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的两个转变中，起了纽带和桥梁作用。马克思开始是借助于费尔巴哈，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早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恩格斯就指出这一点：“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过了40多年以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重申了这个观点。 列宁也曾经概括过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道路，指出马克思是由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走向新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黑格尔是出发点，费尔巴哈是桥梁，因此马克思早期，对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态度不一样。寻找一个出发点，总要经过摸索。马克思对黑格尔，在波恩大学和刚到柏林大学时是厌恶的。他不喜欢黑格尔的“稀奇古怪的调子”，嘲笑他的思辨性。只是在参加博士俱乐部，结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鲍威尔、鲁滕堡之后，才转向黑格尔，决心“再次钻进大海”。而对费尔巴哈则不同，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出版，马克思就热烈欢呼它的解放作用。这是因为当时黑格尔哲学解体，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力图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又找不到出路，陷于极大矛盾之中，费尔巴哈为他们指明了一条道路。这就叫桥梁作用。如人过河，苦于无船，忽然发现一座桥，其兴奋是难以形容的。因此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吸收费尔巴哈的思想来批判黑格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费尔巴哈搭起了一座唯物主义之桥。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作用，把人本主义仅仅看成是对唯物主义的肤浅、不确切的表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唯物主义，但并不是所有的唯物主义都是人本主义。应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战斗的唯物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唯物主义的最大成就。它不仅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而且在反对宗教，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中，以人来代替自我意识，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继承了这个传统。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构成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主要是从1841年开始的。恩格斯晚年曾回顾了这段历史，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过程。 当然，1841年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就马克思来说，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时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恩格斯反对谢林的斗争，也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上的。但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比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前进了一步。它不是在黑格尔体系的范围内，而是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站在唯物主义立场看待宗教，这为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最初的逻辑起点：“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 。

马克思是在主编《莱茵报》时，开始自己的两个转变的。他在《莱茵报》时接触到的客观现实，同他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的观念发生了矛盾，而焦点是国家问题。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看法，把国家看成是理性的体现。而实际上普鲁士国家竭力维护林木所有主的利益，并使摩塞尔地区农民陷于贫困破产。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于1843年在克罗茨纳赫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这本著作不仅书名同费尔巴哈在1839年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极为类似，而且马克思使用的论点和方法，也明显地反映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费尔巴哈认为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同神学一样，都是颠倒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他致力于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受到这一论断的启发，并把它运用于考察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他说：“假如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末他就没有必要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 还说：“黑格尔把谓语、客体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把它们同它们的真正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实在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对象……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于是神秘的理念便成了这类体现者。”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鼓吹君主立宪制，否定人民主权时，运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宗教的论点，说：“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也运用了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概念。不同的是，不是用于考察宗教，而是用以考察国家。他说：“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 。“ 君主制 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观点，国家也是一种异化。正如宗教是人创造的、反过来奴役人一样，国家也是如此。国家就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宗教领域。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有相似之处。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所谓完成转变，也是相对的。主要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提出了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诉诸革命、诉诸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完成转变的根本标志。但如果就对这些问题的论证来说，仍然有着费尔巴哈的烙印。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心目中的典型是法国；人类解放，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可能从客观经济本身来论证这两种革命的区别和衔接，而是把它们看成消除人的异化的不同阶段：“ 任何 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 还给人自己 。” 但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它没有消除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相反它加深了这种异化，因为它“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 利己的 、 独立 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 公民 ，变成法人” 。而且只有人类解放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使个人在自己的劳动中、在个人关系中，“成为 类存在物 ” 。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当时还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而是以无产阶级“表现了人的 完全丧失 ，并因而只有通过 人的完全恢复 才能恢复自己” 为论据的。

“德国唯一 实际 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 这个 理论出发的解放。” 马克思这一概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联系。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费尔巴哈用以对抗宗教的人本主义命题。马克思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既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使人成为人，“ 必须推翻 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 一切关系 ”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命题中，引出了革命的结论。

1844年的《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既标志着马克思从办《莱茵报》开始的两个转变的基本结束，又是马克思创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科学体系的开始。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是高度赞扬的。他说：“只是从 费尔巴哈 才开始了 实证的 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喧嚷， 他的 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这种过誉之词不是偶然的。它不仅出于对布鲁诺·鲍威尔之流贬低、抵制费尔巴哈的抗议和批判，确实也反映了马克思当时的思想状况。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来到巴黎，在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仍然保留有费尔巴哈的影响。这在《手稿》和关于经济学的巴黎笔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马克思当时认为：“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 费尔巴哈 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 。的确，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手稿》中，虽然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范畴，并详细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各个方面，但仍然保留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族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观点，并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各个经济范畴。例如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就说在这里，“不是 人的本质 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 。“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 人类尊严的侮辱 ，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同样保留有费尔巴哈的痕迹。马克思已经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已经发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分析了私有制的运动，并断言“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 私有财产 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可同时又把共产主义表述为消灭人的本质和人相异化，“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 人的 本质的真正 占有 ” ，“是人向自身、向 社会的 （即人的）人的复归” 。这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提出的人类解放是消除个体和类之间矛盾论点的继续。

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交织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以及对经济范畴的道德评价，虽然是瑕不掩瑜，但确实反映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不够成熟的特点。 KNg6Thj3Rbtx53d3OZmN70L8hsvf4vGO0WPF/UEO9F/l3oWS+V1jjAfJfGLLF5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