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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面临的困境在我看来具有世界性，不仅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相比，哲学也是受冷落的。听说学哲学的人在国外也是难以谋生的，这是总的科技与人文关系失衡的局部表现。原因可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是社会结构性变化所引起的。在西方与工业化和市场化高度发展相伴随的生活的世俗化，即对物质需求的强化，对精神需求的弱化，人们追求高消费、高生活水平，把肉体的需求交给市场，把灵魂的需求交给教堂。哲学教授不如牧师、神父。我们国家情况不完全一样，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会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工业化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市场经济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形成的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当谋生成为就业的目的、利益成为选择专业的导向时，人文学科的冷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德国的费尔巴哈是个大哲学家，当年他报考大学哲学系，他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并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选择哲学，你将遭受到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还说，我任你按照你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任你委身于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命运，让你自己尝尝我向你预言的悔恨。费尔巴哈没有听他父亲的，终于成为名载史册的大哲学家，可终生贫困，远离城市。费尔巴哈本人虽然贫困，可给德国民族增添了光彩，给世界人类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我们国家也有些青年对哲学感兴趣，很喜欢，可对哲学只保持爱好，而不会选择它作为终生专业和职业。如果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领域有看不见的手的话，在教育领域，在专业和个人爱好方面，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在起作用。
当然在我们国家哲学并不是一直受冷落的，曾经有过三次高潮。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的“全民学哲学”，热火朝天，可是很快就消失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时期的哲学学习高潮，很快也完了。这说明，哲学学习如果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人文精神是要慢慢培养的，像植树种花一样，从小就要培养。第三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哲学打头阵，哲学立了一功，哲学工作者露了脸，可是它也没改变以后哲学受冷落的状况。因为利益导向比什么力量都大。我把这叫做社会结构性变化。当然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和政府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性扶植，不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投入，尽可能改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已初见成效。江泽民的北戴河讲话和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使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极大鼓舞。
当然，社会结构性变化是我们人文学者个人无能为力的，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从我们哲学来说，哲学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哲学不是一个很好的谋生的职业，更不是一个发财致富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来说，远不如学理工、学医、学财经。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哲学是绝不可少的。孔子、老子、庄子、朱熹、王阳明的世界声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培育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日本一个哲学家说过，康德和笛卡儿是德法两个民族的光荣。有的国家是经济大国，可总为哲学领域没有突出的人物而遗憾。中国人或全世界知道孔子、老子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哪几个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当然哲学家也要生活，而且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哲学家的贫穷并不值得赞许。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政策性的，通过国家发展生产提高相关人员待遇来解决。从哲学家个人来说，在金钱与学术之间应该分个轻重。一个是个人的问题；一个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关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文化繁荣的问题。孰重孰轻，涉及的是价值追求问题。哲学工作者应该有正确的价值导向。要正确认识哲学家的使命。这是关涉到对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正确理解的问题。哲学要繁荣，必须对社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哲学家要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提高我们人民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素质服务。具体说，哲学要发挥它的独特功能，即为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服务，为提高理论分析能力、辨清思维能力，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品格服务。我们反对实用主义，但不能反对哲学的效用。艾思奇薄薄一本《大众哲学》的历史作用比任何一本脱离实际的哲学专著要大要持久，至今还在重印。我们既需要高深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也需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类型的哲学普及著作。科学要科普，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有科普。
在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时期的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从理论上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服务。事实上，在宣传、贯彻、解释“三个代表”思想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一个宽广的大有作为的领域。要坚决实践“三个代表”思想；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为此必须进行新的研究。既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又需要正确的、通俗的、有说服力的宣传。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使命，也是党的期盼、人民的嘱托。
哲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追求，没有正确的研究方向，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即使有很好的客观条件，也未必有精品力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学科不见得行得通。翻开全世界的哲学史没有一本传世之作是许诺重赏之下写出来的。我说的不是不要评奖、不要奖励，我说的是哲学家自身的价值导向问题。哲学学者个人在事业上要有献身精神，在治学上要有甘坐冷板凳精神。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落实和贯彻江泽民在人民大学讲话的五个高度重视、五点希望的精神，把从事哲学工作融合到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去。
（原载《理论学刊》，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