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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马克思同恩格斯手挽手向旧世界宣战时，他们还只是欧洲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马克思生活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传播的时期，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并力图深入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中去的时期。
在马克思主义生前的头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并不处于支配地位，它只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之一。马克思一生中，曾不断与各种敌对理论斗争。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社会主义者”和魏特林主义；40年代末，在经济理论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批判1848年欧洲革命中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代反对拉萨尔主义；70年代反对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主义。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和思潮的代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自己的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立。这种斗争不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各种思潮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敌对理论之间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优点是，争论的双方旗帜鲜明，观点明确，分歧清楚，不像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往往模棱两可，难以捉摸。
历史赋予马克思的使命，不仅要创立一种科学的理论，而且要把这种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如果说，当代斗争的特点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的话，马克思时代的特点则是挤进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家的工人早已进行了斗争，如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和各种经济斗争。各种性质的工人团体甚至政治性的组织也已出现。19世纪上半期的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达到了高潮。但在当时，整个工人运动缺乏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理论作斗争。无论是早期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克利盖，反对魏特林，反对蒲鲁东，还是后来反对拉萨尔、巴枯宁，集中到一点就是力图把各种宗派主义、空想主义、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
恩格斯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斗争的实质。他和马克思为什么对微不足道的杜林如此重视呢？原因在于杜林把已被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的东西重新复活起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
空想
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
19世纪，在马克思生活和战斗的英、法、德诸国，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马克思凭借什么力量，能够逐步击败自己的理论对手，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指导思想呢？他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他是一位贫病交加，被统治者迫害的流亡者。马克思在理论斗争中，没有渗入任何非理论的因素，而完全是凭借真理的力量。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这是马克思的名言。马克思击败敌手，正因为他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和条件给予了科学的说明。它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最容易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所理解。
这是真正的理论斗争，而不是权力之争。失败者没有被流放、被驱逐、被判刑，而是丧失了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斗争的结果是留下一系列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等以及一大批评论和论文。这是真理对谬误的胜利。这种胜利没有窒息真理，而是发展真理。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前进的。
19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的时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步一体化，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论形态。
当然，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已经开始了。亨利·库诺说：“早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对马克思学说的古怪的篡改和解释曾多次出现，特别是在法国。”
例如，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晚年，就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狭隘地、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主义非常不满，以至他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真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始作俑者应该首推第二国际后期的首要人物伯恩施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