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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即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和1847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思想同成熟期思想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主要不是结合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验证、发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而是偏重于对他们先驱者们思想的吸收、改造和批判。因此同费尔巴哈的关系，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当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关系了。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20世纪30年代初全文发表后，西方开始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关于人道主义的研究，浪潮越卷越大。在这种思潮中，存在两股完全相反的趋向：一种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和各种“马克思学”，它们根据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费尔巴哈因素，企图以人道主义来钝化、歪曲、溶解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出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地位、价值、全面发展，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这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问题。我们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但不能拒绝对人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这种革命性的理论表现：它不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而是对使人受屈辱的现实的抗议；它不是双手合十的哀求，而是无情的鞭挞；它不是使人升入天国的幻想，而是幻想在人间建立天国。他们关于“人”所说的一切，越是采取抽象的、普遍的形式，越是富有“弹性”，似乎具有“永恒”的价值。实际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足点是个人。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有着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无产阶级终究不同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终究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因此，我们考察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作用，必须区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费尔巴哈主义，紧紧地把握住由费尔巴哈向马克思主义的前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