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都有待提高。我们的原理研究领域有一些是国外争论已久的过时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还停留在按照原著顺序叙述的水平上。这在开始阶段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应该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都有很多空白，有很多工作要做。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几乎每一条原理都没有搞得很清楚，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为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根据是什么？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绝不会出现？这些原则如何解释当今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落后国家的革命问题？如果我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缺乏深入的理解，就会产生搞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是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要求，现在发展私有经济、发展个体经济也是符合这个规律的悖论；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如果流于表面，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基础相同会出现不同的上层建筑、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如何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来进行解释等问题。再比如，在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作用方面，斯大林逝世后最终苏联出现解体，由超级大国沦落为二流国家；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目前的困境；中国在1976年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邓小平的改革，出现现在这种新的经济局面。对此，应如何正确估计个人的作用，估计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个理论难题。至于如何阐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选择的关系，如何具体解释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问题仍然不少。在基本原理的研究方面领域宽广，可做的工作很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应该深入地进行专题史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一些经典作家关于某一理论问题的论述要进行系统的探索，而不能停留在重复原著的水平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必须立足现实，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我们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境有一部分是源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偏颇理解，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方法和路子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过分重视纯学理的研究，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忘记了为什么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忘记了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点上，我赞同美国哲学家赫舍尔的观点，他说：“当代很多哲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概念化过程远远离开了那导致哲学得以产生的处境，以致他们的结论同最初的难题似乎毫无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立足现实、面对现实，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分析当代的理论现实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我们也应该立足现实，但不是按照现实的需要重铸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该是一部信史，应该尽量地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着重研究什么问题，研究经典作家的哪一方面的思想，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问题是当代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其本人的、原有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与当代现实不符或不完全符合，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应该仅仅是一部真理的发展史，而且应该是自我完善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可能没有理论失误，在原理中这些失误可以略去，而在历史中必须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不应当是哲学原理的单纯叙述者，同时也应该是研究者和评论者。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回到马克思，如果我们真的对马克思的一段话或某一原理发生误解，那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经典论述是应该的，但如果把回到马克思变成一个普遍口号，变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历史的研究方向，甚至变成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需要来重构马克思、重新解释马克思，这就容易导致对历史的曲解。

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应该具有世界眼光和感召力。所谓世界眼光，就是要考虑到当今世界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提出的难点和问题。完全脱离世界状况的关门研究，信息不通，眼光狭隘，就会变成庄子曾经批评的“拘于虚”的井底之蛙和“束于教”的教条主义者。所谓感召力，就是要充分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世界问题、国内问题的关注，使人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人的实实在在生存困境的关怀。

学风和文风也是我们哲学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哲学思考是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事，它令思考者废寝忘食、不得安宁，这是智慧的痛苦。一个观点、一个思想的提出力求经过深思熟虑，不能张口就来，涉及马克思主义重大原则问题更应如此。康德这样的大家还说：“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思索过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对工人说来还不够好；恩格斯也说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一个历史问题要花好多年的时间。他们都强调了理论思考的严肃性和艰巨性。这些思想巨擘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从文风来看，我们的著作和文章要摆脱纯粹的思辨和大量使用连自己都不懂的语言，术语要有公共性，可理解性。哲学虽然要有个性，但绝不是只属于哲学家个人，不能只是哲学家个人的独白。哲学文章要尽可能生动些，要讲究文采，要使人爱读，而不是望而生厌。康德的哲学思辨能力堪称一流，可是他自己也提出哲学应该通俗，认为研究应该是高深的，而成果和表述应该是通俗的。他承认自己的著作晦涩难懂，但他并不炫耀这一点，相反认为是个缺点，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讲到哲学通俗的问题，他说：“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责。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有可能是在貌似高深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他还说：“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闲暇之时，我总在考虑各门一般科学中尤其是哲学中的通俗性的基本原理。”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绝不会困死在所谓困境中。当然，如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把哲学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那另当别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的创造者的意图和本质来看就不是一门谋生的技能，更不是为个人跻身富贵铺就的黄金路。如果所求者大，从强国教民、以求中国立足于世界先进文明民族之林的角度看，我认为哲学不是可有可无的。远的不说，只要看看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学说就可以明白。当然，任何一个哲学工作者个人都不可能有这种成就，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长期的特别是从“实践标准讨论”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对于这种思想的形成和提高人们对这种思想的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的“八七”讲话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强调科教兴国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关键所在。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2）） Igi0WJh0KLq9pUd7C0lh8uztqytdr0UK8yKnRXb1g8k9v2Hdjt8w996Mby6Jij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