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伟大科学家的马克思

马克思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锻造真理的“盗火者”，他带给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人类以科学和光明。对于马克思在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恩格斯曾作过充分的肯定。1883年3月17日他站在亡友的墓前发表悼词时，称赞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是“科学巨匠” 。

这不是恩格斯对亡友的私情和单纯的个人评价。马克思逝世之际，当时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的唁电、报刊的社论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纽约《太阳报》的社论是《一位生气勃勃、成果卓著的思想家》，《自由报》的社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是《学者和思想家》，苏黎世《工人呼声报》的社论是《他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是《他的著作树起了永恒的丰碑》，罗马《民主同盟报》的社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米兰《人民报》的社论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发现者》，圣彼得堡《世界画报》的社论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莫斯科《司法通报》的社论是《现代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之一》，《莫斯科电讯报》的社论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学者》，圣彼得堡《黎明纪事周刊》的社论是《犹太人最有才华的儿子》，等等。尽管它们有不同的政治色彩，但对马克思都表现了极大的尊敬，一致赞扬马克思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新科学的先驱”。

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例如教皇和沙皇、反动官吏和警察都把马克思看作一个“蛊惑家”、“煽动家”、“阴谋家”。其实，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只是他的组织才能和革命业绩，掩盖了他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形象。

从年轻时代起，马克思就以思想深邃而得到朋友们的推崇。1841年秋，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学生时，赫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就高度赞扬马克思，“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精神的发展上都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出了费尔巴哈”，并且对他的朋友说：“请你想象一下，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说的是 结合 ，不是混合）——这将会使你得到一个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 这就是说，马克思年轻时就具有法国最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德国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诗人的气质。接着，1842年5月，当马克思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辩论的第一篇文章在《莱茵报》发表后，又得到卢格的赞扬：“如此学识渊博、如此大智大慧、如此善于掌握被常人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马克思25岁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德国哲学界最权威人物黑格尔的国家观发起了挑战。当马克思完成宣告旧世界必然灭亡的《共产党宣言》时，也只有29岁。这个把最深刻的科学分析和优美的文学格调结合在一起、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宣言，充分显示了马克思的科学奇才。

特别是，马克思以近40年时间从事《资本论》的创作。他先后阅读了2 000多册有关的经济学著作，4 000多种报刊以及大量官方文件和蓝皮书，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艰巨的研究。仅仅《资本论》手稿的数量就非常惊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像《资本论》这样，能够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机制的分析，达到如此科学的高度。

一提到科学家，人们想到的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至于社会理论，总认为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偏见。其实，社会领域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对社会的认识同样有真理与谬误、科学与幻想之分。而且认识社会比认识自然更困难。《资本论》充分显示了社会理论的科学性。正如同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剖析，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的意志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树立了对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范例。《资本论》是社会科学的瑰宝和骄傲。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科学探索。在他年老多病、生活处在极其艰难的最后几年中，他还致力于东方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地租问题，马克思非常注意俄国土地关系的研究，大量阅读俄国学者的有关著作以及1861年以后在俄国出版的各种文件汇编和统计汇编。他还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作了摘要和评注。这就是理论界日益瞩目，兴趣越来越浓的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它是马克思晚年科学探索的见证。

从整个人类科学史来看，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科学家。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专业是法律，但深入地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历史、文学。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成就也是突出的。他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各种自然科学成果，特别是他的《数学手稿》就是证明。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特别是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的著作很多，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100卷。在世界上，出版数量最大、译文最多的著作，名列前茅的应是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已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及其译本的印数集中起来，可以想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图书馆能够容纳。

“风格就是人”，这不仅适用于文学家，科学家也是如此。马克思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风格”。

马克思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和科学良心。他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畏权势，不考虑个人得失。1843年9月他在致卢格的信中，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1859年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这种精神称之为“入地狱”的精神。他在讲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时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尽管马克思一生备受迫害，屡遭驱逐，特别是晚年，贫病交加，十分困苦，但从不卑躬屈膝，“卖论求官”，丝毫不动摇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默默地探求真理，大声地宣布真理，勇敢地捍卫真理——这就是马克思的科学良心。

马克思永远面对现实，注视社会迫切问题。他出生在具有思辨哲学传统的德国，在开始进入柏林大学时，他仍醉心于创造一个思辨的体系。例如他写了差不多300印张的关于法的理论，“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 。可是与博士俱乐部的交往和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改变了马克思的生活方向。他摒弃了虚构哲学体系的纯学术道路，参与实际斗争，从理论上思考迫切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说没有一篇是与现实无关的纯学术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主题似乎是纯哲学的，实际上是以哲学的形式参与反对当时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宗教的斗争。马克思著作现实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时间性，它几乎都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分析研究。他在1842年1月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对德皇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评论。1842年发表在《莱茵报》的几篇著名评论，抨击的是1841年召开的莱茵省议会中的辩论。1844年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著名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回答的是当时德国正在讨论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特别是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他写于1847年的名著《哲学的贫困》，是对出版不久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的评述。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对正在发生尚未结束的政治事件的分析。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全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即使是《资本论》这部最具有科学水平的巨著，也是马克思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形态的分析，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规律的探求，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背对现在，脸朝过去，是同他的风格不相容的。早在1842年与《科伦日报》的论战中，马克思就抨击了逃避现实问题的纯哲学研究，他批评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马克思终生恪守这个原则，至死不渝。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形式上是面向过去，实际上仍然是立足现实，他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是为了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

马克思是科学家，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但同以往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不仅具有卓越的、多方面的学术成就，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处于“盗火者”的崇高地位。或者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马克思为人类特别是为工人阶级锻造了伟大的认识工具，使长期在黑暗中徘徊的人类手中有了照亮前进方向的火炬。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

人类思想史上，有成就的思想家为数不少，他们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并不是每个思想家都能处于“盗火者”的地位。这不是单纯取决于个人的才智，更重要的是时代。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世纪的转换”的时代。这是挣脱了封建束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开始激化的时代。1825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和1830年的法国六月革命，震动了人们的头脑。这样的时代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需要一个耶稣基督、释迦牟尼，还是需要阐明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以及出路的科学家？19世纪40年代的狂风暴雨，使以救世主和预言家自诩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个个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新兴的开始壮大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幻想；是战斗的号角，而不是泪水和温情；是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来世的预言。谁能科学地分析开始暴露出来的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和途径，谁就处于“盗火者”的地位，而被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马克思恰逢其时，并以自己的才智和革命热情，为人类的解放送来了科学的火炬。 ifrOBn2HuyspRSQ2Wy59dJAmSV9NOAfLDhSNJRQ+vD65WZpRny5WcCylVT9yix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