养出一大批跨世纪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原载《教学与研究》，19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