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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思想体系，是单纯的科学体系还是批判体系？是仅仅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封闭体系还是不断与外界接触，与其他思想体系碰撞、交流的开放体系？我们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论。
同历史和现实中任何学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强大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它从19世纪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小小学派，发展到席卷全球，成为当今信奉者最多、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根本原因在于：它把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彻底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都贯穿着这种精神。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公开申明“
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判性，表现在它反对那种把旧制度、旧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理论，反对一切为旧制度辩护的学说。它用彻底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多层次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对抗，考察它的产生和演变，说明它的暂时性和改变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只适用于对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它则是非批判的，是一种保守的、自我辩护的理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批判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凝固的，不需要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也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都混同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显然存在与社会主义本性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态度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反思，摈弃错误的、过时的政策和措施，真正探求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
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学说。它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各种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时，它也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恩格斯和列宁都提出过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问题。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非教条化的、批判的态度，即反对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顶峰”，敢于用新的原理代替个别已经过时的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批判精神，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生命活力。
批判精神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批判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是非不分、调和折中的温顺的马克思主义。这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在以往的一段时期内，迫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理论界的导向是倾斜的。真正敢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是非得失的人不多。马克思主义的利剑尘封土掩，一度失去了它的批判精神。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便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这个论断至今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重新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队伍。我们党需要大批在理论战线上始终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战士。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表明，它是一种批判理论。但它的批判性是同科学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一种科学理论。就它的理论来源说，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就它的内容说，它是以事实为根据，以规律为对象，深刻地揭示了自己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就它的验证来说，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具有双重功能：既可证实也可证伪。它通过预期目的实现证明其正确性；也通过预期目的的一再失效证明它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最可靠保证。
西方有些学者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的论断。它们创造了种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企图以此来贬低马克思主义。例如，科拉科夫期基说：“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种宗教的作用，它的功效具有一种宗教的性质。但它是一种漫画式的、伪造形式的宗教，因为它把它那世俗末世学充作了宗教神话所不想自封的科学论体系。”
存在主义者卡缪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把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和最成问题的空想救世论混合在一起”
。罗·塔克尔声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不是他想成为的那种社会分析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学家或宗教思想家”
。罗素则把共产主义信仰同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列为世界上的各大宗教，认为它们“全是虚假而有害的”
。
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宗教学说是蛊惑人心的荒谬类比。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同神学家们宣扬的“千年王国”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无神论的，它反对任何宗教学说。宗教尽管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但它使人沉迷于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而不是教人抛弃需要幻想的处境。把马克思主义比做宗教，就是彻底否定它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体系具有开放的性质。在历史上，凡是企图建立一个完整体系的思想家，都力图把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凝固化，把它说成是最终的、最后的绝对真理。即使像黑格尔这样伟大的辩证法家也不例外。
西方某些学者也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恩格斯描绘为封闭体系的构建者。例如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把恩格斯看成是黑格尔封闭体系的仿造者。他说：“老黑格尔建立的体系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倾向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还说：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勾画成像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那样的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体系”
。
封闭体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相容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致卢格的一封信中，他就公开声明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嘲笑那种认为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的看法。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企图创造最终真理体系的德国大学生们，尤其是对杜林进行过猛烈的批判。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只需运用永恒真理，而不必再发现新的真理的地步，那就意味着历史和认识已经停止在一点上，这是非常荒谬的。他说：“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
。
就马克思主义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而言，它不是自我观照，而是面对实际，面对世界，即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不仅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如此，而且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永远注视现实，关心和研究自己时代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和重要命题，都如同张开着的口袋，它随时准备通过概括新的经验使它得到发展和充实。
就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关系而言，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批判地吸收了他们先驱者们的宝贵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它也要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即使是在当代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也不能采取简单拒斥态度，而是要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某些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认真研究，借以扩大自己的视野。每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的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孤立而走向枯萎。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放性质还表现在，它正确对待自己，从不故步自封，自诩为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达到终点，而是处于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未完成的思想体系，它的发展永远不会终结。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
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正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不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它会不会重蹈历史上某些思想家的覆辙？不会，根本保证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植根于实践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持久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没有停止过创造性的研究。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根据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实践经验为依据公开宣布自己某个论点已经过时，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自己理论的彻底科学态度。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实践之中，强调创造性，因此后继有人。历史上不少学派，随着缔造者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会如此，它有着最广大的群众性的实践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特别是死后，涌现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但有些西方学者把教条化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例如麦克莱伦说：“马克思要求他的追随者们不仅要去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但他们在这方面愈是获得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愈是倾向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教条。”
他还武断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对它的亿万追随者们成了一种单纯是信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它可以为最后胜利提供保证，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一种日益与马克思原来思想大相径庭的东西，演化成一种与异端观念——正如人们所常说的修正主义——相对立的教条主义思想体系。”
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被教条化的危险和倾向。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单纯依靠行政权力和行政命令来推行马克思主义，比较容易犯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错误。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不可克服的。社会主义实践最具有创造性，也最需要创造性。仅仅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或别国的模式，都很难建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教条化的僵局，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防止教条主义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强调创造性，强调与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会不会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所谓“变形”，即它的后继者离缔造者的原来思想越来越远？西方不少学者鼓吹这一点。例如他们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东移，以农民为基础的、绝非无产阶级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显而易见地表明，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联系正变得愈来愈远”
。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纵的角度看，一个学派的后继者同它的创始人的理论之间会出现差别。如儒家经过汉唐、宋明的演变，显然不一样；从横的角度看，同一种思想体系在其他国家的传播，也会发生变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的佛教不完全相同。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每个时代的特点以及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文化传统。但这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能简单类比。如果说，以往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意识形态变化，往往表现为特定阶级的思想家们，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而对原来的思想体系进行改造、重构，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被纳入人类对真理认识的范围，它表现为科学知识的新的积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沿着它的缔造者开辟的真理道路前进，它更加接近客观真理，而不是远离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