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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本质是创新。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并提出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问题。理论创新当然包括哲学创新。可哲学要与时俱进与科学技术相比有它的特点和难点。
一个难点是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任何学习不必从头开始，除非研究科学史或技术史。技术的更新，可以有了新技术不要旧的过时的技术；学习新技术也不必从学习旧技术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例如数学不必从欧几里得的著作开始，学习物理不必从牛顿的著作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就是面对当代，当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成就是最高的成就，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成就的结晶。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高科技、新科技，而在哲学领域中没有什么高哲学、新哲学。往往打着最新哲学旗号的哲学是哲学骗子或哲学谬论。哲学应该重视传统重视人类的已有的成就。哲学发展不是台阶式的而是积累性的，历史上的哲学家和哲学体系代表人类智慧的不同侧面，有时前代的成就后人难以企及，成为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恩格斯曾高度赞扬古代希腊人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还说，“我们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
。恩格斯这段话我看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如果说在西方，人们往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中国，我们则往往回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学说。因此在哲学研究中往往容易向后看，注重历史而忽视甚至轻视现实。这样，一个民族的丰厚的文化积淀就会由财富变为负担。严格说来，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并不表现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而是表现在人文文化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领域。所以哲学要创新，要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历史传统，重视哲学遗产，更要重视现实，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正确处理向前看与向后看的关系，以便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没有教训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都是有过的。我们是在不断地摆动的代价中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更为复杂。它不仅有个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关系问题，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关系说，不能轻视民族文化传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老祖宗不能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实践证明普遍有效的原理，但又要根据新的实践、新的问题进行创新。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结论，就会导致实践中的错误和失败。在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的关系，是同一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批判地继承自己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没有对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缺乏文化资源；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成为历史的重负而优秀因素就会由于被湮没而沉睡。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不是既成的地面建筑物，而是有待后人发掘整理解读的地下财富，由后代子孙的状况决定。
另一个难点是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人文学科的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逼着必须更新技术，技术的更新又是以科学发展为依托的，所以当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密切的互动关系，肯定同样推动科学的创新。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生产的需要比10个大学更能推动科技的发展。在当代，在生产实践的需求与科技发展之间有一个不断转化的机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这个驱动机制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开始就存在，随着它的发展和扩大作用越来越强烈。20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生产对新的科技需求和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这二者之间转化的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当然，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人员应该树立自觉创新精神而不能是单纯利益驱动。但相对于人文学科，科技创新的条件、动力、可能性远远大于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不同，市场经济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给它像对科技发展那样的推动力。在市场经济的强劲推动下，可以很快出现比尔·盖茨，在中国也会出现中国式的比尔·盖茨，但在市场经济压力下压不出一个康德和黑格尔。这需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这当然不是说，市场经济对哲学发展不利甚至阻碍哲学创新。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有利于更多资金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兴起会推动文化的繁荣。市场经济有可能为哲学人才展现自己的才能和著作的迅速出版提供一个平台。哲学并非绝对没有市场，哲学可以通过哲学普及的形式来满足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需求，而且随着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消费的内容和水平会发生变化，学术性强的哲学著作也会有比现在更大的市场。但无论如何市场经济不能直接推动哲学家的成长。哲学不像科技那样可以在竞争和市场的压力推动下迅速发展。如果哲学的发展和哲学家的生存迫于市场的压力和个人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不仅不会引导哲学走向正确的方向而且会走上邪路。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属于文化领域，它要以坚持先进的文化前进方向为指导而不能简单以市场利益为导向，更不能为一己私利而媚俗。所以哲学与时俱进的第二个难点是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哲学学科人文价值本性的矛盾问题。我们非常清楚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妥善处理市场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
要使哲学与时俱进，不仅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矛盾，哲学的人文本性和市场经济利益导向的矛盾，而且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三种眼光：
一是时代的眼光。与时俱进的时，不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时，如果把与时俱进仅变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就是把这个科学的命题变为相对主义的命题，变为无原则的随波逐流。与时俱进的时最根本的是时代，我们应该清楚意识到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应该清楚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哲学本来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没有时代眼光，就是落后于时代，根本谈不上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三个代表”学说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处于当代世界中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几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的理论化、纲领化和具体化，具有最为强烈的时代特色。
二是世界的眼光。这是当代哲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从哲学发展看，开始是地区性的，无论是西方希腊罗马哲学中各种学派还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它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地区性的；后来随着民族的融合，哲学突破民族内的地区限制变为民族性的。而在当代，哲学应该具有世界性眼光。要像江泽民教导的立足中国面对世界。世界眼光其实也是一种时代眼光，但重点不同。世界眼光是横向的共时性的眼光；而时代眼光是一种历时的眼光。哲学按本性说是民族性的，它以往都是在各民族范围内独立发展；虽然也有交流，但不具备当代这种世界性的交往。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哲学的相互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害怕这种交往。我们既要有积极交流意识，也要有防范意识。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它们提出和研究些什么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思想，什么是无价值的趋时媚俗的时髦思潮，我们应该注意，应该分辨。在当代世界，哲学眼界太狭隘，信息闭塞是会落伍的。当年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学说，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应该如此。
三是问题的眼光。哲学要与时俱进，根本的是善于根据时代的变化、科学技术的成就和世界的状况，以及我们自己面临的任务，善于从哲学上进行思考和反思。无论是当代现实还是经济全球化，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提出了许多哲学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要善于捕捉问题，善于提出问题。在学习中提不出问题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提不出问题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具有与时俱进眼界的哲学家。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他说过，对于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
答案
，而是
问题
”。“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问题
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
实际的
呼声”
。有问题才会有答案；没有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永远与问题相联系。毛泽东提出了在落后的中国如何革命的问题，才有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等等一系列具有创见的答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只有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才会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形成的一系列有创见的答案。江泽民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这样的党的问题，才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这些年来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哲学最根本的是要善于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并从哲学高度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哲学不可能直接解答任何具体性问题并提供具体的答案，但它能提供一些思想方法论原则。我们从党的三代领导人对问题的思考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
当然，哲学并不像科技那样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前沿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义利问题至少从孔子时代就存在；公平问题、正义问题，奴隶社会就开始争论。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即法与德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其他诸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极分化问题、分配不公问题都是老问题。可是所有的老问题在新的历史和不同语境中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和解决方式。所以哲学既要捕捉实践与科技前沿中提出的具有哲学性质的新问题，又要对那些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答案。
总而言之，哲学要与时俱进必须立足当代，面对世界，面对现实，善于捕捉我们时代和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从哲学高度进行思考，这样才能与时俱进。而只有从与时俱进的高度才能正确解决传统与当代、市场经济与哲学的人文本性的矛盾。在我们国家，一个能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发生作用的哲学，肯定是有利于我们继承优良传统，有利于合理规范市场经济的。这就是说，哲学从高层次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不是屈服于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压力的驱动。
哲学与时俱进本身并不是哲学的目的，而是哲学真正发挥作用的途径。哲学在与时俱进中成为时代的哲学，反过来才能用哲学的新成就来教育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提高他们的思维水平和人文素质。这样的哲学我可以肯定他们愿意学、乐于学，可以真正发挥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教育作用。这样的哲学，我以为也不是任何西方哲学思潮所能比的。如果我们在哲学上不与时俱进，年复一年宣讲同一本教科书，不断地重复老问题老例证，就没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