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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经常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用？我回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用处存在于用之中，不用则无用，用则有用。例如，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是生产力，等等，都是理论工作者甚至普通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原理。可是只有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先导，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代、新局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极其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巨大威力。
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导言，这是恩格斯通过总结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揭示的一条规律。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序幕，而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革命，则以枯燥的哲学命题曲折隐晦地反映了德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从事为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思想变革工作。他们创立新的革命学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把形形色色的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这项思想变革的工作长达数十年，最后无产阶级革命才第一次在俄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思想变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不可能成为一支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成为统治阶级了。
我国是无产阶级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涉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方面面的问题，就其深度、广度和困难程度而言都不亚于一场革命。这场改革的导言同样首先是思想领域，是哲学变革。而这个思想变革难度更大，因为它所要反对的是各种各样以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和错误解释，是被曲解或理解错了的社会主义，而其中不少就是我们自己亲手培育和创建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因而这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解放运动比起反对任何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都更为困难。邓小平的伟大英明正在于：他紧紧抓住思想变革，从恢复党的思想认识路线入手，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思想障碍。
邓小平首先以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破除了“两个凡是”，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及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找到了比任何个人权威更有权威的权威，即人类的实践活动。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也不能否认的权威。在长期个人崇拜影响下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沿着“两个凡是”路线滑行的中国，只有以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开路，才具有如此的回天之力。接着，邓小平又着力恢复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破除僵化半僵化的思想束缚，力求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为依据解放思想。这样，不仅能越来越深入地总结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导言，在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中同样得到了证实。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是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人们往往容易把这个命题看成是新哲学体系的创造，以为哲学的应用似乎永远达不到把握时代精神精华的境界。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而根据时代的需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解决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样是个创造。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并要求人类予以正确解决的过程。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面临的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予以解决，谁就是伟大理论的创造者。邓小平积极支持并指导的关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巨大意义和理论价值，正在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抓住了中国当时面临的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存亡兴衰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个老命题，至少从1845年算起已经经历了150多年，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新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老的命题之所以能解决一个如此重大的新的问题，不仅在于这个命题本身的真理性，更在于处于新时代的运用者透彻地理解了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原理。因此，实践标准讨论在当代中国的作用不仅仅是理论的作用，而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爆发出的力量。
同样，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它体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邓小平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一原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则。不解放思想，就不敢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现实等所谓依据经典有定论的问题。不实事求是，就不能立足现实，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措施、新办法。所以，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原则，但在邓小平的运用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开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理论思维方法的特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时代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他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可以说，邓小平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有的放矢的原则。
宋代著名哲学家叶適曾说过一段很有见解的话，他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比为“若射之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后弓矢以从之。故弓矢从的，非的从弓矢”。的必先立，矢要从的，而非的要从矢，这是一条重要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毛泽东极力反对强的以从矢的教条主义态度，反复强调有的放矢，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邓小平多次说，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就是说，我们对矢必从的而非的必从矢的原则没弄清楚。邓小平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又重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江泽民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只有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算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创造性的，必须是发展的。
矢必从的，非的从矢是正确的论断。可要真正弄清的之为的，又必须以正确的理论观点为指导。的必先立绝不是不要理论，因为在人的实践中确立“的”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分析的过程。在中国革命中，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中国的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析中国的各种阶级关系和阶层的状况，就无法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分析中国国情，以矢射的的名作。同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著作和讲话，对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工农业的比重、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比重、文盲半文盲在人口中的比重、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贫困人口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状况，都有科学的分析。这些分析，立足国情，以矢射的，把握住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并以此为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世界无不变之的，亦无不变之矢。以矢射的，的变，矢当然也要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同志说，这是不是三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的（中国当代实际）？是一的三矢，还是只能一矢（邓小平理论）一的？这种怀疑或困惑，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分为相互排斥的三种体系。实际上我们只存在一种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种科学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而不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体系。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也不可能产生邓小平理论；反之，离开邓小平理论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会由于变为僵死教条而丧失它的生命力。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所谓别的理论，指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及当今颇为热门的新儒家倡导的儒家治国论，等等。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可以借鉴，但不能作为我们改革的指导原则，儒家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它是中国的东西。在封建社会中，有人倡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没有一个王朝是用半部《论语》治国安邦的，更不用说用《论语》来挽救封建制度的衰亡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异族文化、是外来文化，企图恢复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主导地位的意图，是极不现实甚至是荒唐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