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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哲学的确发挥了像恩格斯说的那种先导作用。先是西方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的历史观，从思想理论上为社会变革争得了生存权利。接着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最突出、最显著、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支队伍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逐步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革命，而革命的发展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的胜利，终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队伍。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出现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学术面貌。
有的论者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哲学家，更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前那样的大家。他们主张哲学的发展道路应该回到1949年以前，沿着老一辈学人各自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道路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算不算哲学？西方有的哲学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否认中国有哲学。按他们的观点，只有以一个基本概念为中心通过纯逻辑推论建立起一个体系才是哲学，而中国哲学至多只能是道德格言和人生教条；而按照中国某些哲学家的观点，西方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而至多是以主客二分为中心的知识论体系，没有哲学的韵味和境界；而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和中国新儒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是哲学，至多是政治学，它没建立起一个形而上的哲学体系，它拘泥于现实和功利而缺乏超越。可按照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的理解，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以往的全部哲学都是不结果实的花。如果哲学家都这样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也就没有哲学了。其实，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各有其特点，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格式。哲学的多样性是哲学的生存状态。问题不是什么才是哲学，而是什么样的哲学才是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真正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哲学，而且是我们时代最具科学性和革命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哲学。它的产生是哲学中的一次革命，不能也不可能以是否建立形而上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家中有不少同时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因此，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时也是一部革命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例如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哲学贡献相互映照。但是，他们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实践层面、在政治层面，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传统的以创立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为目的意义上的所谓哲学家。曾经出现过的邓小平有没有哲学的争论也是源于对哲学模式的固定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改变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完成和继续完成铸造中国美好未来的历史重任。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新中国成立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历史功绩。问题是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百年变革的实践，以所谓是否建立哲学体系来对中国百年哲学的历史进行评价。中国百年是苦难中奋起战斗的百年，是战争、革命、建设的百年。凡是既有学术价值又在三次变革中起积极作用的哲学学术著作就值得肯定，凡是在三次变革中站在反对的方面的哲学思潮就不值得赞扬，凡是纯学术研究而确有贡献的应该肯定其学术成就。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中国老一代的一些哲学家利用西方哲学来分析中国哲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探索出一条中西哲学结合的道路，这方面的功绩应该肯定。但这种结合并没有达到科学水平，至于对中国社会命运的解决来说，更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任何以他们的成就来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家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都只能被视为一种偏见。
值得思考的倒是另一种现象，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哲学家对哲学的贡献问题。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培养了大批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其数量之大，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的。他们在各个高等学校、各级社科研究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就研究哲学的人数、出版的著作的数量以及在群众生活中的作用而言都是旧中国的哲学界所无法相比的。可是就培养具有独创性高水平的哲学家而言，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确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例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缺少某些老一代哲学家那种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素养和对西方哲学的深切了解，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以及哲学各分支彼此分割形成的哲学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狭隘性，都极大地妨碍了一流哲学人才的成长。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50年的哲学成就不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中国，更不能提倡社会主义时代的年轻哲学工作者重新走老一辈哲学家以创立自己的形而上哲学体系为目的的哲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前老一辈哲学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无论就其哲学观点、处理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就其哲学的社会功能都具有旧哲学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任何哲学家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哲学创造，他们同样不可能超越条件许可的水平。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走。在坚持这个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应该使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为绚丽多彩。马克思说过，“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可以肯定，最重视实践性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个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具有最丰富现实内容的时期，一定能产生一批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何况50年没有哲学家的说法也过于绝对。从哲学史来看，不少哲学大家的思想和著作的价值都是死后多少年才被重新发现的。孔夫子生前如丧家之犬到处碰壁，苏格拉底被迫饮鸩，斯宾诺莎依靠磨镜片为生，康德、黑格尔甚至尼采，都是生前并不如死后为人所尊重和崇拜。哲学家不是流行歌星、影星、运动员，后者红极一时，名闻遐迩，可一旦息影挂靴，很快就会被人淡忘。思想家不同，他们可能生前不为时人所知，可是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一旦被后人理解、被发掘、被重新发现，就会在历史上长期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确实面临着新的困境。我所说的哲学困境指的是当前重理工轻人文、重实利轻理想倾向中所蕴涵的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轻视。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中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和对消费的无限追求，这种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相容性，使得受这种思潮侵蚀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一种成见、偏见和内在的抗拒力。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一种过时的说教，根本不知道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真理力量。
最近，德里达写了一本名为《马克思的幽灵》的书。他承认，在西方无论是在赞成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意吹捧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这个说法却是客观的、公正的。马克思死了多年，可在当今世界，在哲学、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所有意识形态领域，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脱离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年马克思把一个民族的传统称为纠缠活人头脑的亡灵。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亡灵，而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是一种时时刻刻都在起作用的活的力量。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思想家、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样有如此威力。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持久的，中国的孔夫子即儒家学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持久的，可是它们都只是影响自己的信徒，即这种宗教和学说的信奉者。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不仅影响自己的信仰者，而且感染自己的敌人，迫使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迫使统治者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人们的思想，而且实际地改变世界。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人类社会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世界观的教育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智慧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追求，而不是硬塞给的卖货的“搭头”。要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青年所乐于接受并成为一种自觉追求，真正成为像马克思说的“浸进同时代人的灵魂，也就是浸进使他们激动的爱与憎的感情里”
的哲学，就必须使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一个大的转变，更接近实践，更接近生活，更接近人的心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讲授具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