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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国际后期，相当一部分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作了严重的曲解。而这种歪曲主要出现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最初是由美国社会主义者路易斯·鲍丁于1914年提出来的。该词已被包括该派成员在内的许多人所普遍接受。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重要理论家所组成，其中有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他们聚集在《马克思研究》（1904年由阿德勒和希法亭在维也纳创办的理论期刊）的周围，试图解决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仅仅考察他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问题上的两种主要倾向。
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化。以阿德勒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把唯物主义视为“形而上学”而加以反对。他们从康德的先验批判哲学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成一种历史观或经验的社会科学，并特别强调其关注经验事实的因果关系，排斥任何价值判断，不偏不倚的“科学性”，或强调脱离意识形态的“中立性”。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伦理化。大多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企图用康德的伦理学来“补充”社会主义理论，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是以承认人的一般价值为前提的，是以一般的人为目的的，因而是一种一般的道德理想。
阿德勒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遗产”的旗号，试图找到一条本质上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道路。他们认为，用新康德主义中的思想、概念等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有益的。他们的兴趣所在，就是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结果他们“发现”康德的批判主义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空白以及含糊不清的目的。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并没有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前提。
阿德勒认为，唯物主义会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科学性，这是因为，唯物主义难以解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并必然导致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物质和观念的关系问题……只有从认识批判论观点出发才能解答这个问题”
。这也就是说，“心理的东西从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中产生，精神过程在生理机能上对肉体过程的依存更是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因而事实上除了心理—物理平行主义以外不能肯定别的东西，所以认为物质条件对历史过程从而也就是对心理过程产生任何影响的观念，也是不可思议的”
。既然历史过程中并不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那么一切东西都可以归结为精神的东西。“正像经济关系是精神关系一样，生产力也就是精神的力量。”
根据这种观点，阿德勒对恩格斯进行了指责，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毫无根据的。他主张应抛弃从物质第一性出发的唯物主义，而坚持认识论的意识学说。后者是从第一性的东西即经验出发，它提出的问题不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能够有我们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为何要使用“唯物主义”这一术语，阿德勒的解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反对唯灵论才权且使用之；而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是
实证
的唯物主义，是
现实主义
的实证的唯物主义，此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阿德勒的上述观点无疑是以康德的批判尺度来规定“科学”的标准，也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限制在康德意义上的经验世界或现象世界中，才可能获得其科学性。事实上，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抽掉之后，当人们把物质的先在性否定了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消失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阿德勒与考茨基的共同之处，就是抹杀了唯物史观所特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在阿德勒等人的眼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不带价值判断的实证的科学，是同意识形态相分离的，其科学性或真理性完全取决于对思想程序原则的正确应用，而不取决于任何政治态度或阶级立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实证的科学同一般的实证主义还不一样，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主张对事实完全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阿德勒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经验科学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符合经验论者所提出的知识的标准，因为经验论者忽视了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因而他们不可能为科学提供“绝对的”基础。阿德勒等人主张从经验出发，同时也寻求经验地解释社会现象所必需的范畴原则和一些演绎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分析必须以普遍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与主观性相关联的范畴为前提，这些范畴像康德的先验的时空概念一样来自理性而非经验，但又构成了实际的经验。阿德勒反对庸俗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强调意识的现实性和意义，认为社会的因果关系是以意识为中介的，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行为）都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揭示有意义的主观动因。阿德勒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向以主观性为特征的“科学性”方面引导的同时，又试图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划一截然分明的界限。他们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那么为了认识其真理性，只需应用普遍接受的科学思想的原则就足够了，用不着首先接受任何政治的或阶级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如同进化论一样，每个人都能接受它。虽然它也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但这一事实丝毫无助于说明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在逻辑上有助于人们去接受它。总之，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无缘。
上述观点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实证科学，而忽视了其内在的革命性、实践性。事实上，马克思从一开始所思考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他并不是仅仅从这里出发去研究社会现实以及历史过程的。在科学地解释世界时，马克思坚持以客观的科学态度为其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贯穿了无产阶级的使命感。马克思是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一点上把他的学说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同时，马克思始终未沉溺于对世界的“科学”解释，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所以在他的学说中，总是把无产阶级作为改造现实社会的主体。在阶级社会里，如果不能发现改造世界的现实的阶级力量，那么很难说得上这种历史观是科学的；而不能代表特定的群体利益、不具有革命性的纯粹的社会“科学”的东西，也不是马克思的学说所具有的特征。
希法亭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一种客观的、自由的科学，而没有价值判断”
。这种观点更暴露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理解上的肤浅。当然，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乃是指它不带偏见地、客观地说明了世界的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说来并不是实证科学，而是关于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所以它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排除价值判断。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中有无价值判断，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而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第二国际后期，曾出现过一场争论：究竟是要伦理社会主义还是要科学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卷入了这场争论。一般说来，他们都试图把康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用康德的实践理性或伦理学来补充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伦理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科学与伦理学是不同的，前者依据对客观经验事实的观察，后者则建立在主体意志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主要是针对其历史观而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论是在道德上中立的。然而这并不能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何为善”的问题。而社会主义若被仅仅视为社会现象“自然”发展的结果，那么它就不可能导致人们去努力实现它，就不可能把它当作一种目的或理想，所以，社会主义要借助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不能来自关于生物的或历史的事实的说明中，而只能来自作为某种自律能力的和能创造自觉责任原则的人类意志。康德的道德理论无疑能弥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之不足。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明，其错误并不在于强调了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在于他们认为伦理判断应建立在一般的、抽象的人的价值基础之上，闭口不谈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的价值要求。他们热衷于谈论道德戒律的普遍有效性，抽象地肯定康德的绝对命令，把人是目的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他们接受了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柯亨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只有康德的伦理学能够为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根据。因为康德的伦理学证明了除了人是真正的价值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而这点正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这种道德戒律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可以毫无例外地应用于每一个人。因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主张与社会阶级无关。
从新康德主义出发来“改造”马克思主义，难免会遇到这样一个矛盾：如果承认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那么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实证的经验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看作立足于价值判断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本身很难说得上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所一般理解的“科学”了。面对这一矛盾，他们在理论上常常无法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比如希法亭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排除价值判断而采取了完全的“科学”姿态时，他又得出这样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商品生产社会中发展趋势的产物……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洞察，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并且同实际行为没有任何牵连。”
阿德勒也出现过自相矛盾。他有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看来只是对这一历史运动的现实作因果上的论证，所以任何伦理学的论证都意味着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意味着直接根据康德的说法把截然不同的理论经验观点和实践经验观点不加批判地混淆起来”
。然而一旦具体涉及社会主义的问题，阿德勒又难免同康德的伦理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因果链条的纯粹经验的观察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与它的道德价值相一致的。阿德勒用“社会化的人”这个概念来说明这种“一致性”。所谓“社会化的人”就是被社会条件所驱使去实现他认为是道德的东西的人。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道德价值统一于“社会化的人”之中。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同它追求一般人类完美的统一的道德理想是一码事。
伦理社会主义的主张者实际上把马克思描绘成为一个十足的道德理想主义者。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修正”，它遭到了第二国际中的左派的有力揭露和批判，特别是遭到列宁在理论上给予的毁灭性打击。然而，修正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并未结束。这一方面是因为，滋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未完全消除，社会主义运动一旦出现曲折或面临历史转折的关头，就会再度爆发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另一方面，尽管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辉煌胜利，但是他并没有全部解决修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使然。社会主义运动在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新的曲折，遇到新的问题，修正主义势必也会以新的面目或形式出现。在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某种重演。因此，认真总结和反思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得失，研究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的经验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