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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捕捉时代的根本问题
人类认识的进展就是不断解决老问题和提出新问题。任何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包含提出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它的价值，取决于提出问题的大小以及答案中所蕴含的真理性颗粒。即使暂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能提出问题就是一种历史的功绩。《手稿》正是一本捕捉住时代的根本问题并试图给予正确回答的书。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暴露出它的各种弊病。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特别是在它居于统治地位之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始终存在。但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理论家能正确地提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问题，当然也找不到答案。
封建阶级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来抨击资本主义。他们企图倒转历史车轮，重新返回到封建社会。例如，代表法国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抓住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某些问题，把自己的图谋复辟说成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英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这部著作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虽然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把倒回封建社会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答案。
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正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他们虽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但颂扬小生产而反对资本主义大工业，企图恢复旧的过时的所有制关系，把资本主义社会拖回被理想化了的小生产方式中去。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把社会经济重心放在小生产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可以消除。
资产阶级的“人道学派”和“博爱学派”，虽然对无产阶级的苦难表示“关怀”和“同情”，但根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矛盾。他们既安抚工人要他们好好劳动，又劝告资产者节制自己的剥削热情。一句话，他们要资本主义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要资产者，但不要使资本主义社会瓦解和革命化的无产者。他们把缓和和掩盖矛盾，当作矛盾的解决。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巨大历史功绩，是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把无产阶级仅仅看做社会的溃疡，把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对立起来，因而对问题的提法和解决仍然是抽象的、空想的。
马克思是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他开始注视的是德国的现实，但不局限于德国的现实，很快把视线转向英国和法国的斗争。马克思说过：“如果想从德国的Status quo［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形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
时代上的错误
。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状况，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
马克思超越了德国的现实，超越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把视线集中在他那个时代的“焦点”。在1842年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马克思看到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已成为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共产主义是当前时代的重要问题。在1844年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并认定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
《手稿》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这时已开始经济学的研究。在批判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以经济学语言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使命和解放途径问题。
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根本问题，而且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作用。无产阶级是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科技革命是缓和还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途径何在？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事实证明，历史的进展并没有勾销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问题，而是使它变得更加突出。这也是《手稿》举世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寻求新的答案
问题同对问题的回答是不可分的。没有问题就没有答案，但问题提得正确不见得答案一定对。整个人类认识史表明，对同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即使一个思想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同一问题的回答也可以变化，这表现为认识的深化或转折。《手稿》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努力探求新的答案，成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个人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创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统治地位的产物。每个时代都蕴含着特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主体意识中表现为该时代的重大问题。阿克顿勋爵说：“要研究问题，不要研究时代。”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没有离开时代的问题，也没有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时代。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时代，而把握时代就要研究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在解决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中产生的，它的成熟程度的标志集中地表现在对问题的分析和回答中。
在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之前，马克思在德国期间着力回答的问题是德国“往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包括当时各种改革家在内，对这个问题普遍存在糊涂观念，没有正确的答案。他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
其实，马克思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不是很清楚的。正如当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一样，马克思昂首翘望的是经过1789年革命的法国，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为“使人复活”的革命，力图在德国实现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以自由的制度代替专制制度，建立一个共和国。可是经过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对历史，特别是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封建制度，它复活的不是人，而是市民社会成员。法国的道路并不是德国的出路。
到达法国巴黎之后，经过一定时期的观察、研究和接触，马克思所要回答的不是德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而是德国获得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问题。他满怀激情地问道：“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
现有水平
，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
人
的
高度
的
革命
呢？”
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德国不应该是按照法国士兵步伐操练的笨拙普鲁士士兵。它期待的不是法国已经达到的，而是即将达到的。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德国已开始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
可是到这时为止，马克思主要是从德国的角度提出问题，答案也是关于德国的。虽然马克思高瞻远瞩，在特殊问题的回答中包含着一般，即关于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但终究具有浓厚的德国色彩。特别是马克思这时还未研究经济学，以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哲学推论，代替了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哲学思维成为普照之光。
从《手稿》开始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手稿》是马克思在1844年春《德法年鉴》停刊后，集中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成果。《手稿》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学的。苏共马列研究院把这部《手稿》定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手稿》自身的客观内容。正因为马克思突破了纯哲学的领域，从哲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手稿》提出的是新的问题，寻找的是新的答案。
《手稿》提出的问题已跨出了德国一国的范围。正如前面所说的，它问的不是德国向何处去，而是人类向何处去。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问题：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问题。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地租和劳动者三者的分离，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本质和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就不可能提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同样，马克思对问题的回答，主要建立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在《手稿》序言中，嘲笑布·鲍威尔这类“不学无术的评论家”，空谈纯粹的批判，强调自己进行的是“实证的批判”，是以经济事实为依据的。他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马克思把视线转向经济的分析。他认为整个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然在
私有财产
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他分析了工业中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矛盾；分析了农业中的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必然以垄断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而当农业完全资本主义化后，也必然以同样的形式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这是《手稿》的一个重要结论。马克思把“谜底”放在经济中，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寻找答案，这是一个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变化。
《手稿》不单纯是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涉及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广泛的哲学领域。特别是它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同对它们的哲学思考融合在一起，力图从哲学角度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论证。
《手稿》的一个新趋向，是无论研究经济问题还是哲学问题都是同寻求时代问题的新答案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为轴心，初步地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点。霍泽利茨在评论《手稿》时说：“这一手稿看来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研究经济学问题的著作，它是经济关系尚未定型为独立领域，而同哲学、政治和社会心理学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著作。虽然马克思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其他著作也包含有丰富的非经济的，特别是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材料，但这一手稿可能是涉及社会科学最广泛的范围，并且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将他的思想联成一体的著作。”
这个意见无疑包含合理的因素。
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并不是先验的逻辑结构，而是马克思在寻求对资本主义时代根本问题新答案中逐步形成的。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经济分析为依据，才能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使命和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全部答案的谜底在经济之中，但对这谜底的揭示，又离不开正确的哲学指导。《手稿》是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的雏形。
（三）在探索中前进
《手稿》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前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成熟的著作还是不成熟的著作？人们总喜欢这样提出问题，也期望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抽象的悟性思维方式，而不是辩证的理性思维方式。它着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必然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但作为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并不是以既成的形态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客观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而从主体来考察，表现为马克思的持续的科学活动。科学活动的特点是探索，没有探索就没有科学。
《手稿》并不是孤立的著作，它是马克思科学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任何创造性的科学活动一样，它不可能完全撇开传统——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也不会局限于传统。离开传统就没有前进的立足点，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因此处于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手稿》，新旧理论和观念的交织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发展过程，仅仅在《手稿》中寻章摘句，必然各取所需，执其一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我们都可以发现《手稿》具有探索性的特点。
宏观考察是把《手稿》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手稿》是由三个手稿组成的未完成著作，它包括一些摘要、评述和独立的阐发。它在结构上可能是不完整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上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因为三个手稿是由一个总的根本问题串起来的。
问题是判断一本著作的重要依据。一本著作的成熟程度和价值，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提不出任何问题的著作，在理论天平上的读数是零。
我们说不能把《手稿》评价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为它提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尽管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中蕴含着这个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清楚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毕生着力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总问题，决定了《手稿》中的经济学观点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尽管亚当·斯密、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派的泰斗，学识渊博，成就卓著，而马克思当时年仅二十几岁，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刚刚起步，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已经开始超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原因在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服务的，而马克思却力图从经济学的研究中探求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和获得彻底解放的根据。站的高度不同，理论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也必然不同。因此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自以为有答案的地方，马克思总是不断地发现问题。
同样，《手稿》中的哲学观点也不同于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曾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手稿》中的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但是由于马克思致力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使得马克思突破了德国思辨哲学的局限，把哲学问题同无产阶级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话，那么马克思着力创造的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使它由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由面对自我转向面对自我之外的世俗的现实。在《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辩证法问题、认识论问题、历史观问题的阐述，都贯穿着消灭异化，扬弃私有制，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内容。
可是《手稿》又不是一部完全成熟的著作。它对自己所提问题的回答还没有达到科学形态，而是表现为一种探索。这并不难理解。提出问题和对问题的正确回答不是同步的。从人类认识史来看，总是问题在前，而科学的答案往往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有的长达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即使是当时处于思想急剧变化，殚精竭虑进行研究的马克思也不会违背这个认识规律。
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的著作相比，《手稿》对问题的回答是不成熟的。它一方面求助于经济学，力图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探求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经验根据，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人的本质，把私有财产的产生和消灭，纳入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图式之中。恩格斯在谈到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说过：“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
恩格斯对于自己1844年思想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1844年写作《手稿》的马克思。
从微观角度考察，《手稿》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理论。它内容丰富，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各个领域的成熟程度也不是一致的。简单用成熟或不成熟来进行判断，很难概括它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生长在富于哲学思维传统的德国。到1844年，他已经进行多年的哲学研究。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肩上，他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又超过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种关系在《手稿》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的哲学命题。可是就经济学的研究而言，马克思还属于起步阶段。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了它们的语言和规律，它的最重要成果表现为对经济学的哲学思考，从中得出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结论。
即使就每个领域而言，它包含着许多命题和判断。它们的成熟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是科学命题，有的是旧的理论观念的残痕，也有的是兼而有之：旧的术语中包含着新的内容。
因此在《手稿》中，问题和答案之间，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并没有浑然一体，而是存在某种矛盾。这不是逻辑矛盾，它是处于探索过程中的必然表现。马克思在克服矛盾中前进。