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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折比前一个转折更为深刻。马克思从异化到异化劳动，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从人自身、从人的个体和类的矛盾来论述异化的影响。这两个转折是同一过程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而它的交错线就是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源头与其说来自黑格尔，不如说来自费尔巴哈。因此，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发展，同整个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开始面向黑格尔，后来转向费尔巴哈，最后大大地超过前人，创立了自己的新的世界观。而在异化问题上，他开始接受的是费尔巴哈的影响，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才注重黑格尔的异化观。他透过其神秘的外壳，看到了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辩证法的伟大之处；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外化的扬弃中吸收了合理的内核。这两种思想流程似乎是逆向的，实际上却是统一的。马克思关于异化思想的发展——由费尔巴哈转向改造黑格尔的异化观——是总体中的一个片断，它说明马克思在经由费尔巴哈走向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即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重新估价黑格尔的辩证法。
个体和类的矛盾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核心。他正是用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来批判宗教，反对思辨哲学，并把解决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矛盾看做是消除社会弊病的途径。马克思在欢呼费尔巴哈的思想解放作用时，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他的异化理论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马克思清算黑格尔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费尔巴哈这一观点的运用。马克思把政治领域比做宗教领域，说它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的普遍性的上天，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个体和类的矛盾，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他说：“政治领域是国家中的唯一国家领域，是这样一种唯一的领域，它的内容同它的形式一样，是类的内容，是真正的普遍物”
。这就是说，在国家领域，社会成员通过共同的政治活动而成为社会存在物，而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变成自己的目的。正如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为宗教一样，人在政治生活中也把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为虚幻的共同体——国家。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著名论文中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论述，其中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沿着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这一思路展开的。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彻底的解放，因为它并没有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相反加深了这个矛盾。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即人在政治领域中成为有主权的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主义的、独立的个人。这种人是无教化的、非社会的人，失掉了自身的人，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作为类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人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即公民权，这是参加国家共同体的权利，是同别人一起才能行使的权利；另一部分是同公民权不同的所谓人权，即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例如财产权，这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
。这两种权利的区分正是个体和类的矛盾的反映，只有人类解放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人类解放不仅在政治生活中使人成为类存在物，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使人成为类存在物。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
类存在物
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正是在寻求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时，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远远超出费尔巴哈的重大变化。他不仅突破了费尔巴哈的民主主义局限，提出了人类解放问题；而且发现，要使人类解放，必须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使人从私有财产和金钱下解放出来。马克思的《手稿》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手稿》的突出成就，就是不再从人自身、从个体和类的矛盾中探求异化，开始把着眼点转移到经济分析、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把私有制看成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把各阶级利益的敌对看成是阶级社会结构的基础，把劳动和资本对立的激化看成是私有制必然灭亡的内在根据。无论是对异化劳动的根源、表现的分析，还是对异化的扬弃的预言，都是以经济分析为依据的。年轻的马克思虽然思维敏捷、才智过人，但他并不是先知，而是殚精竭虑的探索者，他要不断消化和清洗从历史传统中吸取的东西。事实上在《手稿》中，仍然残留着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矛盾这一观点的痕迹。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看法不同于费尔巴哈，但还是把类本质和人相异化看成异化劳动的表现之一；而且在解释共产主义时，即使降低了个体和类的矛盾的地位，把它和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并列为历史之谜，还是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人向自身、向
社会的
（即人的）人的复归”
。这是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的观点的另一种表述。
处于急剧变化过程中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他在许多地方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说：“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
是社会存在物
。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
共同的
、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
是社会生活的
表现和确证”
。并且明确指出，“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
各不相同的
”
。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不会因为异化而成为非社会存在物，成为彼此孤立的“社会原子”。发生异化的不是个体丧失社会性，而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成为统治人的力量。
我们重视《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充分估价异化劳动理论的成就，但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我们不应该做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考古学家。把未发表的手稿放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之上，把青年时代的著作放在后来的著作之上，像挖出土文物一样去“发掘”马克思自己否定了的看法，未必正确。我们应该做比较解剖学家，通过分析、比较，探求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
自觉地彻底清除费尔巴哈的影响，是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的。马克思同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相对立，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一著名论断。这无疑是针对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观点的。这样，马克思就根本扭转了从个体中、从人自身中寻求人的本质的方向，从而把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即从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探求人的本质。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找到了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生产力，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做了比较明确的表述。
毫无疑问，《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手稿》的基础上前进的，它吸收了《手稿》中许多重要观点，但在异化问题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清洗了残留的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的观点，明确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这一根本转折带来了许多重要观点的变化。
马克思继续发挥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观点，但抛弃了把劳动看做人的天性、看做人自身的目的以及把劳动和维持人类生存对立起来的观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看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在任何社会中，劳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类生存的手段。问题在于谁占有生产资料，劳动果实属于谁。即使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作为
个人
谋生的手段，但它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马克思也改变了对社会形式和人的本质相互关系的看法。当马克思仍然保留费尔巴哈的影响时，他把社会关系看成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本质的客体化。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地表述了这个观点：“如果在考察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存在的这些社会形式看做人的本质的实现，看做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末家庭等等就是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
这样一来，全部人类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就不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根源于人的类本质的自身展开。抽象的“人”成了主词，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成了主词中包含的宾语，一切都潜在于“人”的本质之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把这种被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做了进一步的展开：“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并且尖锐批判了把人的社会关系看成人的本质产物的观点，“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在这里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
本性
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关系像对于平等的意识一样是历史的产物”
。整个历史证明，人的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即使是与人俱存的自然本性——饮食男女，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只有根本无视茹毛饮血和山珍海味、架木为巢和摩天大楼、群婚制和一夫一妻制的重大差别，才能把它们概括为永恒不变的吃、住、性。只要稍微正视一下它的内容，就可以看到它对生产方式发展的依赖性。
马克思也抛弃了以人的本质作为评价社会尺度的观点。以人的本质为尺度，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评价的色彩。我们并不否认道德评价。对剥削制度的义愤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情操。没有批判的激情，就没有激情的批判。道义上的谴责，从人类历史看，往往是引向从科学上把握的先导。但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来正确的东西，在理论上未必正确。因此，马克思在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之后，重新解释了他使用的“人的”、“非人的”这些用语，使之科学化：“‘人的’这一正面说法是同某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上
占统治地位
的一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同样，‘非人的’这一反面说法是同那些想在现存生产方式内部把这种统治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满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图相适应的，而这种意图每天都由这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不断地产生着。”
人生活在一定环境中，而环境又是由人的活动改变的。构成社会环境的最根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矗立其上的全部上层建筑。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这一论断，是个人与实际生活条件冲突的神秘化的表述，说到底无非是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危机，形成了不利于人类发展的环境。马克思打了一个生动的譬喻：“从大海里运到库弗尔格拉班的鲸鱼，如果它具有意识的话，当然会把这种由‘不顺利的环境’所造成的境遇说成是和鲸鱼的本性相矛盾的”
。我们不能再回过去按照人本主义观点来看待“真正的人”和“异化的人”、“人”和“非人”这些范畴，不能在现实的人之外去寻找一种“完全的人”、“真正的人”、“类本质和个体相一致的人”。费尔巴哈认为：“人，完善的，真正的人……一般的人只是那一点也不排除本质上属于人的东西的人。”
马克思发现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虚弱性，所以他说：“哲学家们关于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荒谬的判断，只是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关系和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的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
《手稿》把消灭异化和废除私有制结合在一起，这是个重大突破；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根据他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做了更深刻的论证，提出了生产力的问题，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作为消灭异化的实际前提。他强调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
贫穷
的普遍化；而在
极端贫困
的
情况下
，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
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发现，丝毫也不贬低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关系是人的相互关系。离开人的生产方式，如同离开生产方式的人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揭示这条规律，并不排除对人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而是把这种研究全部转移到历史唯物主义轨道上。
哲学应该研究人，但研究人的哲学不一定都是科学的哲学。对迷信可以采取科学的态度，对科学可以采取迷信的态度。研究梦的人不一定是痴人说梦，而研究天象的却可以搞占星术。问题在于如何研究。现代外国哲学中的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就是例证。
“我们研究的是现实的人。”的确，我们都力求这样做。人只有一种——现实的人，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不是两种人，而是研究人的两种观点和方法。因此，从研究的趋向中，就可以判明立足点是抽象的人还是现实的人。
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做过明确的界说：“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
。因此要研究现实的人，就必须研究人的社会，研究制约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列宁说得很对：“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
个人
，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
。凡是撇开人的社会关系去追求人的永恒价值、永恒不变的本质，从人自身中引出人的价值、权利等等，就是研究抽象的人。这种“人”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费尔巴哈的“‘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整个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都证明，“天赋人权”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事实；人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权利和尊严。当然凡是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彻底改造不合理现实的客观依据，应该是
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
，而不能求之于永恒不变的人性。
共产主义不是人性的复归。共产主义的新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人性的复归是美好的文学语言，糟糕的哲学语言。一代新人的培养，不能依靠向内用力，唤醒人的潜在的良知良能；而应当在改变各种不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从外面灌输马克思主义，进行精神文明的教育。在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观点。当前人们对人性复归的追求，是对“文化大革命”政治严寒极端厌恶的思想折光。尽管抽象人道主义的温言暖语能给心灵带来暂时的慰藉，但不见得是增强肌体、愈合创伤的良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驳斥了青年黑格尔派对他在《德法年鉴》中的文章的曲解，批判施蒂纳不从现实的个人的现实异化和异化产生的经验条件中来研究现实的人，而是“用关于异化、
异物
、
圣物
的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纯经验关系的发展”
。但是，马克思反对的是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异化观，并没有抛弃自己确立的异化劳动理论，而是清除了附在上面的费尔巴哈杂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继续发挥了《手稿》中关于物的异化、劳动异化、人和人相异化的思想，从生产到流通，从资本、剩余价值、商品、货币中都看到了异化现象，并论述了异化问题；但不是从个体和类的矛盾出发，而是把它看成是由生产力所制约的生产关系，是由工人死的劳动物化的、支配和制约工人的一种物质力量。
马克思的异化观的两次转折，经历了从异化的客体进到主体，又从主体回到客体——分析经济关系——的过程。在这个演变中，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思想。正如人们不会抛弃世代取得的生产力一样，在理论领域中，人们也不会抛弃已经取得的真理性认识。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把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片断孤立起来而加以膨胀、扩大，应力求全面把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