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哲学学科本身看，哲学有自己发展的历史。有历史，就意味着有发展有变化。比如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罗马哲学经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英国哲学到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代西方哲学，这是一部发展史。中国从先秦诸子百家，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的启蒙思想，再到当代中国哲学，也是一部发展史。从表面看历史发展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但这不是江泽民作为一种理论品质说的与时俱进，而是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存在变化引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哲学体系的更替，它是一种历史状态，是客观历史自身的一部分。而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哲学形态，并不具有自觉与时俱进的品格。我们可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家，他熟悉哲学发展史，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就是关于哲学发展历史的著作，他非常清楚没有万世一系永恒不变的哲学体系。可是他自己却奢望处于哲学发展的顶峰，自诩为对绝对观念的最终的把握。从客观历史发展看，黑格尔哲学只是德国哲学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片段，可从黑格尔的哲学观念看，他自认为是哲学发展的终结。不仅是黑格尔，恩格斯说过很多哲学家都有这种奢望。因为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少哲学家们都力图以最终的绝对真理来构筑自己的完整体系。
历史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也是如此。所有自称为历史发展终结的思想体系都会为另一哲学体系所取代。黑格尔形象地把哲学史称为白骨累累的死人战场，总是一个哲学体系打倒另一个哲学体系。许多哲学家看到这种历史事实可又幻想自己的哲学永不发展。我把这叫做哲学家的哲学意识和客观历史自身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这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全部人类的思想史，看待哲学史的变化，而且用发展的观点看待自己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它永远处于发展的过程中。恩格斯曾明确宣称，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列宁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真理但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进一步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所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有一部发展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它不同于以往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是一个体系打倒一个体系的死人的战场，而是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历史，是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的历史。当然，其中也包括以新的原理取代旧的原理，包括对某些失误的纠正。所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坚持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恩格斯说的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哲学意识、治学态度就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本性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陷于教条主义的困境，而且会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动的创造本性。
这种以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我们的队伍中有没有？当然有。我们不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150年的国际性的历史，仅就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没有这种矛盾，就不会有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不会有延安整风运动，不会有邓小平的反对“两个凡是”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会有江泽民近些年来关于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创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的重要论断。
与时俱进的论断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性。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说，能够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时俱进的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可真正能做到把与时俱进变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自觉地坚持理论创新的还是很少的。我们全国有多少万哲学教员和哲学研究人员，更不用说各种类型的各种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只要有百分之一真正能做到与时俱进，能够在哲学理论上进行创新，中国就会有多少具有创新意识和成果的哲学家？毛泽东当年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如果我们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都能自觉地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与时俱进的要求，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进行哲学创新，我们的哲学就会显出蓬勃发展的景象，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哲学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
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一定要坚持实践“三个代表”思想。而实践“三个代表”关键是与时俱进。我们党的理论要保持它的科学性和实践有效性，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可以说，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的政治品质。虽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类似的说法不少，如“世俗岁殊，时变日化，遭事制宜，因时而移”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
，“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在与民之所安耳”
。这些都是非常卓越、充满政治智慧的言论，可是有一条具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区别，这就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针对“法先王”，即针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体制或律令说的，而当新的统治者统治稳固，各种体制确立之后，很少主动变革的。即使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曾倡导变法图强，很少成功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安于原有制度，积重难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不同，夺取政权是变；掌握政权以后还要变，要不断与时俱进，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因此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过程，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寻找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江泽民同志把与时俱进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保持活力的重要保证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我们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吃透江泽民关于与时俱进论断的重大意义，把它变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解决我们的哲学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之间可能或现实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矛盾。要是不认识不解决这个矛盾，永远围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打转转，我们的哲学理论就没有生气，我们的哲学工作就没有出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由于边缘化而失去它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