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道路，是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从费尔巴哈进一步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出发点。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中，通过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逐步转向黑格尔。

一、从厌恶黑格尔到转向黑格尔

转向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30年代，是德国哲学领域中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当时一些有头脑、有作为、追求真理的年轻人，都为黑格尔哲学所吸引。费尔巴哈就是这样。费尔巴哈于1824年由海德堡大学转到柏林大学，正好黑格尔在此执教。黑格尔的渊博知识和深邃思想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住了费尔巴哈，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新天地。到柏林大学不久，他在写给自己父亲的信中欣喜地赞扬黑格尔：“亲爱的父亲！虽然我不过才听了四个星期的课，但收益却已经多得无可估量。听布道讲学时一知半解，感到晦涩，至少觉得是根据太薄弱的地方，我现在听了黑格尔的几次讲演后，都已能了解得很透彻，并且也看得出这道理的必要性；本来在我身上仅仅像火绒一般微微燃烧着的东西，现在却觉得很快就要燃起熊熊火焰。别以为我弄错了。为求知欲所鼓舞和在受过道布这样人的培养后，已经有了准备和训练了自己的思考能力的人，来到黑格尔这里，在听了几课以后，就感到他的思想的渊博和深邃的强有力的影响，是完全自然的事。而且黑格尔讲学极为明晰易懂，不似他写的著作那样佶屈聱牙；因为他极其注意听众的理解力。但最令人敬佩的是他阐述某一观念时，虽然也掺入些普通的概念，不甚严格地遵循哲学的程序，以阐发他的思想，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须臾不离问题的症结处。” 他赞扬黑格尔像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一样有“天才”。他还写信告诉他哥哥，他已“从神学转到哲学”，“哲学的嗜好保证了我的哲学才能。我在这里，在柏林，比之以前，已经大大进步了。人的进步，哪里也没有比在思想上来得快。思想一旦解除了藩篱，便成为一股洪流，不可遏止地把我们不断冲向前去” 。除了美学外，费尔巴哈在柏林大学听了黑格尔的全部讲课，《逻辑学》甚至听了两遍。当然，费尔巴哈并不是无条件地崇拜黑格尔，不久以后，费尔巴哈便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中最致命的要害，即颠倒思维和存在、逻辑和自然的关系提出了疑问：“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怎样？是不是如同逻辑对自然的关系呢？凭什么理由可以从逻辑的范围转到自然的范围呢？这相互转化的不可避免性的原理又何在呢？” 而且提出：“黑格尔哲学对现代和将来的关系如何呢？” 这说明费尔巴哈已经开始思考整个黑格尔哲学的问题。费尔巴哈走的是一条由神学到哲学由转向黑格尔到反叛黑格尔的道路。

就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复费尔巴哈的道路，不过是在更高的形式上。费尔巴哈是入宝山而空回，而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却获得了费尔巴哈所没有获得的硕果。

马克思于1836年10月由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当年轻的马克思只身来到柏林时，黑格尔虽然已经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仍然有着强烈的影响。柏林大学当时是黑格尔主义的中心。黑格尔本人从1818到1831年，曾在这里讲过学。他死后的一段时期，许多讲座仍然是由他的学生们主持。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黑格尔哲学。相反，他在波恩大学，一度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转到柏林大学初期，仍然喜欢文学。他在一首诗中说：

我要占有

一切最美好的神赐。

我要大胆地钻研科学，

掌握音乐和艺术。

同当时许多倾向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青年一样，马克思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对美妙的诗歌的爱好，胜过对黑格尔的抽象的思辨哲理。他曾把对燕妮的思恋，倾注在诗歌之中。马克思的文学才能是卓越的。他在1837年写了题为《狂歌》的两首小诗（《小提琴手》、《夜恋》），1841年1月在《雅典神殿》上发表时，赢得了报纸的赞扬和鲍威尔的鼓励。马克思还写过一个剧本《乌兰内姆》（第一幕），写过讽刺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19世纪30年代末，虽然德国古典哲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柏林，特别是柏林大学，哲学的气氛仍然很浓。一个民族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是不会轻易丧失的。在马克思就读的法律系，爱德华·甘斯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甘斯和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之间的争论，已经超出纯法学的范围，而进入哲学的领域。法的历史学派是极端保守的。他们反对法国启蒙主义者，反对他们援引自然法来论证改革现制度的必要性，他们以所谓法的历史观点来对抗自然法，强调普鲁士的法律应该以习惯法，以传统的德意志法为根据来进行改革，而不能以承认普遍公民权的革命法律为样板。甘斯作为立法依据的是绝对观念。他认为法应该体现绝对观念，但是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并没有完美地体现这一点，它必须不断地发展，使具体的立法能与法的本质相符合。这种关于立法依据的争论是个哲学问题。马克思在法律系学习，吸引他的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法哲学。马克思正是通过甘斯，通过法哲学的研究，逐渐发现黑格尔哲学思辨的魅力。

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偶然性也往往会起作用的。马克思学习历来刻苦，1836年初在波恩大学时，就因为过分劳累而病倒过。转到柏林大学后，马克思在思想探索的崎岖小道上更是奋力攀登：

我要勇往直前，

永不休息，永不偷闲，

切莫呆呆地沉默不语，

无所希求，无所事事！

切莫无言和畏怯地

从低轭下面爬过，

要知道渴望、心愿和事业

仍然会留在我们身边。

不停地钻研，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使马克思又一次受到病魔的袭击。他遵从医生的建议，迁居到柏林郊区风景优美的施特拉劳休养。生病对一般人来说是休息，可是马克思却在休养期间，从头至尾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并开始结识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组织，是由几个大学讲师、文学家和中学教员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是柏林大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多洛亭高级学校近代史教员科本，以及柏林军官学校的地理教员阿道夫·鲁滕堡，等等。马克思参加了“博士俱乐部”，虽然当时年不过20，但以其独特的才能，深邃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头角崭露，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赢得了尊敬。比他年长九岁，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布鲁诺·鲍威尔，对他刮目相待。莫·赫斯把他看成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的结合，是“唯一的伟人”，“真正的哲学家”。

“博士俱乐部”在没有蜕化为柏林“自由人”之前，在批判宗教，传播激进的政治观点，力图从黑格尔哲学引出革命结论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这些结合在“俱乐部”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风华正茂，激情满怀，在咖啡馆里无休止地争论黑格尔哲学，勇敢地批判宗教教条，捍卫信仰自由、出版自由。

投身到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马克思，也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修改和补充他父亲写的关于天主教教会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科伦冲突的文章；写过讽刺卡·菲·费舍的《神的观念》的小册子——《该受鞭挞的费舍》；批判波恩大学神学教授海东梅斯，并打算同鲍威尔合作创办一种哲学期刊——《无神论文库》。

正是通过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马克思从讨厌黑格尔的“稀奇古怪的调子”到“再钻进大海”，即转向黑格尔，从黑格尔深刻的思想海洋中吸取智慧。

二、一个重大的转折

马克思的才能是卓越的。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已经显示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冷静地考察现实的才华和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高尚感情。但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不是中学时期，而是他进入柏林大学以后同黑格尔思想的接近。

马克思对自己转向黑格尔是非常重视的。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也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在转向黑格尔以后内心的激动。他在信中一开头就说：“在生活中有着这样的时刻，它给自己消逝了的时光立下了界碑，同时又明确地展示出新的方向” 。这说明，马克思当时对结识青年黑格尔分子，转向黑格尔哲学估价很高，把它看成是标志自己新方向的界碑。

的确，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个转折。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领域和最富有成果的辩证法，雄踞于哲学殿堂，成为“哲学之王”。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人。他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把矛盾看成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没有黑格尔哲学，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使得年轻的马克思有可能运用辩证法来总结自己起伏不定的思想，大大缩短了摸索的过程。

马克思曾倾向过康德和费希特。但是他通过研究黑格尔哲学，发现在应有和现有即理想和现实的问题上，黑格尔的看法无疑比康德、费希特更富有启发性：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中飞舞，

翱翔到遥远的国土，

而我却只想透彻地理解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

康德和费希特把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理想是脱离现实的，在太空中翱翔的愿望，它高尚纯洁，一尘不染，可是软弱无力。黑格尔虽然也沉醉于思辨之中，但富有历史的现实感，他反对康德和费希特把应有和现有对立起来。他在《小逻辑》一书的导言中，就不点名地批判了康德：“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 他还冷嘲热讽地说：“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达到了‘应当如此’的程度，哪里还有他们表现其老成深虑的余地呢？” 黑格尔强调的是应有和现有的统一性，“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 。

马克思正是以黑格尔关于应有和现有的统一为依据，对自己在柏林大学一年来的学习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批判了在柏林第一个学期的诗歌创作。他不是从文艺的角度，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评价，责备这些诗把主观理想同现实对立起来。说在这些诗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而一切模糊不清的东西失去了界限。攻击着现实，空泛的和飘摇不定的情感，毫无自然性，一切是凭空虚构出来的，把实在的东西同应有的东西完全对立起来，修辞上的思索代替诗歌的意境。”

马克思不仅对送给燕妮的最初三本诗歌，从哲学角度进行了自我批判，而且对自己一年来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试图建立法哲学体系所遇到的困难，同样进行了总结。马克思不仅听甘斯和萨维尼的法学课程，并且阅读了大量有关法学的著作。他研究萨维尼的《占有法》、恩·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殷根海姆的《法规大全》、米伦布洛赫的《立法原则》，甚至准备通过钻研法兰克福国王们的法令和罗马教皇给国王们的信来研究德国的法律。马克思在研究中，感到头等重要的事是钻研哲学。为了深入法学基本概念的本质，他曾试图创立法哲学。但是，这种试图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存在着应有和现有的对立。他说：“这里首先一个严重障碍正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产生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开头我搞的是我慷慨地名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概念的定义，这一切都是模仿费希特的” 。

黑格尔哲学中吸引马克思的是它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在创立法哲学的尝试中，发现正是数学论证形式，“一开始就成为了解真实事物的障碍”。因为采用这种方法，“主体围绕着事物跑来跑去，发出这样那样的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却没有形成为一种多方面展开的活生生的东西” 。马克思认为，研究法律、国家、自然哲学等等，“必须从发展方面细心研究客体本身，决不应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在地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发现自己的统一” 。这说明马克思已抛弃用抽象的理念衡量现实，而是采用了“到现实本身中寻找观念”的黑格尔的方法。当然，这种把探讨事物看成是发现事物理性的观点，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强调事物的理性是矛盾的东西，主张“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的看法，是辩证的。

马克思从1837年转向黑格尔哲学，但不是无条件的。在1837年11月10日那封著名的信中，马克思告诉他父亲，虽然他过去厌恶黑格尔哲学，但现在要回到黑格尔哲学，“不过这次却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物质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学习剑术，而是在太阳光下检验一下珍珠的成色了” 。马克思不是要学习黑格尔思辨的“剑术”，而是要在太阳下检验珍珠的成色，即对它进行验证。马克思年轻时制定的这条原则，预示了他同黑格尔的关系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虽然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政治上，马克思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生长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莱茵地区，受到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熏陶的马克思，政治上是激进的，而青年黑格尔派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哲学观点上，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许多人在自我意识与现实关系问题上，从黑格尔退回到费希特，而马克思则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应有和现有辩证统一的思想。这些分歧，开始还是处于萌芽状态。但这是原则性的分歧，根本政治立场和方法的分歧。这些分歧随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蜕化而不断扩大、深化，终于导致以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

三、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运动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思想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中同样起了重大作用。

恩格斯是从参加青年德意志运动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活的。但是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同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矛盾。青年德意志分子是软弱的。1835年他们的著作被禁以后，转入颓唐、消沉，或多或少抛弃了政治斗争，专门从事文艺工作。而恩格斯在清算自己的宗教信仰，批判神学的斗争中，不可能限于文学，必然从文学进入哲学，只有从世界观的高度，才能彻底驳倒神学。因此，恩格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脱离青年德意志运动而投身到青年黑格尔运动。

在恩格斯的这一转变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起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研究了《耶稣传》，得到了帮助自己彻底清算宗教信仰，转向无神论的思想武器。

1839年下半年，恩格斯给朋友的信中，一再谈到施特劳斯：“我现在是一个狂热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此刻请到我这里来吧。此刻我有武器、盔甲和盾牌，我感到自己充满信心；来吧，尽管你有你的神学，我也会把你打垮，会把你打得无处可逃。” 他很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我是藏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翅膀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诗人。” 他赞扬施特劳斯是个奇妙的青年，是个天才，机智无与伦比，他的论点是完全驳不倒的。正是施特劳斯关于神话起源的学说，使恩格斯解决了理性和信仰、宗教和科学的矛盾，进一步转向无神论。

但是，施特劳斯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恩格斯清理自己的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成为了恩格斯转向黑格尔的纽带，“多亏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 。

恩格斯接近黑格尔主义，正是黑格尔体系分裂的时候，他态度明确，拥护青年黑格尔派，反对老年黑格尔派。他批判老年黑格尔，说“谁也不象黑格尔自己的学生那样多地损害了黑格尔”，“我不会成为象辛利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他赞扬青年黑格尔派，说“只有少数人，象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才无愧于他” 。

在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中，恩格斯重视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他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他明确宣布，“我应该吸取这个宏伟的体系的最本质的要素”。恩格斯对《哲学史讲演录》很感兴趣。一连几个星期，埋头阅读这本著作。恩格斯也精心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每晚必读。这本书的雄伟有力的思想紧紧抓住了恩格斯。

在黑格尔的思想影响下，恩格斯的观点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充满了辩证法。他反对那种把历史传统奉为神圣，对它顶礼膜拜的反动历史观，相信历史是曲折上升的。他形象地把历史比做“螺旋形”，从一个看不见的点慢慢地开始自己的行程，然后越转越大，越转越快，每转一圈都更接近于无限。历史发展是曲线的，无止境的，绝对静止的状态是没有的。这种发展观，是以哲学的形式反映了变革普鲁士国家的政治要求。

恩格斯越投身于青年黑格尔运动，他同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矛盾就越来越大。他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史讲义〉》一文中，批判了荣克的折衷主义态度，对青年德意志的思想进行了清算。这篇文章标志着恩格斯同青年德意志的最终决裂。

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德意志看成是两个对立面、两个极端，认为前者已经兴起，后者已经没落。他说：“‘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处于高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

恩格斯对这场斗争，态度明朗。他虽然参加过青年德意志运动，但认为这个运动已成为过去，应该与之决裂。而荣克却采取折衷主义态度，一方面认为，青年德意志是“整个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另一方面，“顺便也还得给黑格尔一点适当的地盘”。荣克的确是两条心，一条心在黑格尔方面，另一条心在青年德意志方面。他左手抚摩着黑格尔的哲学，右手抚摩着肤浅的、华而不实的非哲学著作，即青年德意志的文艺作品。他不是老老实实地抛弃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中的一种，而是要“发现黑格尔学派的左派最适合同青年德意志称兄道弟”。恩格斯尖锐批判了这种态度。他说：“在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思想斗争中间，总有一些只有滚在污水里才会感到非常舒服的糊涂虫。” 其中一个，就是荣克。

恩格斯站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对青年德意志重新作了评价。他不仅反对荣克把青年黑格尔派同青年德意志派扯在一起，而且也反对夸大白尔尼的影响，说白尔尼对谷兹科夫、文巴尔克有比较长久的影响，而对青年德意志的影响并不大。他还对青年德意志运动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论：“文学运动大踏步地前进了。这个派别远远落在这个运动的后面，大部分青年德意志分子的空虚便暴露无遗了。”

恩格斯虽然此时思想上已转向黑格尔，但他到柏林之后才开始结识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博士俱乐部”出版的《艺文》杂志的封面上，曾经与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名字并列，刊登过恩格斯的名字。当时他用的笔名是奥斯渥特。这说明恩格斯同原来博士俱乐部成员科本、布尔、梅因、鲁滕堡有来往。

恩格斯在柏林服役时，正是新即位的德皇威廉四世加强思想控制，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对青年黑格尔派严厉镇压的时候。1841年11月，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受聘到柏林大学讲学，就是普鲁士政府从思想领域中反对黑格尔主义的表现。

这不是一场纯哲学的斗争，而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斗争，是当权的封建势力和新兴势力在政治、宗教方面进行的斗争。恩格斯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很清楚。他说：“如果你现在在柏林，随便问一个哪怕关于精神对世界的统治一无所知的人，那个正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因而也就是争夺德国本身的统治权的舞台在哪里，他会回答你说，这个舞台是在柏林大学，即在谢林讲授启示哲学的第六讲堂。”

年轻的恩格斯密切注视这场斗争。1841年11月15日，他特意到柏林大学听谢林讲授“启示哲学”，并在听谢林讲课不到一个月，即12月中旬，以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的名字，发表了第一篇反驳谢林的文章——《谢林论黑格尔》。随后，在1842年春天，又发表了两本匿名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和《谢林——基督哲学家》。当时年仅22岁的恩格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反对谢林斗争的最前列。

恩格斯捍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了谢林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攻击。

谢林在他的讲演中，对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家黑格尔，对青年黑格尔派甘斯、费尔巴哈、施特劳斯、卢格，以及他们的机关刊物《德意志年鉴》，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他一笔抹杀了黑格尔及其学生们的哲学，把黑格尔哲学几十年间在德国的传播，描绘成一连串的谬谈和白费时间。他口头上不得不承认黑格尔的功绩，实际上采用种种方式极力贬低他，把黑格尔排除在伟大思想家的行列之外。

恩格斯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又很年轻，当时刚过20岁，但他敢于蔑视哲学界的庞然大物谢林，站在维护黑格尔辩证法的立场上。他说：“我是在维护一个已经去世的人”，还明确宣布：“我们的任务将是保卫伟大导师的陵墓，不让它遭到凌辱。我们不怕斗争。”

恩格斯也反击了谢林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攻击，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功绩。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哲学引上了广阔的社会舞台，使用这个武器来对反动封建制度进行斗争，并且把黑格尔哲学中的进步因素同它的反动政治结论区分开来。在恩格斯看来，完全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忠实于黑格尔的原则，同时摒弃了他的结论。

历史上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学说，都会受到来自截然相反的左右两方面的批评。黑格尔的学说也不例外。恩格斯以费尔巴哈和谢林为例，分析了他们对待黑格尔的两种相反的态度。谢林完全站在旧事物的立场上，在他看来，黑格尔走得太远了；而作为青年黑格尔代表的费尔巴哈，站在比较激进的立场，认为黑格尔陷进旧事物太深，离新事物太远了。这说明恩格斯在捍卫黑格尔问题上，态度明朗，但对黑格尔哲学本身采取的是一种分析态度。

除了围绕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外，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理性和科学。谢林反对科学和理性，鼓吹神秘的启示，宣扬宗教信仰，企图再度使哲学回到中世纪的地位，沦为神学的婢女，把基督教奉为绝对的、终极的真理。谢林对人的理性是蔑视的，他认为人的理性连一根草的存在都不能够证明，它的一切证明，论据和推理是谁也诱骗不了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神的理性相比。他还攻击哲学，抽掉哲学赖以立足的基础——理性。恩格斯在《谢林——基督的哲学家》这本小册子中，尖锐地抨击了谢林的这种非理性主义，指责他这样做，是企图倒转历史，回到德国的美妙时光，那时理性是信仰的俘虏，世俗的智慧像奴婢一样地服从神学，服从神的智慧，并变成了神的智慧。谢林反对理性，露骨地宣扬蒙昧主义，是德国封建制度垂死挣扎的反映。

恩格斯一马当先，冲杀在反对谢林的战场上，不仅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引起了哲学界和进步报刊的强烈注意。连当时的反动报刊，也不得不承认恩格斯的著作击中了正统派的要害。

恩格斯自从发表了批判谢林的著作后，更加关心哲学的斗争。他致力于研究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他到柏林大学旁听黑格尔学生们的讲课。在当时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中，恩格斯受到大家的推崇。他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兄弟埃德加·鲍威尔，共同创作了《横遭迫害、又奇迹般获得解放的圣经》的小册子，以诗的形式，再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对反动派的斗争。有趣的是，其中不仅对在革命狂飙中如闪电雷鸣的马克思颂扬备至，而且对走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左边”、无论何时何地“都坚决而凶狠”的恩格斯的高大形象进行了描述。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当时也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他对谢林的斗争，就根本观点来说，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他反对谢林的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高度赞扬人类的自我意识的伟大力量，认为自我意识比天地间一切东西都强而有力，能够战胜一切阻挡它前进的敌人，胜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在当时的恩格斯看来，只有理念，只有人的自我意识才是全能的。

但是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也存在分歧。整个青年黑格尔派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认为仅仅通过批判，就能改变现存的封建秩序。在他们看来，批判是推动一切、改变一切的力量。而恩格斯反对这种看法。他在离开青年德意志加入青年黑格尔运动之后，就提出了要把黑格尔和白尔尼结合起来，并认为这是时代的任务。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是伟大哲学家，白尔尼是政治实践家，把他们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形象的、艺术化的说法。

恩格斯深刻理解现实，对发展观念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相信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更加勇猛地抨击普鲁士封建制度，而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脱离当时反对普鲁士制度的政治斗争，沉湎于夸夸其谈的所谓纯批判之中。这样，思维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手，以及日后同马克思的合作，这就使这两位出身不同、受教育不同、个性也不尽相同的年轻人走到一起，成为创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死与共的战友。 BPU4KjMzhL+TXsGhV5lI7bVf5YXGnGSpyLGWDlPtTDfKhh2VsYfvhodnXme66B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