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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纯粹从书斋里孵化出来的理论学说，人们并不关心其命运如何。因为它既远离历史又脱离现实，无所谓遇到“挑战”、“危机”之类的问题。然而对于反映时代精神，关系人类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则始终关注其历史命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工人运动状况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现实的波澜掀起理论的狂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爆发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大论战。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思想巨匠辞世后，他们所创立的学说第一次被他们的学生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来评判。牵动第二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神经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估价是否过时？伴随这一问题，他们还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期相比，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这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发展到了垄断阶段。马克思在世的时代，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资本主义是资本的残酷竞争，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工人状况的惨不忍睹，以及经济、政治的危机四伏，资本主义的灭亡似乎指日可待。然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新的措施和调节手段，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能力，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欧洲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暂时的和平繁荣景象。于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是否过时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与上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相联系，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状况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德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中心，而且也是爆发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论战的中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壮大，获得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党在19世纪70年代末的选举中已获得超过10％的选票；80年代末，党在选举中已获得50多万张选票。1890年1月，德国政府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开始采用自由主义的“新方针”，对无产阶级采取“温和”的政策。2月，党在选举中获得将近150万张选票，取得了巨大胜利。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的提高，造成了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假象。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对比也出现了有利于前者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已经能够更多地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进行合法斗争。此外，先期出现的各国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法国的可能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和福尔马尔主义也泛滥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出现的怀疑暴力革命的观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论断是否过时的问题也被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
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促使人们不仅认真思考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策略这两个最敏感的问题，而且涉及与此密切关联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性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据、社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科学与价值的矛盾，等等。
对于上述问题，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恩格斯在世时，虽然已在“国际”内部出现了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就上述重大问题还未形成两军对垒的明朗格局。由于恩格斯的逝世，第二国际内部失去了伟大的革命领袖和理论权威，遂使原来形式上较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迅速出现分裂。一方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口号，借口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需要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而“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他们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以此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新时代》分庭抗礼。与伯恩施坦联袂并呼应的，有路德维希·沃尔特曼、施陶丁格尔、大卫、海涅、康普夫麦尔、艾斯纳以及大部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则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人和一批主要的理论家为核心的“正统派”，其中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正统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修正主义者发起了攻势猛烈的反击。由于论战双方处在理论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因而各自展示的观点十分复杂。
第二国际后期所出现的这一理论现象是否表明马克思主义真正遇到了危机？
当时面对伯恩施坦等人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指责，普列汉诺夫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不无伤感地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着危机，我为此难过极了。”
这句话表明了当时第二国际许多左派理论家的心态。这种心态应是很自然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指责，远远要比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的攻击对人们的震动大得多。更何况发难者又都曾是恩格斯的密友或学生，是一些一度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应该肯定伯恩施坦等人提出的问题大都是现实中所存在的，然而由于他们未能全面把握时代的特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才往往得出了既违背现实又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相抵牾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个别结论，可能会被历史发展所修正，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东西却并未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的确，第二国际内部存在着的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倾向，在富于生机活力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死板僵化。但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东西，应当同别人附加的、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不符而又名之曰“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伯恩施坦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发难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们只是把庸俗马克思主义置于极为困窘的境地，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存在危机。所以，真正可以称作危机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庸俗化的东西和教条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马克思主义学说都要经受严峻的考验。在依据现实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偏差乃至谬误，即便是那些理论素养较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较为坚定者也会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反击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同一性质的、极为艰巨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预言历史进程的每一个变化，仅仅固守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并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第二国际的左派理论家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也暴露了许多不足，并且对后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克思的学说被后人进行多种解释乃至全面的“修正”，肇始于第二国际后期。理论是在论争中发展的。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论争作一番考察，同样对理论的发展大有裨益。对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内部爆发的论战中所出现的五花八门的观点作一些透视，无疑会获得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