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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实质，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十九世纪的科学，在这种科学中，生硬的决定论曾是所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的准绳。也应当考虑到他的老师黑格尔在其哲学史中把人看作客观精神的工具。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使他有时走向极端的绝对的决定论。”
这种在今天仍然流行的观点是伴随马克思的哲学产生而来的，也是不少人一直乐此不疲地对马克思进行非议的主要论点。这种观点以较完备的形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围绕唯物史观的实质问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涉及了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形成了历史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峙。
非决定论的主张者主要持两种态度，一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本来就是非决定论的，二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单纯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只讲必然性的决定论，因而要用新康德主义等学说来予以“修正”，而后一种观点较普遍。这些观点通常又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不掩饰地直接针对马克思学说的“原本”提出问题，表达观点，另一种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口号、针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观点来另辟新说，阐述“反传统”的观点。
在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指责为某种与宿命论为伍的决定论的观点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论据。
其一，认为马克思主张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重物质而不重精神，物质总是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伯恩施坦就认为：“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任何过程发生时，都不会没有它的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后果，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它的物质原因，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所以唯物主义者是不信教的加尔文教徒。……所以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
伯恩施坦这一观点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他混淆了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后者看来，物质运动本身并非只是必然性寓于其中。他还混淆了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误把唯物史观理解成把自然唯物主义类推至社会历史领域。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伯恩施坦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斥之为把意识和存在截然对立起来，这是由于他未能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因为这种“决定”，显然是指社会意识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作用。
其二，认为马克思师承黑格尔，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历史理解成按照严格决定的必然性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问题上，人们对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曾采取过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对主体意识的关注。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就持这种看法。而另一种解释认为黑格尔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念无疑是马克思形成严格的或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契机。比如伯恩施坦本人就把黑格尔辩证法当作马克思哲学中的“残余”来对待，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来取而代之。事实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采取的批判所获得的理论成果是双重的，即既把人类历史理解成合乎规律的客观必然的过程，又把人类理解成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当作被历史规律牵着走的无主体意识的傀儡。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贯穿了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采取了预定论的立场。由于缺乏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科学理解，有人便认为凡是马克思对历史趋势的预测就是遵守了某种先验的决定论的模式。例如沃尔特曼认为：“马克思在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前，事实上已经把资本主义的趋势和结局作为一种图式描绘好了，这一先验的命题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
其三，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的和经济的决定因素，忽视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伯恩施坦等人尽管没有一般地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但是却把《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看作一个严格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攻击马克思是一个“社会宿命论者”，说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主要是“独断主义”的。恩格斯曾经针对巴尔特攻击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即否认历史中的人的作用时指出，他是在同风车作战。伯恩施坦等人无疑也是在同风车作战，因为他们所指责的这一切，以及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描述成纯粹的“经济史观”，都完全是任意的虚构。
以上种种对马克思的指责，其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并且一般地反对决定论，主张“因素论”或非决定论。马克思主张的辩证决定论仅仅在于把物质的、经济的因素视为理解整个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绝不是把它们看作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不主张仅仅局限于一般地承认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这是普通常识，无助于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抓住一般超基础的、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舍此无法获得科学的历史观。机械决定论的错误与马克思的辩证决定论的科学性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一概地反对决定论是错误的。
如果说伯恩施坦等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理解成一种绝对的决定论而试图以非决定论来取而代之的话，那么考茨基、梅林、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则力图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来维护唯物史观。不过在这些决定论者中，存在着把马克思的历史庸俗化和自然主义化的倾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著述常常笼统地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称作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也是一种过于武断的说法，实际上他们是附和了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其论敌的指责。的确，在19世纪90年代初，当资产阶级教授们和追随他们的“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之时，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上不够成熟，甚至连倍倍尔、拉法格和梅林等人，都对唯物史观的真实内容理解得不够深入，因此也出现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但在恩格斯通信的影响下，许多人都加深了对唯物史观的实质的理解。在第二国际后期，虽然考茨基等人仍然较严重地曲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梅林、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则在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因此，在第二国际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中，基本上持机械决定论或庸俗经济决定论的人并非多数。
在这里，值得着重考察的是考茨基在决定论问题上的见解。弗兰尼茨基曾经对考茨基作过评述：“卡尔·考茨基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作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这个运动的繁荣昌盛同考茨基的声誉大振联系在一起，同样，这个运动的衰微没落也意味着考茨基这个德国社会主义和整个第二国际公认的理论领袖的破产。这个运动的理论成就和重大缺点，都最充分地反映在考茨基身上。”
这个“重大缺点”，包括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曲解。而这种曲解，主要表现在他割裂了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由于这种错误，最终导致了他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轻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活动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改造作用。
考茨基的错误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源，就是他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最初是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来研究社会的，即从生物有机体的发展、物种的生存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当他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才转而着重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的状况。然而在他的理论生涯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妨碍了他的视野，使得他过多地强调了人的自然性的一面，过多地强调了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一致的方面，以至于他常常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范畴，而表达的却是一种近乎机械决定论的观点。
考茨基夸大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轻视人们在改造社会中的能动作用。他在《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理论部分中指出，经济发展本身如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因“自然的必然性”而给自己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经济发展也因为这种自然的必然性而导致这一目的的实现。人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人在历史必然性即统治人的经济力量面前，是缺乏创造性的。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在考茨基较晚的著作中更为明显。
考茨基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把人性理解成本能。社会发展和自然界的运动都遵循着客观规律，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考茨基却夸大了社会与自然的一致性，认为社会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
。这就导致了自然主义，即把社会关系自然化，把社会进程生物化。在考茨基的眼里，不仅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取决于自然界对人的制约，而且人性根源于自然环境。人性“不是经过历史发展变成了人的本性，而是人从那种历史过程开始时所具有的、从他的动物祖先遗传得来的本性”
。以此推论，动物界的生存斗争是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自然延续。“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自然界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形式而已。”
如此肤浅的认识表明，庸俗进化论被应用于历史认识，就会衍生出历史宿命论。如果按照这种历史观去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则只能会给机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如考茨基在《社会民主主义问答》一文中认为：“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政党，但却根本不是制造革命的政党。我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我们也知道，制造革命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的敌人也无法阻止它的发生。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发动革命或者准备革命。既然革命不可能按我们的意志发动起来，那么我们也极少有可能谈到革命将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情形出现。”
这实际上是幻想革命的烤松鸡会自动飞到嘴里来。
同样是利用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果，马克思却并未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以简单吸收，照搬到社会领域中来，而考茨基却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生硬地扯到一块，并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曲解成机械的决定论，这个理论教训是深刻的。
梅林、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则较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梅林反驳过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攻击，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僵死的对立的两极，并完全不否认思想的力量和意义。唯物史观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当某种历史现象一旦由于另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而形成的时候，它也要影响周围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但是梅林的《莱辛传奇》在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例如恩格斯就曾批评过梅林对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注意不够。
伯恩施坦曾经赞成巴尔特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并把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同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对立起来。梅林率先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伯恩施坦并不懂得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并把唯物主义同机械决定论混为一谈。梅林反对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
拉布里奥拉较为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实质。他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两篇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反对了宿命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因素论等错误思想。他认为：“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在一条事先已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
在反对把历史事件看作命定的进程的同时，唯物史观力图使历史过程的说明客观化。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因素论的方法，即“抽象地把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分解开来，并把它们破碎为构成统一整体的许多因素”，而另一种方法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这是唯一能够认识历史的方法，“它分析并分解各种因素，则只是为了从中再找到它们为达到最终结果而共同发生作用的那种客观必然性”
。
在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他所得出的三个结论。其一，在历史决定论的领域内永远不可能直接看出因果之间的联系。在意志的行为及其原因的背后隐藏着它们的起源，因而历史决定论要超越意识的狭小框框，在构成行为动机的基础的物质条件中寻找这些动机的原因。其二，唯物史观“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
。这就要求对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又加以综合。其三，为了从经济结构过渡到各种具体的历史过程，必须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也叫“社会心理学”，是指社会意识的特定的具体的形式。从拉布里奥拉的这三个结论中可以清楚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应是充分承认直接或间接的因果联系，承认经济现象和社会其他现象的复杂的统一，承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尽管拉布里奥拉把唯物史观表述为使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自然化”，但他强调指出，这仅仅是就客观性而言的，绝不能用动物的生命所服从的规律和原则来说明人类历史。他还特别强调人对自然的社会改造，强调“人为的环境”。“硬说这种环境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继续，这只是一种过于一般和抽象的，因而归根结蒂没有任何明确意义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称赞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本“不多见”的“好书”。而与这本书的发表日期几乎同时，普列汉诺夫也写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这部毫不逊色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在这部著作以及《论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元论同因素论的本质区别，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而且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他看来，因素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停留在抽象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上而回避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起源问题。唯物史观则主张在考察社会历史时，并不认为社会历史的因素是彼此孤立、纯粹抽象的产物。从本质上说，人们只是创造出一种历史，即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而这些社会关系是受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尽管对于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五项公式”（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的理论后人有诸多争议，但是他坚持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我们知道，拉法格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中把唯物史观和自己的立场称为“经济唯物主义”，尽管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但是这一提法客观上为攻击唯物史观的人提供了口实。普列汉诺夫认为即使是术语的混乱，也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歪曲。“‘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
为了驳斥庸俗“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唯物史观创始人的观点，论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特别是政治因素的作用。此外，他还分析了个人的历史作用以及其他各种偶然性因素在历史上所起的不可低估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导致“无为主义”、“宿命论”的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