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理论思维中，传统同样是一个巨大力量。它既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又可能转变为发展的障碍，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它。马克思不仅善于继承传统，而且勇于创新，突破传统。

马克思是崇拜费尔巴哈的，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派。早在1842年3月20日和1843年10月13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和自然主义提出了异议。

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的看法上，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又同时不断地摆脱这种影响，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费尔巴哈的烙印和马克思天才的思想闪光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而总的趋势是由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创立的过程。

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费尔巴哈的影响是重要的。但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在转述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论点之后，含蓄地、未加点名地对他进行了批评，指出：“ 人 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 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 。并且在论述人类解放的条件、任务，以及哲学的任务时，不是笼统地论述一般的“人”，而是形成了明确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

1844年的《手稿》是一个重大转折。恩格斯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手稿》是恩格斯逝世后很久才整理出版的。由于马克思开始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前进了一步。

马克思当时仍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提法，但赋予了新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不是由于自然属性的共同性，而是由于生产劳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还说：“通过实践创造 对象世界 ，即 改造 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 马克思抓住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劳动，从而正确处理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为生产本身就是社会性活动。人的劳动和消费，“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 存在方式 来说，都是 社会的 ，是 社会的 活动和 社会的 享受” 。不仅物质生产是这样，即使从事脑力劳动，如科学研究之类，形式上是个人的，实际上是社会性的活动。因为不仅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所以马克思强调说：“个人 是社会存在物 。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 共同的 、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 是社会生活的 表现和确证。”

马克思抓住了人的社会本质，也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费尔巴哈虽然反复强调自然是感性存在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肯定人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依赖无机自然界，而且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这种依赖的范围越广阔。但是，马克思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提出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即人们通过生产，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但是直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在批判和清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时，虽然在许多地方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分歧。相反，往往沿用和借助费尔巴哈作为批判的武器。

1845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之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都突出费尔巴哈，这说明原来推动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为他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酵母的费尔巴哈，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正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抛弃了以前对费尔巴哈的过高评价，并针对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的观点，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著名论断。随着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随着生产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人的本质也不断发生变化，这就排除了永恒不变的人性，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写了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最富有成果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把《提纲》中的论点发挥成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应该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是对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批判”，是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 。因此，我们当前在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时，必须记住费尔巴哈只是“中间环节”。我们应该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高度，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哲学应该研究人，这当然正确。其实何止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文学都要研究人。唐诗名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说的是无人，实际上是有人，至少春潮、急雨、野渡、孤舟的画面，表现了主体（作者）对客体（特定环境）的感受。

但仅仅说哲学要研究人，并不足以说明它的科学性。

黑格尔的哲学以绝对观念为对象，形式上是唯心的，但内容是现实的。他通过绝对观念的发展，研究了道德、伦理、法、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

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形式上是现实的，但关于这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根本没有谈到，因而内容是贫乏的。18世纪的启蒙学者，例如狄德罗甚至说：人是唯一的点，一切事物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而又复归于这一点。可是在历史领域中，他们终究还是唯心主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还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因此，要研究人必须研究人的现实活动（即物质资料生产），研究人的各种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以及研究支配它的客观规律。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从现实的人出发，进而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研究了阶级斗争、革命和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概括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基本规律排除在“人”的研究之外，就有可能重蹈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覆辙。

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打上了费尔巴哈的烙印。在他们当时看来，一种制度的优劣，是依据它同人的本质异化和符合的程度来衡量的。因此马克思说：“ 任何 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 还给人自己 。” 恩格斯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说：“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

人性不能是历史的尺度，我们只能以历史来解释人性，而不能以人性来解释历史。以人性为尺度，只能是主观的、任意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18世纪的启蒙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而空想社会主义则认为共产主义最美好，它符合人的善良本性。每一个哲学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人性的设想，来判断哪一种制度是适合或不适合人的本性，完全排除了对历史的客观研究。

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生产关系的准绳，提供了判断历史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从而把整个历史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科学提高到了科学水平。因此毫不奇怪，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规律后，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把根据人的本质判断一切，同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的关系来观察一切作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并对格律恩信奉的“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 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所谓“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复归”这个命题，不是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表述，而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根据的。马克思后来抛弃了这个看法。

人类的历史不是人性异化和复归的历史。原始社会（人的本质和存在一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共产主义（人性复归），这样一个三段式，似乎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但三段式并不是真理性认识的必然标志。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是构造图式的“拐杖”。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各种生产方式的更替是向上发展的。虽然其中包括局部的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向前的。无论生产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道德面貌的变化都是如此。即使从劳动者的地位来说，从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到半依附的农奴、农民，到大工业中的工人，也是不断改变的。原始社会不是“黄金时代”。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虽然各个领域中逐步出现异化现象，但随着生产力发展，随着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力和社会自身能力的加强，人的本质日益显示它的丰富性。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它的全面发展的本质是新的生产关系和高度发展生产力的产物，它有待于培养和教育，而不是“复归”。原始社会的人的本质，并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观念，它自身并不包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丰富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最根本的是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实质和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对抗矛盾。而这种异化的根源不是人性，不是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而是存在于确凿的经济事实之中。

共产主义不是人性的复归。共产主义者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改变旧的分工，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是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是基于“人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全抛弃了早期对共产主义论证的人本主义烙印，明确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 。还说：“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 。并嘲弄了那种把“深信‘ 人 ’，‘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 作为论据的“真正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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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是非常公正的。即使随着他们思想成熟，对费尔巴哈的评价相应地发生变化，但还是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正如马克思晚年以眷恋的心情谈到黑格尔这位“伟大老人”一样，恩格斯晚年也怀着崇敬的心情，肯定在欧洲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我们肯定费尔巴哈的历史地位，但不回到费尔巴哈。

（原载《哲学研究》，1981（8）） LA3mMfrM4xeawSjmu6Zddn1gHGQPAKKADHEw50Y9Eacfu8eHvytKfoWb6TvA1l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