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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是第二国际形成的某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西欧革命现实发生反差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阉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强烈不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滥觞的重要诱因。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彼此相异，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是共同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别于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理论模式。
突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人的主体作用，漠视经济结构和过程的分析，把研究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哲学领域，从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转向“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这是卢卡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总特征。他们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倾向为号召。在他们的眼中，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即主体的因素，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曲解为脱离主体而运动的社会规律的学说，历史进程的概念被曲解为机械的单一决定论结构，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规律或必然规律的模式。于是，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干瘪的”教条，历史被压缩成枯瘦的经济骨架。针对这种倾向，他们主张应该恢复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主体的地位，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为了实现这一理论意图，他们从追溯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渊源入手，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同黑格尔的理论姻缘关系。用黑格尔主义建构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主要理论倾向。这在卢卡奇那本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学者罗伯特·A·戈尔曼在《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此作过评价：“系统地、尝试性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因素的运动肇始于正统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中清醒的代表人物，而最后凝结在G．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麦克莱伦也认为，卢卡奇用以对他的时代的问题进行概括的主要工具之一是黑格尔哲学，《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有的中心概念——物化、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以及总体性——都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根源。
科拉科夫斯基则把卢卡奇与柯尔施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黑格尔来源，恢复了几乎被人忘却的早期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
不难看出，卢卡奇等人的这种倾向是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种思潮的反动。伯恩施坦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视为黑格尔哲学的残余因素，卢卡奇则反其道而行之，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实质。他指出，马克思关于不要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来对待的警句，甚至被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他们只注重对个别事实的考察，而抛弃了对社会历史总体的辩证解释。马克思主义被降低为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理论与实践遭到了割裂，主体与客体遭到了肢解。总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视而不见，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实质全然不解。因此，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辩证法是当务之急。
然而，卢卡奇走向了另一极端。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黑格尔思想的逻辑发展的继续，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实质性概念都来自黑格尔，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加以混淆。我们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上研究马克思主义，重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但绝非把马克思还原为黑格尔。安德森曾客观地认为：“卢卡奇之求助于黑格尔，则远不是出于追根溯源的原因。”
卢卡奇通过黑格尔来发现马克思，来解释马克思，其本质无疑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立场上来建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不仅在卢卡奇那里，而且在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著作中，我们都看到了较浓厚的黑格尔主义色彩。
“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既是卢卡奇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是其主题。概括起来说，他们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首先，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这里所说的“总体”，只是指社会历史的总体（自然被作为社会的范畴）。他们之所以突出“总体性”原则，乃是由于他们把这一原则当作马克思辩证法的最高原则，并认为只有在这一原则下才能阐明社会历史的现实过程，才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运动。这一原则具体体现为社会历史中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现为无产阶级运动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第二国际的情况看，似乎没有哪一位理论家在形式上不主张应全面地理解社会历史，然而却难以发现有人明确主张过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而且把它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可以说，总体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概念。围绕总体性的原则，出现了诸如历史主体与客体、无产阶级意识、物化、意识形态批判、总体革命等概念。
其次，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的辩证法、主体的辩证法。卢卡奇等人既反对抛弃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粗暴态度，又指责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客体的辩证法的“自然主义”倾向。卢卡奇和柯尔施都主张辩证法只能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起着完全支配的作用，离开主体而理解的辩证法，不过是把社会运行的规律同社会历史活动的承担者分割开来，这只能导致宿命论。辩证法体现于历史主体的活动中，在此之外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葛兰西尽管对卢卡奇完全否认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表示了异议，认为既然承认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那么把客体辩证法拒之辩证法之外，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但是葛兰西也强调辩证法应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而他始终用“实践哲学”来命名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阐述辩证法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表现出对一般唯物主义的蔑视，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最后，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掌握和实施辩证法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最初出现，是同卢卡奇等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尝试分不开的。因而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总是围绕现实革命运动所提出的紧迫问题而展开。卢卡奇关心的是如何确立一种同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方法相区别的总体性方法，指导无产阶级去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质，认识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主观条件。柯尔施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内在联系来突出其革命性的方面，即辩证法的方面，主张运用辩证方法来确认社会意识的现实性，并从意识形态的方面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结构”。葛兰西致力于把辩证法当作分析新形势的理论工具，主张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认为在充分注意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特点时，要把注意力引向文化领域，承认文化现象及其他上层建筑部分的能动作用，积极进行文化革命。总之，他们都把辩证法作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把辩证法的直接社会功能理解成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不可否认，上述思想在反对对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倾向，以及在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面都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但人们不难发现卢卡奇等人片面夸大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改造成了一种主观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无疑存在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原本”的倾向，尽管后来他作过自我批评，但在客观上仍然起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奠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