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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造成了极坏的后果。修正主义通常被看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是正确的。但修正主义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理论现象，其特征和意义值得人们去深思。
修正主义在理论形式上并不摒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同马克思主义作战。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正统派”的代表、伯恩施坦的主要论敌，起初也被修正主义的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难怪伯恩施坦在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难之初，考茨基的态度曾一度动摇不定。考茨基在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的一封信中认为，像比利时社会主义的领袖王德威尔德之类没有理论的人还算不上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修正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论”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谙熟的，而且他们有着完备的修正主义理论。
“修正主义”中的“修正”这个概念的确定含义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背叛，但修正主义者故意混淆修正主义与通常修正的界限，认为马克思本人就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伯恩施坦列举了《资本论》序言中的两条原理：“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伯恩施坦认为这两条原理正是包含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削弱”。他进而认为：“
任何
任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的确，我乐于承认，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它们的意义和效力，并且无论如何比一些属于马克思学派但是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形成了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人更为重视，这些人认为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前提提出的原理有着持久的教条的力量，而不是承认它只有相对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修正主义偏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相对性，而教条主义则固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绝对性，这种两极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交织并存的，即使在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奥托·鲍威尔认为：“修正主义的理论不过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不过是马克思的学说第一次冲进愈来愈大的原来不属于它的领域时必然出现的贫乏。”
这一观点片面强调修正主义是作为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教条化的倾向）的反动而出现的，似乎修正主义是在填补马克思的学说所未曾涉猎的空白。倘若真是这样，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就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了。然而问题并非如此。
从当时与修正主义论战的情况来看，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维护了马克思的基本学说，认识到了伯恩施坦等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修正”。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和蔡特金等人都先后从各个角度反驳了伯恩施坦，特别是对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作了批判。从他们的批判和分析中将不难看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现实的问题入手，得到的却是不符实际的非正确的答案；从反对教条主义出发，却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极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无疑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既不可能也不希望去对历史发展的未来作出精确的预测和详尽的描绘。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新特征，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中民主力量的增强，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检验，是完全必要的，无可非议的。伯恩施坦捕捉到了一些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确实也看到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一些要根据新的社会现实予以发展的结论。可是他在试图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时，或者为了论证的需要，不仅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而且在马克思学说中制造对立，从而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或者以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为由，不仅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和“最终目的”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夸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并否定其科学内容。
在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中，最为幼稚的恐怕要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了。他把庸俗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把宿命论同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混为一谈，借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宿命论来批评马克思的历史观，试图为在社会经济过程的必然性之外去寻找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基础而寻找理论根据。他崇尚达尔文的进化概念，厌恶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将已被科学地改造过的辩证法因素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运用其合理形式去科学地考察社会现实问题的。辩证法中的革命性、否定性的可贵本质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相容的，毋宁说前者正好构成了后者的方法论中的核心部分。否定了辩证法无疑就抽去了革命理论的基石。不仅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而且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卢卡奇也正是针对伯恩施坦对辩证法的轻蔑而提出了历史主客体辩证法。
伯恩施坦与新康德主义有着内在的姻缘。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柯亨把伦理学唯心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把康德奉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先驱。这种把社会规律性视为来自意识本身而不是社会现实的先验唯心主义观点无疑使伯恩施坦产生了共鸣。他赞成“回到康德去”的口号，试图用康德的“批判精神”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康德的思想来改造社会主义，这同他贬低社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否认辩证法是异曲同工的。社会主义既然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主体要求、伦理冲动基础之上的，那么它的进程、途径、手段、方案等等则可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善良愿望。可见，用康德来改造社会主义是多么荒谬。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伯恩施坦深受庸俗经济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边际论学说的影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了庸俗的解释。特别是他步奥地利边际效用论者欧根·庞巴维克的后尘，把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科学抽象当作一种非现实的虚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剩余价值理论不过也是一种非科学的假设，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仅仅是以剩余价值为科学根据的，但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阶级矛盾的科学分析，主要是依据剩余价值理论展开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对立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说明了工人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而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连考茨基都承认这一点，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从这一科学地获得的信念出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在有各种对立阶级的社会里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决定的”
。离开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卢森堡著名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的标题正好击中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要害。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本来是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的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环节或过程，这两者的关系又始终是社会主义理论中争论不休的问题。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乎所有的领域进行的“修正”的理论动机和理论实质，可以说都集中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公式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伯恩施坦对“最终目的”尽管有多种解释，如特别是在为回答别人的批评而作的辩护时常常把“目的”解释为对未来社会的组织等作细节的描绘这样一种空想，解释为某种对未来不切实际的遥远的虚幻的追求，或者社会主义的“终极状态”，但是从他提出这一公式的初衷和他的整个思想倾向来看，他所谓的“最终目的”确实是指与“运动”即改良相对而言的“社会革命”。卢森堡、考茨基、倍倍尔、普列汉诺夫等人都针对伯恩施坦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的错误作了出色的批判。他们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并未放弃而是相当重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社会改良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机会，但是同时也始终不忘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社会革命或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
手段
，而社会革命是
目的
。”
“同伯恩施坦及其门徒论辩的问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
策略
还是那种
策略
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生产过程的日益社会化、国家监督的日益扩大、劳资关系的一时缓和，带来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迷信，以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就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卢森堡还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是与布朗基主义格格不入的，布朗基主义是要少数密谋者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却是要工人阶级自己夺取政权。在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国家避免崩溃而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伯恩施坦对“崩溃论”的否定态度也遭到指责。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的观点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然而这种根据仅仅限于英国，在其他国家却找不到。我们知道，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典型的国家，但是就它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方面的发展规律来说，它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国家。那里的劳资关系非常缓和，有较深的“博爱主义”传统。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权力。马克思曾在19世纪70年代就说过，在这样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仅仅是可能，因为并没有排除灾变。伯恩施坦对当时的和平形势过于乐观，这已为后来频频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酿成的社会革命所嘲讽。
当然，伯恩施坦在促使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方面有过功绩，如蔡特金认为：“伯恩施坦是有巨大功绩的，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详尽的、科学的讨论。”
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施坦的过程中也说过，伯恩施坦的一系列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
。尽管如此，伯恩施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不正确的回答。
在这场论战中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也表现出一些理论上的不足。比如卢森堡关于“最终目的就是一切”
的表述有走入另一个极端之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
的判断也过于武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